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无光集》系“六合丛书”第一辑的最后一本，是作者张晖近年撰写的中国文史随笔，在其自序中这样介绍：“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无声无光集》是张晖撰写的一部中国文史随笔。

《无声无光集》分四辑。第一辑写唐诗宋词中的掌故，如唐朝酒价、南明秘史、姜白石的爱情、元缜的梦。第二辑谈近代学者的处事与治学，如怎样理解黄侃、俞平伯的淑世情怀。第三辑是评论文字，如书院的知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唐诗的传承等。

最后一辑为作者对陈国球、吴庚舜、徐公持三位先生的访谈，以谈代论，识见透脱。作者博学丰瞻，文笔雅洁，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学术价值。

自序

第一辑

 一 中国的“诗史”传统

 二 唐诗中的酒价

 三 元稹的梦

 四 姜白石的爱情

 五 “商略”创造的情境

 六 诗歌中的南明秘史

第二辑

 七 我们怎样理解黄侃

 八 俞平伯的淑世情怀

 九 徘佪在文化与政治之间——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活动

 十 怀念高华老师

第三辑

 十一 唐诗的传承

 十二 慢慢经典化的《中国文学批评》

 十三 从《陈维崧集》看清代别集整理

 十四 评周绚隆《陈维崧年谱》

 十五 跋陈璧君钞本《双照楼诗词稿》

 十六 文章之道与思想表达

 十七 书院的知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

 十八 且把金针度与人——读《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

 十九 学界别裁——读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第四辑

 二十 文学的力量——陈国球先生访谈录

 二一 步入文学所，就是步入实现理想之路——吴庚舜先生访谈录

 二二 徐公持先生访谈录

一 中国的“诗史”传统

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以至于凡是在诗歌史上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几乎都被视为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诗歌的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所以其价值不证自明。而我们在阅读诗歌时，也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就是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喜欢在作品中搜索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不同，专业批评家往往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在诗歌阅读中另辟通往历史的蹊径，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恪等人的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

需要追问的是，这种以诗为史的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诗史”一词从晚唐《本事诗》开始正式成为文学批评概念。《本事诗》里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可见在其语境中，所谓的“诗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歌；其次，杜甫在写作这些诗歌时，记录了他流离陇蜀时的全部事情，连十分隐密的事也不例外，甚至没有任何遗漏。两者缺一不可，构成“诗史”的内涵。此后，“诗史”一词的内涵得到不断地增衍。如果加以简略概括，大致有十七种之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比如《新唐书》里专门强调“善陈时事的律诗”，理学家邵雍则将之理解为一种“追求普遍性的诗学”；还有强调“知人论世”的，杜诗忠实记载客观事物如酒价、年月日、地理、数字、人物等，杜诗的叙事功能，杜甫忠君爱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诗史”的内涵，影响大多止于一时、一地甚或一人。综观历代的“诗史”说，其问贯彻着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强调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

从孟綮《本事诗》强调杜甫流离陇蜀时记载所见所闻的诗歌开始，“诗史”说就不断强调诗歌对于外在现实世界的记录和描写。宋代的“诗史”说虽然繁杂，但无论是《新唐书》所说杜诗中“善陈时事的律诗”，还是其他的论述强调杜诗的实录、史笔、知人论世、叙事等，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基本的文学理念，即诗歌的内容须记载、反映外在的现实世界。而明代复古诗论中的大量论争以及清代王夫之、钱谦益、施闰章、陈沆等人的论述，也都是在不违背此一理念的情况下展开的。可以说，强调诗歌记载现实生活的“诗史”说，起源于晚唐，到明代就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一贯要求诗歌描写现实、反映现实、记载现实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诉求。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诗歌须描写现实既是“诗史”说中的一个基本内涵，也是历来中国诗歌理论中的一个常见论说。方孝岳曾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提到《左传》赋予许多《诗经》中的诗歌以本事，即表明在中国早期的文学观念中诗歌是要以具体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7—19页)到了汉代的《毛诗序》，更加清晰地表明诗歌要记载“一国之事”和“天下之事”，诗歌和现实之间由此产生了密切的关联。至唐代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核”即真实的意思。(许慎如此解释“核”(覈)：“覈，实也。……遮其辞得实日覈”，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58页上。)白居易说诗歌背后的事“核而实”，即强调诗歌记录事件的真实性。在这种观念下，诗歌就要尽量做到对现实的忠实再现与模仿。

较之汉代《毛诗序》、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等理论，“诗史”说在对于诗歌如何记载现实生活的问题上无疑概括得更为简洁与凝练。“诗史”说不但继续强化了诗歌对现实模仿的创作倾向，而且它的众多内涵从各个方面、诸多层次给了这种创作倾向予具体而微的指导、说明。诗歌记载现实的观念和创作倾向，正是由于“诗史”说的推波助澜，自宋代以后才得以深入人心。

从中国诗歌史的历程来看，自觉运用诗歌来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行为，无疑始于杜甫。宇文所安发现，当时除杜甫外很少有其他诗人记载安禄山的叛乱(贾晋华译《盛唐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24页)。宇文所安的观察十分敏锐，他注意到杜甫这一自觉的创作行为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宇文所安在此并未对此作出说明。需要补充论述的是，杜甫对诗歌本质的理解无疑已经开始转向诗歌应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对诗歌本质的新理解一旦转化为创作实践，就使得杜甫在诗国里不断地得以开疆拓土。而杜甫这种注重诗歌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观念之所以能在后世形成广泛的影响并被普通作者接受且运用，乃是自晚唐孟綮以来诸多“诗史”说推波助澜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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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有一卷诗叫《长干塔光集》，其中收入一首长诗专讲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冬天南京长干塔于夜间大放光芒之事。长干塔是明永乐十年(1412年)敕建大报恩寺时所造的九级琉璃塔，高百馀丈，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以琉璃、黄金铸成塔顶，鼎盛时夜间更有一百二十八盏燃灯，其光远播几十里外。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当时钱谦益正住在长干寺秘密从事复明运动。那么，他在诗中刻意表彰长干塔大放光明，其寓意可知。有趣的是，当晚陪同钱谦益一起礼塔的还有钱澄之，但他却在自己的诗中说长干塔“是夜仿佛有光”。这不是陶渊明“仿佛若有光”的希望，而是陷入黑暗的绝望。长干塔是否放光，必然有一个客观的事实，然而却因诗人的心境有所不同，光芒便在有无之间。

在我现在的住所，也可见一座高约五十米的慈寿寺塔。此塔为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生母李太后所建，因檐角挂有风铃三千多枚，俗称玲珑塔。微风拂过，清脆之声曾遍及禅院，撒落四周人家。如今慈寿寺已毁，风铃早已不存，有声的宝塔，遂成无声的沉默。

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字，即为我几年来在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之外的部分感想，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是为序。

张晖

201 2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