《真实幸福探秘：一场经济学中的革命性突破》作者布鲁诺·S.弗雷是幸福研究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真实幸福探秘：一场经济学中的革命性突破》的幸福研究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它结合了经济学和心理学，通过经验证据证明，推翻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这也是经济学的革命性所在。作者的研究思维严谨、视野辽远、极富创见，提供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分析视角、思路、方法，《真实幸福探秘：一场经济学中的革命性突破》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和有趣，所含的信息量也很大，这些都是学习、教学、科研和生活的极好参考。

《真实幸福探秘：一场经济学中的革命性突破》作者布鲁诺·S.弗雷是一位幸福研究的行家里手，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勋爵的话说，他是该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弗雷先生著述颇丰，领域极广。《真实幸福探秘：一场经济学中的革命性突破》是其又一力作，是对先前幸福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弗雷教授的研究思维严谨、视野辽远、富有创见，这也使得《真实幸福探秘：一场经济学中的革命性突破》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实证分析。《真实幸福探秘：一场经济学中的革命性突破》的分析绝非黑板经济学，玩的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把戏，而是注重经验研究，以调查数据为“原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机器加工”，所生产的学术产品，实用可信。

二是注重学科交叉。人的幸福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必然涉及心理学的方方面面，单纯进行经济分析难免片面，甚至难以解释行为的心理动因。如果能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特别是心理学的养分，无疑分析也会更有说服力。

三是展示学术创新。作者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或视角，如程序效用和结果效用的区分，产品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位置外部性等等。作者对广为人知的“痛苦指数”的批评，也很有见地。特别是作者一再强调，经济学中的效用概念，完全可用心理学中的主观幸福感来测量。由此，就彻底颠覆了效用不可测量的传统观点，这也是《真实幸福探秘：一场经济学中的革命性突破》声称的革命性的原由所在。

《真实幸福探秘：一场经济学中的革命性突破》的很多见解，对于扭转当下中国经济增长而快乐滞涨的困境，也很有现实意义。

第一篇 幸福研究的主要发展

第1章 关于幸福研究

 1.1 为何研究幸福？

 1.2 文献

第2章 幸福与效用的关系

 2.1 客观效用和主观效用

 2.2 测量个人幸福的方法

 2.3 评价

第3章 收入对幸福的影响

 3.1 幸福与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

 3.2 收入和幸福随时间变化

 3.3 国家之间的收入和幸福差异

第4章 失业对幸福的影响

 4.1 个人失业

 4.2 失业的整体影响

第5章 通货膨胀和不平等对幸福的影响

 5.1 通货膨胀

 5.2 不平等

第二篇 进一步的幸福研究

第6章 公共领域

 6.1 民主制度

 6.2 联邦制

第7章 自我雇佣和志愿工作

 7.1 自我雇佣产生的幸福

 7.2 志愿工作者的幸福

第8章 婚姻和幸福

 8.1 婚姻理论

 8.2 实证分析

 8.3 结论

第9章 观看电视

 9.1 电视过度消费

 9.2 文献

 9.3 估计结果

 9.4 结论

第10章 程序效用

 10.1 概念

 10.2 程序效用的来源

 10.3 经济领域中的程序效用

 10.4 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程序效用

 10.5 程序效用与结果效用之间的关系

 10.6 结论

第11章 错误预测效用

 11.1 错误预测效用的来源和结果

 11.2 为何没有或极少有人学习？

 11.3 影响

第12章 公共品价值

 12.1 测量方法

 12.2 比较可选择的方法

 12.3 恐怖主义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12.4 结论

第三篇 幸福研究对于政策的重要性

第13章 幸福政影

 13.1 大众媒体

 13.2 “积极心理学”

 13.3 经济政策

 13.4 政府应当承担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的责任吗？

 13.5 应当增加税收减少位置外部性吗？

第14章 幸福和政治制度

 14.1 直接政治参与权

 14.2 分散的政治决策

第15章 一场经济学革命

 15.1 方法

 15.2 理论

 15.3 政策

 15.4 革命只是开始

除了以上讨论的五种方法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测量方法。社会生产函数方法就是其中一种，它区分了普遍的情感目标、行为确认、身份地位、舒适和刺激，并通过测量它们，反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这种方法通过构造方程模型（Nieboer，L,inden：berg，Boomsma，and Van：Bruggen 2005），已经得到了运用。目前，还有一些其他的测量方法正在研究之中。很明显，没有一个单一的方法是完美的，而且评定各种各样的方法是否有效，还必须依据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评判：这些方法试图说明的是什么，它们使用的目的又是什么。

目前，从事幸福研究的大量经济学家，他们正在运用自陈的生活满意度调查报告分析问题，这种报告的效果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理想的效用测量。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这种调查报告进行跨国比较时，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有保留的态度。纵观不同国家的生活满意度报告，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相似，然而，有时会存在显著的不同。例如，欧洲晴雨表调查显示，在丹麦的被调查者中，64％的人说“非常满意他们的生活”，但是仅仅只有16％的法国人认为如此。对一些学者来说（Kahneman et al.2004a；：Kahneman and Riis 2005），这些国家间的幸福感的差异大得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种情况也已经遭到质疑（Helliwell 2006b）。有时，如果重复进行同样一组国家的横截面研究，那么对于具体国家生活满意度水平的高低，即使不用自陈的生活满意度调查报告，而是运用幸福方程组，也可以得到解释。如此，在研究综合变量与主观幸福感间的相关性时，估计具体国家的常数项是可能的。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还有一个潜在的缺陷，也就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为的“幸福”的含义，或许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比起运用调查方法得出的答案，运用健康测量方法（例如，临床抑郁症、食欲不振、睡眠缺乏）得出的答案较少是主观的，提供的结果也类似于运用幸福测量得到的答案（Luttmer 2005）。

实践已经证明，就许多任务而言，运用测量自陈生活满意度的方法，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特别重要的是，对于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研究，效果更是如此。对于经济理论中使用的个人福利概念来说，目前，自陈的生活满意度是一个经验近似概念，也是一个最容易得到的经验近似概念。

如果我们运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幸福函数（microeconometric happiness function），那么可将主观福利建成模型。这个函数必须通过序次probit，模型或有序logit模型的估计，因为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由于使用级别不同（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是1～10级，在欧洲晴雨表调查中是1～4级，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中是1～3级），它是不连续和受限制的。然而，在许多例子中，经验已经显示，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是一个很好的近似，并且人们也更喜欢运用这种方法，因为估计的系数是较容易解释的（Eerrer-i-Carbonell and Frijters 2004）。

将真实幸福感作为潜变量（1atent variable）。为已知变量，例如社会人口统计、社会经济特点，以及制度在时间t约束个人i。模型使得我们可以单独分析每一个与自陈的主观幸福感相关联的因素。在很多与幸福相关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已经得到成功的应用。现在，幸福回归分析的成果，已经被反复运用在成百上千的实证研究中。最近，学者已经采用了一些先进的方法，解释非随机的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以及未被观察到的特征，都被记在误差项s中，它们是潜在偏差的来源。然而，在被调查者的回答中，许多错误都是随机产生的，因此不会偏离估计的结果。偏差问题常常真实地发生于以下几个情况，包括问题排列的顺序、问题表达的措辞、实际的心情等。

然而，非抽样误差并非总与所关注变量（variables of interest）不相关。关于估计误差，有一种观点（Bertrand and Mullainathan 2001；Ravallion and Lokshin 2001）认为，存在未被观察到的人格特质问题，这种特质会影响社会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存在人们会如何回答主观幸福感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可能使得推断变得模糊不清。例如，对于从事志愿者工作的人来说，他们自陈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Argyle 1999；Meier and Stutzer 2008；参见后面的第7章）。但是，志愿服务本身并不必然让人生活得更为幸福。如果外向的人常常提供了更多的志愿服务，我们还要考虑到作为外向的人，他们往往也自陈了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水平（DeNeve and Cooper 1998），如此，观察到的相关性就会出现偏差。除了部分相关的无偏估计问题之外，随后还有因果关系的问题。提供志愿服务可让人生活更加幸福，但是也有证据清楚地表明，较幸福的人更愿意增加他人的幸福（Myers 1993）。因此，观察到的部分相关，它也可能意味着较幸福的人乐于从事更多的志愿工作。由此可见，因果关系的方向不是很容易就能确认的，甚至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结论同样如此。来自定性研究方面的信息，或以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形式表现的信息，它们二者对于解决因果关系问题是必需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重新调查同一群体的人，那么时不变（time invariant）特性的影响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在纵向或面板分析中，对于每个人考虑一个特定的或“设定值”（set point）的幸福感（Clark et al.2006：Easterlin 2005）是可能的。在经历了一个积极的或一个消极的体验后，人们往往会回想起他们幸福的特定底线水平。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妥善处理痛苦体验的，如有害的事故、离婚或一位深爱的人死亡（Stroebe and Stroebe 1987；Pearlin and Schooler 1978）。

P27-29

现在的学术作品，曲高和寡者多如牛毛，而雅俗共赏者少似凤毛，得到著名经济学家梯若尔和伊斯特林力荐的本书，可归属为后者。作为阳春白雪的内行，可以来此看门道，本书具有学术性——严谨的方法，如实证分析、学科交叉；作为下里巴人的外行，也可来此看热闹，本书充满趣味性——百姓的话题，如升官、发财、婚姻、失业、涨价、看电视、当老板等经济因素，以及习惯、攀比等心理因素，它们对于幸福的影响。总之，无论何人，皆能从中各得其所、各得其乐，个中原因在于本书的主题和水平。

若问世上任何人，想不想生活幸福，答案恐怕千篇一律。幸福是大多数人向往的最终生活目标，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贩夫走卒。然而，如此天大的一个问题，却没有受到主流学者的关注，甚是可惜。其实，在经济学的孕期，它就与人之幸福相依为伴。这一点有史为证，早先的经济学就是研究家庭管理的，如理想的婚伴标准是：白天忙里酬外，晚上人见人爱。萨缪尔森说过：经济学这个“睡美人”曾经遭受到两次强有力的“亲吻”，一次是数学，一次是凯恩斯。经济学作为人们幸福生活的“至爱亲朋”，却没有得到幸福研究的强有力“亲吻”，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结果，缺乏幸福研究“关爱”的经济学，俨然成了一位冷艳犹雪、冷漠似霜的“冰美人”。经济学与幸福的疏离，致使经济世界怪象万千，信手拈来就有：为增长而增长的“破窗理论”、“挖沟经济”，有增长无发展的“发展病”、“拉美病”，有增长无幸福的“鲍莫尔病”、“伊斯特林悖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其实，诸如此类问题，若用幸福研究的目光审视一番，我们必会眼前一亮，甚至，大到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理念纷争，若能放在幸福的天平上一称，想必也可免去不少舌战笔争。

本书作者布鲁诺·S.弗雷是一位幸福研究的行家里手，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勋爵的话说，他是该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弗雷先生著述颇丰，领域极广。本书是其又一力作，是对先前幸福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弗雷教授的研究思维严谨、视野辽远、富有创见，这也使得本书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实证分析。本书的分析绝非黑板经济学那样，玩的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把戏，而是注重经验研究，以调查数据为“原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机器加工”，所生产的学术产品实用可信。作者反复强调：本书的创见是经验证据证明，而非纯粹理论推测。这也是本书译作《真实幸福探秘》的原因。本书介绍的数据收集方法，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也很有启发性。其实，单纯运用依据这些科学方法收集的数据，就可证明理论的正确与否（如本书中对投票悖论的否定），就可扩展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因果关系方向反复强调，这点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政策的切入点和有效性，而且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将相关性和因果性区分开来。两者不分在当下仍较多见，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经济史的文章中更是常见。常态的玩法是，大量史料的罗列和堆积之后，突然得出结论，没有对数据的计量分析，缺乏相关性和因果性之分，缺乏实证（事实）和规范（愿望）之别，结论自然是自娱自乐，结果正如伏尔泰所言：“历史成了活人玩弄死人的纸牌游戏。”

二是注重学科交叉。弗雷书中广泛引入了心理学的成果，如适应效应、比较效应、自我决定、预测错误、自我控制、记忆、愿望、直觉等理论。人的幸福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必然涉及心理学的方方面面，单纯进行经济分析难免片面，甚至难以解释行为的心理动因。如果能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特别是心理学的养分，无疑分析也会更有说服力。就如本书所言：在人们的消费过程中，快乐适应过程与社会比较，甚至竞争过程形成了补充。作为其结果，储蓄率往往取决于收入分配中的百分数位置，而不像传统的储蓄函数那样，单独取决于收入水平。本书也体现了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联姻”，是学术之幸，它们优良的“学术基因”，是学术“优生优育”的途径，经济学与心理学“杂交”所生的“混血经济学”，必定身壮体健，容美貌俊，可亲可近。

三是展示学术创新。尽管本书并非宏幅巨制，但是，就其学术性来说，犹如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堪称一本薄薄的巨著。作者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或视角，如程序效用和结果效用的区分，产品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屙陛、位置外部性等等。作者对广为人知的“痛苦指数”的批评，也很有见地。特别是作者一再强调，经济学中的效用概念，完全可用心理学中的主观幸福感来测量。由此，就彻底颠覆了效用不可测量的传统观点，这也是本书声称的革命性的缘由所在。如果针对效用的理解和测量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对许多理论进行检验，由此必然促使更多的数量分析进入经济学，必将对很多理论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另外，作者提出的“FOCJ”也是一个极富冲击力的概念，但是，对此恐怕世人难以接受。

本书的很多见解，对于扭转当下中国经济增长而快乐并未同比增长的困境，也很有现实意义。例如，如何看待目前收人分配差距悬殊的问题，依据弗雷观点，收人分配并非简单的结果问题，也是一个程序公平的问题。如果社会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机会，这种机会可以让每个人获得成功和变得富裕，那么即使收入差距再大，问题也不大；反之，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再如，政府质量（如诚实、治理效率、能力、监管效率、法治、极少腐败）和制度质量，二者要比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对于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大得多。据计算，民主制度增加1分，相当于个人年收入增加4500美元。如此看来，国人幸福感的增加，当务之急是要使分配程序公平，要让社会流动顺畅，提高政府质量和制度质量。总之，对于增进国人幸福，书中拥有很多可资借鉴的见解。

人生蒙幸，有机会翻译世界顶级权威的作品。说起这次翻译，还有一段花絮，它所弥散的芬芳，将成为我人生美好的回忆。2011年的9月底，在辽宁大学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让国民快乐：中国经济增长有余而发展不足的一个选择》。很幸运，会议期间，小文被参会的《经济学家》杂志编辑杨锦英看中，很快就被刊载在第11期上。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李季主任的翻译邀请，事情就是这样偶然、突然。当然，我很高兴，也很为难。高兴的是，我早对时下国人苦闷之因饶有兴趣，由此正好满足了我的学术偏好。为难的是，一方面囿于造诣，难载重托，尽管我登过文章，出过专著，尽管我是经济学人，也是社会心理学票友，还是法律执业者，然而我却未曾于译海扬帆远航；另一方面时间不裕，难保品质。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品质都是时间的增函数。所以，如果本书存在不足，首因当是术业不精，次因确是时间太紧。但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术业和时间双重约束下，为了不致过分荒腔走板，遗珠失玉，本人尽了最大努力。

翻译一个交叉学科，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自是不少，如非经济学理论较多，由此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思考和查找资料，这也反映在本书中译者注较多上，它们主要是针对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当然也有这样的考虑，本书的最适对象乃经济学人，他们大多对心理学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因此我也希望借助译者注，提升同行的心理学兴趣。我经常阅读译作，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翻译腔太重，句子太长，因此在本书的翻译中，本人尽量依据汉语的阅读习惯，安排句位，缩短句长，调整句意。简单地说，尽量依据自己的理解追求文辞的“达”；坦率地讲，不知如此是否失去原文的“信”；遗憾的是，时间紧迫难以神形皆“雅”。不过，对于尚需化蛹为蝶的拙译，不足之处，欢迎读者“说三道四”，大家可通过电邮方式（369xiongri@sina.com），“指手画脚”，评头论足。

最后，在即将结束首次译海扬帆之际，除了感谢给予我帮助的、遥居深圳的女儿熊梦雅，我还要表达两个真切的心愿：

一是衷心地希望，本书中，有关幸福的真知、有关幸福的箴言，能给所有的读者的人生，增抹一片玫瑰般的色彩。

二是特别地感谢，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李季，感谢她的殷殷邀约，感谢她的深深信赖。由此，我才能在迎春的隆隆花炮中，在暖春的阵阵花香中，以西文为媒，与作者为伴，默默地展开心房对话，静静地享受心流体验。

熊毅

2012年5月18日于武昌阅马场

“布鲁诺·弗雷和他的同事们，出色的证明了这一思想，幸福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和在扩展全部人文科学的视野中，可以发挥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让·梯若尔（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Toulouse）

“本书作者已经成功的展示了一部非凡的著作，在今后的许多年，这部著作将是它开辟领域的权威参考。”

——爱德华·迪纳（伊利诺伊大学心理系）

“本书是由该领域的世界级权威所作的杰出概述，弗雷的天赋表现在，正确的结合技术揭示问题，进而找寻富于启发性的答案方面。”

——理查德·莱亚德勋爵（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名誉教授）

“长期以来，一位将心理学运用到经济学之中的先驱，布鲁诺·弗雷对幸福研究进行了巧妙的综合，并且证明了幸福研究对于政策的价值，对于正统经济学日益增长的挑战。”

——理查德·伊斯特林（南加利福利亚大学经济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