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反腐，就意味着选择了艰巨和沉重；选择研究高官腐败，也同样意味着选择了艰巨和沉重！反腐有风险，不反腐更危险！同样，研究腐败有风险，不认真研究并解决腐败，党肯定有危险！

《高官反腐录》一书是罗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的总集成。

《高官反腐录》一书是罗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的总集成。如《高官反腐录》作者所说：“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序一 高官高位，何以高危？

序二 制度反腐三十年

开卷

高官贪腐录

反贪情妇门

亿元巨贪榜

第一章 上海社保案

张荣坤奇迹

冒险的投资

社保大审判

代言人清盘

刑上陈良宇

群像：铁窗外的女人们

第二章 京城地产案

刘志华底裤

周良洛弊案

刘军行贿图

灰档：北京一夜l

第三章 津门大地震

公子哥李杰

王小毛疑云

宋平顺杀局

津门权力谱

肖像：津门双娇

第四章 药监第一案

郑筱萸毒药

监管人真空？

最后两百天

手记：死刑无效

第五章 黄光裕网络

黄光裕瑕疵

控罪黄光裕

新贵之盟

法眼：权力寻租与资本托庇

第六章 王益的江湖

谁害了魏东？

王益落网了

黑金桃色外

隐庄肖时庆

悬念：魏东的毒果子

第七章 李薇发迹史

李薇案一角

杜世成无期

公共裙带

史记：秦城过客

第八章 重庆红与黑

穹顶效应

薄王案来龙

提案：共罪破局

后记

在此阶段，权力寻租的方式十分多样，呈现复合性特征，其中官位寻租成为最主要也是最恶劣的贪腐方式之一。这表明腐败已超越低层次的“吃拿卡要”的流程腐败，逐步发展出更为高级复杂的形态，可称为“超越委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例如，在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的判决书中，44笔受贿行为中有29笔涉及助人升职、调任和安排工作。

这一阶段，影响最大的是黑龙江卖官窝案。这场 韩桂芝是黑龙江官场地震震中席卷黑龙江官场的风暴历时三年，一连串卖官案被清算，其中牵扯的省部级官员六人，如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范广举、原副省长付晓光、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徐衍东、省委原秘书长张秋阳、省检察院原检察长徐发，此外还涉及省直机关厅局级干部30余人及该省绥化、大庆、牡丹江、鹤岗等九市不同级别官员百余人。

一般性权力腐败可一次完成，而官官之间的权钱交易必是一组连环。以经济学的眼光来看，通过行贿获得官位的人，必然在今后通过“卖官”或审批权寻租来获得回报——也就是未来的官官或是官商交易。

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卖官链条中，用新的权力去遏制已有的权力远非良策。而真要做到消除寻租、防止设租，关键在于还人民以选举权，并摆正政府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位置。实际上，这一时期接二连三出现的“窝案”引发了社会对人事组织体系的质疑。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中央组织部发布三份文件对此进行制约。其中，《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职务任期、连任限制、最高任职年限、任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等问题作出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则对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适用情形、操作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则对干部在任期结束后加快流动，以防止产生利益结合作出硬性要求。

为了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2006年9月，《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印发实施。

尽管这一规定要求官员报告个人及家庭的具体事项，包括出国移民等，但在当时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许多官员的配偶、子女移居海外， “裸官”一词应运而生。这个词最早被用在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身上，其妻儿早在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而庞家钰本人于2007年案发，后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在2008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据不完全统计，省部级“裸官”还有：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其女通过投资移民美国；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其子移民新西兰；等等。而涉嫌故意杀人罪并已移交司法机关的薄熙来之妻薄谷开来，亦拥有外籍身份。

2007年9月13日，旨在履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而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取兼任首任局长，由此传达双重信息：其一，中国政府直面国内的腐败现象，并不因“家丑”而遮遮掩掩；其二，国际携手反腐大势己成，实质性合作日益密切。

2010年7月，新修订并更名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出台，~2006年相比，新规还将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然而，由于规定所要求报告的内容并不公开，公众无从监督，因而执行力度有限，被认为是治标不治本。而法学界亦多有呼吁，治本之策在于严格执行各种涉及反腐败的法律，建立俗称“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

所谓“阳光法案”，即指在中国实行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以法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使公众有充分的监督机会。目前中国这一制度建设仅限于党内规章，而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执行力度上来看，都与国际通行的“阳光法案”相差甚远，其实效也微乎其微。加之“申”而不“公”，亦使贪腐不能曝于阳光之下。

《资本论》中引用了英国经济评论家邓宁格对“资本”的评论，如果把“利润”换成“利益”同样适用于“贪腐”：“一有适当的利益，贪腐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益，它就铤而走险……有300％的利益，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对权力的制衡缺失和监督不力使得贪腐的多发成为可能，在天然的逐利冲动下，商业、房地产和金融等领域以及官位买卖成为贪腐高发带，大型国有企业更是成为贪腐的温床。

大型国有企业的腐败滋生在于现有机制仍存有明显的弊端：其一是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严重不足，其二是现存分布式的管理架构约束力与制衡力太差。

这种腐败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又在地方得到复制，尤其是在分税制体制下，存在资金“活水之源”的领域，都成了重点寻租对象。

一两个高官出事，应该是个人素质出了问题；

三五个高官出事，或许是思想教育出了问题；

十来个高官出事，可能是选人用人出了问题；

几十个高官出事，大约是监督体制出了问题；

上百个高官出事，肯定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

《高官反腐录》一书是罗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的总集成。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当下中国的反腐败，已经成为多年来“依然严峻”、 “依然繁重”的任务，没有相当胆识、素质和能力的一大批人，完不成这项艰巨任务。研究高官腐败问题，是党和政权建设中最为沉重的课题，没有对党和国家的赤子之心，干不了这项工作。

在反腐报道中认识昌平已有十来年，常常为他的勇气和执著所感染，每每为他的犀利和胆识所感动。他始终以赤子之心去直面反腐这一沉重的课题．去正视倡廉这一艰巨的任务，去认真思考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去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成功路径。  2011年是执政74年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新中国成立五年时，陈毅元帅写的《七古·手莫伸》指出了权力的三大好处： “威严、美色、推戴”。如果置身市场经济环境，他还会加上“钱财”。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索贿受贿544万余元、行贿8万元并有161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于2000年3月8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省部级干部。他死前说“我可以载入史册了”。此后七年间，有六名省部级腐败高官命丧黄泉。必须死刑“伺候”的官员，竞占了120名腐败高官的5％！

权力的含金量，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几何级数增长。而我们一些地方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32年的腐败与反腐败实践证明：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不协调状态，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不同步状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不配套所拉开的缝隙，就是腐败行为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条件，就是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生存空间。

32年了，我们在标本兼治中太注重查处腐败的个案、太注重拍打腐败的苍蝇了，而忽视了加快制度体制机制，特别是权力结构的改革，也即忽视了对每日每时不断滋生苍蝇的“粪坑”的填埋！于是，卷入腐败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重要岗位的官员数目也越来越多……

就这样，至少120名腐败高官中箭落马的队列中，胡长清等六人轻易地走到了他们人生的尽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二年我即在军队从事纪检工作。转业地方纪委，担任查办案件的室主任多年，我深谙权钱交易中腐败官员这种外强中干、名优实劣的弱势地位。凡我经办之案，无论大小，无论难易，无不告破。我所运用的无非是破案三定律：先用“马桶定律”(通过“两规”让其“屁股”离开“马桶”)——散臭；再用“树倒猢狲散定律”(暂停或免去其职务)——去势；最后用“信息不对称定律”(停止其与外界的联系)——击虚。我的结论是：没有查不破的案件，只有下不了的决心！

近年来，安全事故频发，安全生产举国关注。改革开放33年，从反腐蚀到反腐败，透过腐败案件数字，折射出的是权力安全隐患，表现出的是权力事故的易发多发，反映出的是权力结构的不科学不合理。  腐败案件即为权力事故。加大对权力事故责任人的党纪政纪乃至法纪的追究，无疑是有用且有效的。然而，也因其事后追究使反腐的效果相当有限。于是，一方面，随着经济的跨越式高速发展，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含金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对权力的监督，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水平；再加上文化建设的短腿，廉政文化的缺失，权力在配置失衡中晃荡，在监督失效中倾斜。在道德失节中沦丧！ 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高官腐败案件还得出这样一个难以承认却不得不接受的结论：尽管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在反腐败与腐败的较量中，速度是关键。要遏制腐败，不仅要通过严肃查处，加大反腐败的成本，提高其死亡率，而且要以治本为主，减少其出生率。在力度不变的情况下，腐败的出生率下降，其死亡率必然上升。

而改革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就是解决速度问题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已经时不我待！因为只有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才能进行具体深入的综合试点，才能深刻认识现行党委领导体制和党内监督体制的利弊得失。没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的成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

高官高位，何以高危，也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这句话。套用孟子在《离娄上》所言：“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亦即，不仁的人一旦处在高官高位，他就会把邪恶传播给众人。

如果权力只是一种乐趣，掌权者必将权力作为牟取一己之利的私产。胡长清们尽享权力乐趣之时，也是其激增权力风险之日！如果依靠制度的力量，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权力将成为广大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公器，只有如履薄冰地慎用权力，才能全心全意为民用权并长期执政！

反腐作为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33年来，除了对查办案件的单位和同志有过系统内的立功受奖外，对举报重大腐败线索、揭露重大腐败报道、剖析重大腐败案件、研究重大腐败问题等，却未有过国家级的表彰奖励。甚至一些地方、单位的组织和领导还把这类批评性的作品，排除于主旋律之外，打入另册……于是，当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我党的优良作风，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名存实亡之时，就是其腐败滋生蔓延、案件易发多发、高官高位高危之日！

选择反腐，就意味着选择了艰巨和沉重；选择研究高官腐败，也同样意味着选择了艰巨和沉重！反腐有风险，不反腐更危险！同样，研究腐败有风险，不认真研究并解决腐败，党肯定有危险！

我以为，反腐败既关乎政权的盛衰成败，也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还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加入反腐大军，需要鼓励更多的人才加盟反腐的研究队伍，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高官高位高危，将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年处理14万干部！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这是一个宽容的数字。

来自中纪委的通报，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1345814件次，立案137859件，结案136679件，处分142893名公职人员，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腐败跑得比改革快”。在其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可以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何以补偿？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腐败”与“改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前者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而后者则是革命、革新、进取、奋斗的同义语。有识者认为，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高官的贪腐都是自上而下的，有着“合法”的外衣。近年来，一些质疑改革者认为，某些腐败正是打着改革的名号实施的。信手百度就能看到这种标题——“黑龙江省价值千亿铁矿被以3．1亿元的价格贱卖”、“个人万元买下价值三亿的集体煤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意见的另一方认为，那些被定性为腐败者并获刑的落马官员，本身却是富有改革精神的冒险者或探路人。如上海社保案中的祝均一及其支持者，是对社保资金保值难题的一种冒险尝试，后在强权干预下的超级权贵面前迷航。

腐败已成为公共机构的特征，改革则是不容动摇的国策，有关两者的制度性联系，直到近来才成为持续的科学分析对象。德国帕骚大学经济学理论讲席教授约翰纳·伯爵·兰斯多夫在他的《腐败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有过深入的探讨。他的研究显示，深入研究制度经济学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进行腐败交易所必需的制度以及那些有助于抑制腐败的制度。

与事后惩治相比，从源头预防腐败显然更为长效。而认识与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务实并超越，何其重要！

我想说说“腐败恐怖主义”。

将腐败与恐怖主义关联，我能查到的最早文字是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为兑现上任之初的诺言，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动作：制定法律，将腐败问题视同恐怖主义，“谁腐败谁就像恐怖分子一样罪不可赦”。

“腐败或恐怖主义，哪个是印度在2011年更急需应对的问题？”印度的一份网络调查在这一年元月如此设问。超过九成的参访者认为，在印度，腐败猛于恐怖主义。

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次日，网络意见领袖“十年砍柴”发表微博称：“腐败恐怖主义初期，中产者似乎不用担心。你不用下井挖矿也不用去流水线上打工，因此不需要担心矿难和生产事故。腐败恐怖主义发展到中期，多数人就无法置身于外了，因为你得坐火车坐地铁你得开车经过大桥，你住的房子质量无保证，你得去超市购买食物。发展到晚期特权者也不能远离‘恐怖袭击’了。”

在同年最后一天，这条微博获得59632条转发、9831条评价，而读者或以百万计。十年砍柴表示，自己是从“华杉2009”的微博中看到这一词语。我找出了原话——“为温州的死难者献花，哀悼！你们是体制的牺牲者，我们也随时可能被抽中。中国是一个高速运转的轮盘赌，无论官民，每个人都不安全。腐败已超越利益争夺，而是规模性的制造夺命机器，成为腐败恐怖主义。逝者已去，活着的我们，依然相信未来！”

“恐怖主义”一词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牛津英语词典的引述是： “如同法国1789—1797年大革命当权的政党实行的威胁一样”。这个定义主要是指国家恐怖主义，即权力本身的震慑，但在后来，恐怖主义被逐步适用于个人的和团体的各种暴力行为，即政府权力的对立面。现在来看，腐败恐怖主义的本义更接近于其早年定义。

这实际是腐败的次生人祸，或是李永忠先生所说的“权力事故”。在一个国家机器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为这个巨型权力机器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腐败使机器的每一个部分都在锈蚀腐烂。正如温州动车追尾，它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追尾：不仅仅是两列动车“不可能”的追尾，也是高速发展与改革死角的一次追尾，是信息屏蔽与传播规律的一次追尾，是冷血善后与灾难悲痛的一次追尾，是官僚惯习与民间期待的一次追尾！

由于腐败恐怖主义是由公权力腐败而起，且公共安全涉及本国几乎所有居民的切身利益，公共秩序的恶化造成国内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事实上具有恐怖主义“引起公众恐慌”的属性。

迄今为止，有两起重大窝案可归类为腐败恐怖主义。一是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窝案，二是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串案。前者关乎医疗命线与食品安全，后者事涉数以亿计的出行安全。每一个人，无论是否位高权重，都在射程之内，无安全可言。

避免“腐败恐怖主义”的晋级式发展，最佳方法无疑是引入立体的监督模式，包括党内、行政、司法、社会及媒体的全方位监管，让反腐脱离“密室”状态。此等改革取决于顶层是否敢于放权，引入社会力量进行自我治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到了必须临门一脚的时候。

在我职业生涯中，反腐调查成了一个无法褪去的标签。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只能做这个，只会做这个，也不能说明我是一个极端反腐者而深陷不能自拔。

这更多是源于一种路径依赖。在2004年以前，我对选题操作非常广泛，时政、法治、公共政策、社会、公司调查等，无所不包。在《新京报》做完女公安局长安惠君案后，多数同类题材都压到了我头上，以至于2006年7月加盟《财经》，这种趋势而为不仅没有减弱，甚至得以加强。即使我再做一个其他领域的报道，也因难有类似的影响而被读者忽略。于是“反腐记者”的标签不断被强化。

如何避免在反腐调查中沦为枪手，是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独立是第一要义，而法学、经济学与大历史观的立体分析工具，又是有效规避政治漩涡的主要法宝。如今，我不再简单聚焦于个案，而是基于系统性分析并给出建议性意见，以获得更理性和客观的实效。

本书汇集了我十年来新闻工作的主要精华，它正好对应一个十年政治周期。史不断书，当未来的史家重估这十年的历史，此书或可提供一些已经反复核实的真相碎片。书中每一篇稿子要么是我自己采访写就，要么逐字逐句重写编辑，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脉相承的文风与论调。

法满、丽萍、晓群及老板们为我的不断踩线耗费了不少精力，难以用言语表达；曾为本书付出智力支持的包括张进、李列、段宏庆、凌华薇等师友。他们的指引使我遇到了新闻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于宁是我最佩服的记者，这源于她的敬业、无私、严谨与勤快；王和岩与我相识十年，曾两次同事，我们情同姐弟；陈中小路睿智、灵巧、八卦并执著，她是我新闻苦旅中的邻家小妹。能与她们共事，是我的幸运。

我的名字还曾与欧阳洪亮长久地并列，《再问央视大火》、《通钢改制之殇》、《新疆考验》等篇章，都可谓重墨之笔。期待未来还能有更大的合作。

这十年来，我身边太多的人已离开了这个行业。还当庆幸，在我转入管理岗位后，有更年轻的记者成长起来，他们既有我当年的闯劲，又有更广阔的视野与专业素养，如本书中的部分作者谭翊飞、陈晓舒、徐凯、张鹭、李湘宁，等等。当然还有我现在的搭档丁补之，他的文字为许多报道添色不少，给人启发。  感谢李永忠院长与戴玉忠教授为本书作序，他们分别在中纪委及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的经历，是实务与理论的完满结合。再次感谢南方日报出版社，感谢刘志一老师的斧正。

罗昌平

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

我国政权的致命问题是贪污腐化。反对贪污腐化就要对它研究。可是这方面的材料十分分散。现在昌平花了巨大心血收集整理出这样一部书，为我国的反贪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

政改是反腐治本之路。现有体制必须做某种重大改变，任何小修小补都不可能有突破。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

清楚了贪腐的形成机制，明白了当事各方的资源和利害计算，该干什么就不必说了。

——《炎黄春秋》总编辑、《潜规则》作者关思

昌平的报告集读来令人心惊，作为法律界读者，更是心痛。略感欣慰的是，其间也提示我们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走出目前的困境。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

一个在主席台上高谈反腐败的贪官，对社会道德文化的影响，超过一百个雷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

在现有的体制下，把野兽关进笼子，让洪水流向河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让官员在显微镜下显形。

——知名作家《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作者慕容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