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贺文编著的《行走在边缘》共分六部分分别是：逃不脱的历史轮回、折腾的商人们、老板背后的女人、政治的两张脸、十咀不同音、其实，我是一个车工等内容。其中包括《“大能人”豪哥》、《民主化为何没能挽救满清政府》、《上海女人的诡计》、《韩国值得我们学习、尊重》、《圣人面前的思索》等文章。

张贺文编著的《行走在边缘》内容简介：我一直在边缘行走着。十多年来在政府从事着开发区的工作，政治上显然并非主流。偏偏这又是个以医药为主的开发区，而医药的分量在国民经济当中。离微不足道并不遥远。老天爷有这样的安排，其实我真的很感激。没有站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所以不必担心有风必摧之的危险，我可以尽情施展自己有限的能力。在管理精英不集中的领域，争吵要少了很多；在管理缺乏想象的空间，删繁就简的笨办法也许会少了很多曲折。

《行走在边缘》是一本散文随笔。

自序流淌在边缘的思索

第一部分：逃不脱的历史轮回

 轮回与时空穿越

 啊，马尾船政

 民主化为何没能挽救满清政府

 厕所“水文化”

 满清政权是货真价实的“国货”

 夜访长沙天心阁

 中国因小失大的礼仪之争

 牺牲岳飞：那个不得不做的事

 岳麓书院的历史疑问

 军阀的那些工农子弟兵

 长津湖战役后勤失误谁之过

 当年共赴国难的留学生们

 “暴力革命”是否可以避免

 虫的幸运与不幸

第二部分：折腾的商人们

 绝不投机

 上了古政委的“当”

 “英派港人”

 “大能人”豪哥

 “我是特务！”

 老曹的宴请

 等到花儿都谢吗

 郑博士大闹厅机关

 一个农村留学生的故事

 生于1967

 替人“消灾”的常先生

 在地主儿子的油菜花家园

 那个跪在雪地里的陕西汉子

 成功男人为什么要掏地洞

第三部分：老板背后的女人

 为爱而生

 他战胜了癌症

 娶个美女做老婆

 上海女人的诡计

 高原女兵芙蓉的浪漫传奇

 最值得爱的女人

 瑜伽教练和她的爱情

第四部分：政治的两张脸

 我与总理零距离

 韩国值得我们学习、尊重

 四厘米的鸿沟

 “力拓案”与苟且

 开发商“上山下乡”如何

 流感与尊严

 疯狂的现金

 南勇与陈水扁：跛脚的民主探索

 “游街示众”也有道理

 古来今往的“砸场子”

 “坏人”易做，“好人”难当

 “剩女”如何华丽转身

 “春天里”的农民工

 明星以“臭”为美能休否

第五部分：十里不同音

 初访大围山

 威尼斯的长腿

 山墙

 圣人面前的思索

 访台速记之一：江丙坤这老头

 访台速记之二：台北的秋雨

 访台速记之三：昨天与今天

 访台速记之四：台湾企业家的梦

 访台速记之五：走进鹿港，走进梦

 灾后都江堰

 磨刀霍霍向“你们大陆人”

 探访圆形大土寨

 马背上的梦想

 阎锡山被“强奸”的往事

 山西醋PK湖南辣

 消失的茶马古道

第六部分：其实，我是一个车工

 其实，我是一个车工

 麻衣庙生死30天

 一个家属的西北记忆

 我那可怜的“赛球”

 险陷娱乐圈

 一段档案未记载的往事

 都是眼镜惹的祸

 奖励自己

 看一千次火车

 “卖花姑娘”的儿子

 老先生的“宝贝”箱子

 一个传统女人的选择

 家乡的感觉

满清政权是货真价实的“国货”

最近，看到网上一些观点，认为满清政府是外来政权，中国是被他们灭亡了的。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晚清时就曾盛行一时。例如同盟会的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很多人就理解为，中国已为满清所灭，革命党人要恢复祖国。鲁迅先生曾经在剪辫照的后面，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名言。也有人据此认为，轩辕皇帝是汉族的祖先，表明鲁迅也认为中国已处于亡国状态。

我认为孙先生、鲁大师说的是不要腐败的满族执政，而不是指满清政府从来就不是中国人的政府。

当然，另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邹容除外。他在《革命军》中提出“朝鲜、日本亦为我汉族所蕃殖”，是“中国人种”；满族人是“西伯利亚人种”。所以日本人是自己人，要联合起来对付满族人。

清兵入关时，汉人政府和宗庙被彻底摧毁、官民被大批屠杀、实行前无古人的文字狱，人口的大多数沦为下等公民，甚至于易服蓄发，这的确让人感觉是一种非我族类的野蛮入侵。

满族是否属于中国人，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把满族看成外国人，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他们，极易为真正的外国人所利用。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满清政权都是货真价实的“国货”。

从满族的起源来说，清崇德元年（1636年）官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早已认定为“长白山东南莫惠鳌朵”。而早在公元713年，唐玄宗就在那里设立了忽汗州，册封部族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辖地东起日本海，西达大兴安岭，南接新罗，北抵黑龙江，管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那时，还没有满族，只有族。以后才诞生满族的祖先女真族。宋时女真族曾建立过强盛的金王朝。所以，努尔哈赤建国号为金和皇太极改姓爱新觉罗，都表明要继承金的事业。因此，满清是中国正宗的本土发源，推翻明朝充其量是境内的一次内乱，不过是造反者成功了而已。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史学名著《国史新论》中，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也认同满清是中国人的政权：“蒙古、满清两度以异族入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迄未有变……惟元、清两代为大变，然仍必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故依宋、明两代为亡国，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会基层者，则固前后一贯，大本未摇，故可谓仍是中国传统之天下。”对儒教的发扬，恐怕还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如今，有了现代科技，就更容易判断了。肤纹是皮肤纹理的简称，包括指纹、掌纹、足纹等，是灵长类动物特有的生物学特征。科学研究表明，不同人种和民族间的肤纹参数各不相同。《人民日报》曾报道，历时30年、国内上百家研究单位、干余专家参与的“肤纹调查”发现，汉族既有古老的遗传密码，又有很强的民族杂合性，是在与境内少数民族融合中繁衍生息的。“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在血脉上是有确切依据的。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个明白人。他在其著名的《黄书》中提出黄帝时代为天下界定者：“昔者轩辕之帝也……建万国，树侯王，子其民。”黄帝一系虽为天下共主，但对其他族系应“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戎相卫……名系一统，实则四国。”王夫之的“黄帝学说”观点与肤纹科学不谋而合。

但邹容讲的与日本人的特殊关系，是否站得住脚呢？《人民日报》的报道没有提与大韩民族、大和民族以及东南亚诸民族的肤纹对比情况，涉及国际合作目前也的确难以做到。不过，我们可以拿到别的旁证。历史记载，这些民族与蒙、藏、满是不一样的。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曾说：“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所以，孙先生后来提“五族共和”，是因为汉、满、蒙、藏的祖先同属一个国家，至少已经上千年了。这与朝鲜、越南不是一回事，与日本更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了。

当年革命党人的力量比较弱，于是某些人有想借助日本等国制造推翻满清的理论，尚可理解。但少数维新派经常以此理论混淆视听，提倡所谓“黄色种族主义”，与当时日本盛行“大亚洲主义”及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相呼应，则是一种幼稚而必将误国。梁启超就没有为日本人所欺骗。他说：“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唯保国而已……彼所云保种者，保黄种乎？保华种乎？其界限颇不分明。若云保黄种也，彼日本亦黄种，今且勃然兴矣，岂其待我保之！”

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是危险的。后来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取得天下，虽然艰苦而漫长，但却是长治久安之道。

民族融合是中国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基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说，如果没有外来挑战，文明会逐渐消亡。要肯定满、蒙等这些民族，曾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充满激情和进取精神的新鲜血液。蒙元和满清初年出现了很多杰出人物和优秀作品，又造就了中国疆域最大的历史时期，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然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但她终究还是中国人的政府。

2010年3月4日凌晨于长沙锦楼P13－15

我一直在边缘行走着。十多年来在政府从事着开发区的工作，政治上显然并非主流。偏偏这又是个以医药为主的开发区，而医药的分量在国民经济当中，离微不足道并不遥远。

老天爷有这样的安排，其实我真的很感激。没有站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所以不必担心有风必摧之的危险。我可以尽情施展自己有限的能力。在管理精英不集中的领域，争吵要少了很多；在管理缺乏想象的空间，删繁就简的笨办法也许会少了很多曲折。

河边散步要借助黄昏日落，海边漫步最好就要把脚弄湿。所有的边缘，都会有令人陶醉的地方。

这个边缘，是大小政府报告、规划言必称希腊的地方，也是老外们最关心、最关注的奇峰峻岭。生物科技、创业投资、资本市场……其实，在经济上、科技上，这里想边缘，也边缘不了。

一处的边缘，却有可能是另一处的前沿。

但在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这里不可能占据着主流，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正餐开始前的冷盘。于是，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自娱自乐忙碌着的空暇，我有机会庸人自扰地思考那些主流们的事儿，为他们做些可有可无的总结，没事找事地思考起我们共同的环境，共同的未来。

还是儿童时代，我最喜欢的就是作文课，因为在全班朗读的范文中，很少不出现我的文章。小孩子受到鼓励，就会越发地有兴趣。刚参加工作时，主要是在车间干体力活，这对在书房、教室里成长起来的我是一种解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劳力的时间多了，劳心的时间也会更多。于是，我有了时间试着写一些短的“文学”类文章。

也正是因为经常在报纸有或长或短的“豆腐块”，终于，在上千的青年中我被单位领导“发现”了。从车间里的车工、统计员，调到厂部担任秘书。后来，叉因为有这个“特长”，被选拔到省直机关，开始了漫长的爬格子岁月。虽然辛苦，但接触了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思考方法，那是我学习进步最快的时候。

后来我被省委、省政府相中，却在即将进入省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前夕，忽然出现了新的机会，我走上了地方政府的领导岗位。我暂别了文字生涯，更是很少写属于“文学”类的东西了。

十多年很快过去，直到一位朋友提醒我：文书是你终身的益友，不要冷落她呀。我这才幡然醒悟，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我近几年，陆陆续续写的一些短文，也算是在延续我儿时的文学梦吧。这些短文几乎都是匆忙之作。有的写于机场候机室、有的写于茶室客人没来之前、有的写于停车等人的时候，大多写于出差途中。这些文章，很多是直接用电脑打出来，也有的是随便写在一个便签纸、信封背面或者一个普通收据后面。

随心所欲写下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整理思路，就发到新建的博客中去了。现在，我将这些博文编撰成了一本有主题、有结构的书籍，希望能和更多的人分享我的思考、我的快乐。写作，对我来说，真是个很愉快的过程。文字水平虽不高，但原汁原味。再修改也辛苦，就这样吧。

我出生于文革时期。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从小就没上过幼儿园，是外婆和奶奶把我带大的。这样长大的孩子，情商似乎要比智商高一点。我的圈子很多都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在政治气氛很浓的时代出生，在激情奔放的改革之初求学，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参加工作。历尽了传统教育的熏陶、西方思想的冲击、国有企业的训练。如今，他们有的走上了重要岗位。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对祖国、对团队的归属感、责任感特别强烈。但他们的感情有时过于细腻、观点过于“正直”，做事过于因循旧制，容易知足常乐，难成气候。

我的父母都是教授，见过几面的外公也是，他们学的都是文科。或许是受他们的影响，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大好。很长一段时间，做十以内的加法，要－靠偷偷扳手指头。

我大半的童年是在兰州度过的。读书时，梦里还经常出现冬天里与大孩子一起在家属区滑冰、玩游戏的场景。那时，能从邮局收到父亲从湖南寄来的一叠叠的稿纸，每一页都写满了他亲自书写的红色毛笔字。于是，我唯一的学前文化教育，就是用黑色的毛笔填满父亲的笔迹。

后来，我回到长沙启蒙读书。家住在岳麓山下，天蒙蒙亮就会被父亲带着后山。路边，不知名的动物常被我们的脚步声惊醒，草丛里索索直响。通常到山顶，我们就背诵唐诗。对文学历史的喜爱，大约来自那时，虽然背诵的东西，如今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也不知什么原因，读书的时候竞意外地被选进了校文艺队，后来又学美术，这使我在大部分同学都处于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时，受到了人类精神世界那美的一面的点滴熏陶。小学的时候，我有机会在排练厅压腿、去电台录音；初中以后，又有机会在废报纸上用毛笔画线条、背着自制的画板去森林中写生……我小小的居间，到处都是《芥子园画传》、齐白石的马以及弟弟弄来的林林总总的廉价艺术品和磁带——都是些课堂里没有的东西。

父母所在的学校，是干部的培训基地，偶尔会有些官员到家里来坐坐。客人来了，我基本上是躲在小居间里不出来。这对我唯一的好处是，知道县长、厅长也不是个什么太了不起的官。后来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打交道，自然很是随意，当然，福祸相依。

七八岁时，曾看到很多男男女女挂牌子游街的“罪犯”从卡车上下来，一个个蓬头垢面。学校里的工人师傅，偷偷地给他们掷过去包子和馒头。这使我惊讶，居然还有同情坏人的人。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悲痛的母亲亲手制作黑纱和白花，戴在我们兄弟身上，那时第一次有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心，永远的“红太阳”竞然会落下。粉碎“四人帮”，同文艺队的伙伴走街串巷打快板，享受他人被打倒那种全民的快乐。邓小平复出后，发现刚斗过的走资派又成了领导人。于是，有了第一次最大的怀疑，也有了在“六四”那场风波中的从容。

跟父母住一起，搬过几次家。最喜欢的是住在有七八棵老桂花树的院子里的时候。院子里都是些只能住两户的二层楼房，我家住楼上。每到十月份，那些桂花会让我的整个世界充满芬香和快乐。听大人们讲，这里曾是地主的私家院子，那些几个人手拉手才能围住的桂花树就是他种的。

那时。我的小居间阳台正对着那些桂花树，每年它们都会把新嫩的枝条伸到我的面前来。我经常独自在阳台上读书、思考，为做错的事懊悔，为失去的感情伤怀。还记得夜很深了，躲在蚊帐里偷听收音机里李燕杰的报告，满屋是丹桂的幽香。那垂垂老矣的桂花树，是我少年、青年时代最好的伙伴。

还有家附近的池塘，是孩子们夏季的天堂。穿着各种自制短裤的大小孩子们，时常会在那里嬉闹。于是，父亲成了我们兄弟的游泳教练。他说，等你们兄弟长大了，先不说救别人，至少要会自救。旁边柳树垂下的枝条，在水面上随风摇动。最高的树尖上挂着的鸟窝，是孩子们最好奇的话题。我偶尔傻傻地想，那鸟窝里，是否有小兵张嘎私藏的手枪呢？

可惜。这里后来全部被拆除，盖了高楼和篮球场。那些桂花树被砍掉了、池塘被埋掉了，每次回家路过，我都会唏嘘不已，干脆不再去碰那少年时的梦。

发展，在让我们得到一些的时候，却又永远地失去了很多。

我也有幸参加了“发展”。参加工作后，深圳曾是我去过的最多的地方。没有一次我的思想不会为它的变化所震动。我非常惊讶，一个领导对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影响会是如此之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带领人民群众的是英雄们。英雄们的头脑、行动，成为了时代的关键。虽然在我们中国，英雄的结局不一定都好。

改革开放三十年，企业家无疑是最大的弄潮儿，是经济转型的实践者，是代价和风险的承担者。但我的身边，很多企业家各领风骚三五年，很难持续“繁荣”。一波一波，“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羡慕企业家的人在增多，但企业家在中国的地位、人们心中的分量，却很难得到彻底改变。

最难的是实业家，他们无法回避社会上遇到的很多问题，即使他们可能已经是著名的企业家了，他们也不得不对工商、税务的最基层干部低声下气，不得不惶恐地接受法院、检察院甚至纪委的随时问话。不少企业经营者不敢做大，有的刚开始完成些许的积蓄，便不再办工厂了，而是转投只需面对电脑的资本市场，有的则干脆移民国外。但是企业不规范经营行为，甚至欺诈、假冒伪劣时有发生，如果没有那些管理部门的监管，人民群众的利益又由谁来保障？如同美国西部开发时的混乱，或许谁也绕不过这样一个时期。

很多年前，我去台湾。在与“统一”和“康师傅”食品的主要负责人交流的时候，才知道台湾对于食品的管理非常严格，可大陆却始终对关系千家万户、子孙后代的食品安全，缺乏最严厉的措施。不能说台湾的企业家比大陆的强，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像共产党熏陶起来的大陆企业家那样对员工非常关爱，但他们在开发产品、遵守税法等方面，要规范得多。

多少的三聚氰胺、多少的“苏丹红”无时无刻不在危害着整个民族的健康、整个民族的未来。难道真的是中国太大，管理现在还真的无能为力吗？在全中国人都在抱怨餐桌上无法获得安全的时候，管理者能不能不跟着一起抱怨。而在自己的工作中去主动做些什么呢？既要保护企业家又要维护百姓的利益，政府要如何管理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和谐发展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中国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作为全社会的基石。的确。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完成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次第走向科技革命、启蒙运动，而后才实现政体改革和工业革命大转身的。没有精神层面的发展为基础，产业发展的环境很难尽快完善。其实，传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点也不输西方。她的复兴，还必须有必要的载体，就如同我在台湾妈祖庙见到的那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我在长沙看到一处酒店，投资者在酒店的花园建了二十四孝的雕塑，栩栩如生。这位投资者并没有什么文化，但不碍他请专家来宣扬、承继这些美德。文化的自我约束，或许是条出路，但时间漫长。我们等待得起吗？

作为社会事业的组织者、公共建设的实施者，只能寄希望掌握了较多社会资源的官员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可能在举手之劳间为弘扬传统文化做贡献。只是在整个社会没有同步认同的时候，从通行的惯例、追求短期利益中走出来，需要他们在具体操作中的智慧和勇气。

在建设医药园区的过程中，我不时地想起湖湘文化。发明医药的神农安葬在湖南株洲，他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是不是湖湘文化的科学精神和实践精神？长沙太守张仲景，当官不忘医生职责，发明“坐堂行医”，这是不是真真切切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孙思邈长期在湖南行医、西汉马王堆发掘出的大量医药文物，是不是可以说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中医药是其中为数不多、至今仍造福于人民的最重要传承？

最近几年，我在浏阳提议建设湖南医药文化馆、药王庙、药膳养生城等系列文化设施，并非常仔细地参与设计、策划和文物收集工作。投入的精力甚至超过很多工业项目、城建项目。我还要求设计单位去山区遍访浏阳历史遗迹，建议属于政府投资的项目、把关审批的项目，尽可能多地学习这些建筑的风格，传承好本地文化。

我相信文化的力量，也相信潜移默化、水滴穿石。

改革开放在前所未有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拜金主义、浮躁心态蔓延。在主流媒体也加入那些无聊的炒作的时候，在少数教师也不能为人师表的时候，我痛心地叹息，这个社会谁应该走出来担当？是精英还是大众，是从现在开始，还是从娃娃抓起，是先经济还是先教育？

或许我们的民族精神没有亡于贫穷，却毁于富裕。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已经接近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超级计算机、高铁、太空探索、大飞机，国内好评如潮、国外失落不安，但是如今特别要警惕的是我们真的有那么强大吗？我们的国家真的已经走出边缘，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大哥了吗？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赞誉中，只要盯着农村——木桶最短的那块板。就会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

在西方，即使是偏远的农村，也有最知名的连锁超市，公共卫生间里也有热水。中国发展的新标志，不是浦东的大楼、不是太空的飞船，而是农村公共卫生间的热水和超市。

中国的大多数人还是农民。是把农民引入城市，还是把他们留在家乡建设新农村，其实是最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进城，城市扩张，地价、房价的上涨，能给地方经济带来不少于五十年的增长。

但这种增长一旦失衡，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大量失业的工人会不会演变为国家的灾难？国家现在还无能力对全体国民养老，也无能力全面实行医保。问题是，企业能够分担吗？至少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是负担不了的。扩城使企业迁到远郊，但新工厂建成之际大多是停产之时。因为环保。烧煤和排污受到限制，新的劳动法又使雇用成本大幅提高。其实，早就有答案，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建立福利社会，既无此等财力，也非时机。在全民富裕的渐进过程中，必须时刻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机制，使民族精神同时提升，而不是诞生更多的颓废和懒汉。

我时时思考我们这个历尽沧桑的国家的未来。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敌视我们？为什么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总是那么的薄弱？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歌功颂德而不是加大监督批评力度？为什么法律法规总是被权力和亲情扭曲？为什么偏远地方总是找不到抢先发展的机遇？为什么无私奉献、自律克已被取笑？为什么那些令所有人都憎恶的习气，总是无法改变？许许多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义的事，总是在我身边演绎。我曾经与所有人一样，极不情愿揭开满清、民国的历史，那是最不堪回首的伤疤。但那又是离我们最近也是影响最深的一段历史，时时回顾这段历史，才能较容易地在今天明辨是非。我还不厌其烦地收集有关美国的种种书籍和资料，对照世界头号强国的每一个发展细节，希冀能启发我们具体的工作实践。所有的为什么，或许答案就在探寻中。

历史其实并不遥远。这么多年，我们的民族习惯并没有多少改变。即使是交际的习惯，今天的我们与清末的方式也大同小异，对世界的认知其实也没有脱离固有的桎梏。甚至由于没有了清末时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在引进人才、打破陈规陋俗的力度上，还有今不如昔之感。每当看到国家拨出大笔的科研经费仅仅换成几篇东拼西凑的论文，共和国英雄被遗忘亵渎、明星丑闻恶行被追捧，酒宴上堆积如山的美味佳肴仅仅只吃了三分之一就被倒掉的时候，我都在想，在主流平台上工作着的人们，你们知道危机又在迫近吗？我并不欣赏萨达姆、卡扎菲、拉登，但他们灭亡的历程却警示着我们，苏东、南联盟的崩解仿佛就在昨日。他们国家的动乱、人民的苦难，足以让多数中国人明白要坚持什么、避免什么。

在浩瀚的中国经济大潮中，我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边缘人物，即使在浏阳这样的小地方，我和我的同事们也都会很快成为过眼烟云。但我知道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不能因自己而耽搁、而无所作为。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很多机会去异国他乡。我并不羡慕发达国家良好的设施和居民福利，并不认同他们标榜的价值观是普天之下的真理。他们今天的幸福是建立在一百多年来，包括对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情掠夺基础上的。他们无权对我们说教，我们也无法模仿。我对异域风情没有太多的兴趣，却热衷于参观他们的工厂、城建设施。我切切实实看到了差距，而这种在发明创造力、技术系统整合力、世界资本与资源控制力、材料基础工业生产力等方面的差距，或许五十年都难以弥补。

在长沙黄兴路附近的老街上，有一处左公的旧宅。报载要搬迁重建，不少人希望能原样保护。这位近代最伟大的湖南人之一，之所以能够在国家极端贫弱的情况下完成收复新疆的奇迹，是因为他对战争准备工作的重视，特别是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优先投入。没有他提议并实施建设福州船政局的经历，没有他在甘肃等地为征战专建的兵工厂，收复新疆断无可能。可惜，国家没有一个好的组织体系来支撑他的理想，他的个性也无法在世俗的习气中得到谅解和宽容。在那个时代里，他不可能创造更大的奇迹。

并非我要讨好什么，考察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中国真的应该庆幸有了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在中国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很难有比共产党更好的管理体系，很难聚集大多数有限的人才，很难在经济科技上迅速弥补那些巨大的差距，更难对抗危机四伏、利益复杂多元的经济战争。

我始终相信，一个能在万里长征这样困苦的环境下挺过来，能在长津湖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敢于牺牲的群体，就一定能够战胜任何的艰难险阻。

诚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今天我们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是否有益于当前错综复杂形势下的中国？我们是一个需要权威的传统东方国家，近百年的历史早已做出了选择。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18世纪被西方肢解，缺乏强有力的政党和领导人是重要原因。在民主面前，我还是非常欣赏“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样的务实精神和创新勇气。

当今的中国需要稳定，但更需要激情、更需要创新的勇气。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社会不稳定而对改革举棋不定，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议论和看法止步不前。美国次贷危机，很多专家庆幸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上的稳健。但是，要看到，华尔街在其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原创意义的金融创新就达百余种之多。每一次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诚然，它也有发烧的时候，但它是美国充满活力、保持领先的源泉。记得美国一位金融家说：“跟着客户的需求走，迅速创新，一直是华尔街长盛不衰的秘密，所以华尔街永远不会死。”我们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在内的创新能力就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噎着了我们就不敢吃饭，更不能把自己产业的命运交给他们来主宰。

我知道我们中国的问题还很多，体制上、习俗上的某些弊病也让我深恶痛绝，但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要敢于说话、敢于负责，不当沉默者和看客。这是一个国家保持青春活力的源泉。

在这个边缘的角落里，我时常一个人这样静静地思考着。于是，我的博客诞生了，虽然在我开博之初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似乎一个官员把自己在网络里亮出来，充满了未定的风险。为了不辜负好心的朋友，我定了在博客里不谈政治、不谈工作、不谈自己的爱情这三个原则。不谈政治是为了减少网管们的压力，不谈工作是为了避免争议，不谈自己的爱情是为了不参与一切娱乐化的形式。我的博客就这样维系着不低也不高的点击率，侥幸以边缘化的方式生存下来了。

一个六七年出生人的思绪就这样漫流着。新旧年代更替的痕迹，开放与保守的纠结，理想与势利的挣扎，处处打着或深或浅的烙印。于是，偶尔的写作，不仅成为了一种消遣，更成为了一种信念和锤炼，警醒着我、鞭策着我，这或许连我开博时也没有想到。

走在边缘，一付从容，却难得一份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