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文学界有两件值得纪念的大事：一是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诞生200周年；二是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诞生200周年，他们都是以大量文学作品显名于19世纪世界文坛的作家，也都是在中国广有读者的作家。
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对于这些文学大师来说，是真正适用的：人虽死去，名字与作品却永不消亡。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本·琼孙，作为莎士比亚的朋友和剧坛敌手．在莎翁其人已殁之后，他仍给莎士比亚以高度的评价：“你是不需要陵墓的纪念碑，你还是活着的，只要你的书还在，只要我们会读书，会说出好歹……得意吧，我的不列颠，你拿得出一个人，他可以折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题莎士比亚遗著，纪念吾敬爱的作者》)只有大师才能当得起这样的评价，否则，评人的和被评的都会因背本离实而羞杀。同时对这位文学大师，德国诗人海涅对他更是崇敬有加，以致把他与耶稣相比，称降生莎士比亚的英国亚芬河畔的斯特拉福德为“北方的伯利恒”，他为莎士比亚生逢五光十色的转型的英国社会而庆幸；对于振鸣着天才飞翼，使平凡生活事实灼然生辉的莎剧创作，他感到读起来如同沐浴在温暖的精神太阳之下。这是后代的文学大师对于前代文学大师的直接感受。
感受的是经验现象，现象后面却潜藏着规律性的东西，唯有透识这个贯通一切现象的规律性，才能使我们把所有的文学大师、艺术大师永在的原因，作为普遍历史经验来把握，并为深入了解大师的作品提高理性的自觉认识。
大师都是时代的镜子。这只要看看他们的作品与时代生活有多近，就可以得出结论。莎士比亚称戏剧是时代的镜子，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编年史，他自己也以历史学家忘记写了的“法国社会的风俗史”的作者自谓；托尔斯泰被誉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样的大师，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乏其人的。善作“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有“诗史”之誉的杜甫，写封建末世“百科全书”的曹雪芹；现代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的作品中也都反映了他们的时代。一个作家固然可以写一己的悲欢，其作用也不一定只是自作自享。
大师是人民情绪的表达者。这在许多大师的行为倾向上与民众的接近，及其同情民众、表现民众意愿的人民性上，能看得比较清楚。这个社会历史的方向性，从根本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社会价值，在世代相续的读者群中发生思想影响。不用说没有这种思想倾向，就是缺乏了这种思想倾向，所谓“文学大师”、“大师的作品”，也都没有足以当之的基础。屈原如果不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如果不是愤慨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雨果如果不是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并为巴黎公社被镇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而愤不平；托尔斯泰如果不是批判俄国贵族专制社会，表现俄国农民的愤怒抗议，如此等等的作家，就不会给人留下文学大师的印象。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可有哪个大师是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找不到一个。
大师是艺术创造的大师，他的艺术创造水平究竟与艺术规律有多近，乃是一个必有的尺度。作为文学艺术家，他的人格自然不能低于他的艺术，因此席勒说：“如果一个诗人他的人格不比他的诗伟大，他的作品就会被人所不齿。”但也应该说，艺术家没有高超的审美创造能力，可以是令人尊重的别的什么人，却不能成为愈读愈觉其作品高妙的艺术大师，这也正是历史上艺术大师数量有限的作品对象的决定原因。这就是说，艺术大师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权威人士评定的，而是由其作品对象决定的，决定的现实性的实现，是在世代众多的读者接受之中的。广大读者看作家作品，是看其在“按照美的规律去建造”上，攀登有多高，独创有多少，绝不是看他在某一名家之后亦步亦趋有多远，模仿现成模式有多少。这个关键点，并不是中国当代所有的作家都十分清楚的。
大师不仅是时代的镜子，人民情绪的表达者，创造高超艺术的大师，更是以广阔心怀、深重情思，过滤他所感觉到的世界一切的人。为此，他能把笔下的一切变成自己，也能把自己变成笔下的一切。他不仅可以消解物我的界限，他也能融通与作品读者的主体界限；他写的都是读者心里有而想说又说不出来、自己不会说又被他说出来的，并且又说得那么好，他成了亿万读者的知音。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笔，他的心灵，是他的而又不专属于他的，他融汇了时代，表达了民众，在自己丰富的心灵世界中，外化出伟大的艺术，其感人的魅力永存，因而创造出这种艺术的人也永在。
大师是夜空里最明亮的星星。他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却又属于全世界。培养造就他的学校是时代，给他执教的是人民，他虽然用自己的作品取得了毕业资格，而自己却从不知道，并且是功成而弗居。所以，不论对谁来说，大师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