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科编著的《千山碧透》内容介绍：不是每一个士兵都会成为铁血英雄，但每一个年轻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青春。在偏僻的边疆，绿色的营房，一模一样的军装下，是他们各自不同的笨拙、机敏、勇敢与单纯，令生命如野草般蓬勃生长，染透祖国群山。这些故事有料，有趣，生机勃勃，那些岁月距今还不太久远，那些年轻人或许已经回归五湖四海，过着家常日子，但他们青春的身影在我们的记忆中依然活跃，依然闪光。

冯俊科编著的《千山碧透》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军旅小说，它有意回避了一般军旅小说中“铁血、英雄、牺牲、崇高……”等宏大瑰丽的画面，而是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出了70年代初至80年代，部队中的四十个小故事，短小精悍，小处入手，大处着眼，读起来轻松有趣，写活了一座军营，写活了一群人。

作者从一群年轻人参军的途中开始，写到生活、训练、嬉戏和站岗等故事，前后近十年的军营生活，反映了社会、时代和人的进步和变化。性格鲜明的年轻士兵们，在一个个饶有趣味的小故事中轮流担当主角，每篇故事各自独立，但依次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个个小故事组合成了立体全景的军营日常生活图景，每翻开一个新的故事，都是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军营中的年轻人，宛如移步换景，景随情变。

作者既是一位社科理论学者，又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活经历，《千山碧透》这本小说语言从质朴中透出一种洁净，隐然有孙犁散文一般的清新优美，令本书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现实感和情怀，更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止步于怀念和感喟，而是以极为含蓄内敛的方式表现了观念的变化，表达了对时代和人生的深层次反思。

从军路上

紧急集合

叛徒“刘小宁”

谁把他姑姑照片贴墙上

深夜忆苦饭

被窝里的“糖衣炮弹”

老兵的歌

两个花枕头

候一圈的演员梦

自杀的新兵

第一个被处分的新兵

第一个被表扬的新兵

著名作家“黎烂嘴”

过年杀猪

失踪的新兵

私改军装的小裁缝

班长“梁老虎”

丢枪的罗班长

分兵

电鱼身亡的上士

“黑典型”黄华平

锅炉蒸馒头的炊事员

大梁山的呼唤

得麻风病的魏排长

贺编辑

火红的杜鹃花

多情的凉头河

山中，一棵难忘的枇杷树

没能发稿的采访

倒在风雪中的参谋长

文工团的桃色新闻

女军医林荣

军营旁边的那条河

爱打扑克的政委

“革命”的洪文采

“五七连”的男娘们儿

女兵柳晓雪

雪夜遇大嫂

情断军营

难进405团的兵

从军路上

1972年12月的中原大地，麦苗开始返青，柳树已经泛绿，万物已显示出春天的气息。21日那天，天空飘着雪花，下着细雨，一望无际的原野笼罩在蒙蒙雨雪之中。一辆辆在雨雪中行驶的卡车，从不同的方向开来，在黄河北岸的一个火车站停下。从车上跳下一队队身穿绿色军装、没戴领章帽徽的新兵，跟着自己的排长、连长，踏过泥泞的土路，登上了铁闷罐火车厢。很快，车厢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在轨道上行驶。火车开往哪个方向？目的地又是哪里？兵们都不知道。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喊：“快看，黄河、黄河！”

“不许喊，坐下！”

随着排长严厉的声音，兵们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就又悄无声息地坐下了。不过兵们已经知道，火车在向南面行驶。

车厢内铺着一层稻草，兵们把被子的一半铺在稻草上，另一半折过来盖在身上。没有枕头，只有一个裹着衣服的白布包袱放在头下枕着。车厢中间放着一个铁炉，一根白铁皮烟筒伸出车厢顶部。两个兵在生炉子。不知是由于柴草太湿，还是火车行驶太快使烟筒里气流不畅，炉子没有生着，反而弄得满车厢烟雾，浓烈的烟雾呛得兵们直咳嗽，还有人在低声骂。排长见状说：“炉子别生了，冷就挤得紧一点。”兵们不再吭声，一个个或躺或坐，看着冰冷的炉子，听着火车轮子和轨道的磨擦声，心里想得最多的是：要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

赵西波，柳村人，他悄声对同村的王继广说：“一发军装我就知道是去南方，穿这样的衣服到北方还不冻死？”后来大家叫他“小聪明”。

王继广说：“去南方为啥还发棉袄、棉被？现在火车向南走，到晚上搞不好会掉头向北，这叫兵不厌诈。”王继广显得比“小聪明”还聪明。

章德林是县城的干部子弟，插嘴道：“中、苏年初提出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九月又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北方无战事，向北干什么？”

王继广说：“九月中、美也签订了上海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已正常化。去年，中国和越南签订三十多个无偿军事、经济援助协议，给老越几十亿美元援助，南方也不会打仗，向南干什么？”

赵西波说：“我看咱不会去打仗吧？毛主席前几天不是说，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吗？会不会让咱们去挖山洞去？”

突然有一个兵高声喊：“报告排长，我要拉屎！”

车厢里顿时无人吭声。拉屎？往哪儿拉？车厢里全是稻草地铺，地铺上全是兵，你以为这里是你们家的地，脱了裤子就能拉？

排长说：“憋着点，到下一个兵站再拉。”

“憋不住了，我想拉稀。”

那几个文化水平高，对国际、国内大事很关心的人停止了对时局的分析，对于突然出现在面前这一难题，一时都没能想出办法来，只是皮笑肉不笑的看着这个乡村出来的兵。这个兵有些晕头晕脑的，后来大家叫他“晕鸡”。

章德林说：“还没打仗呢，就他妈的吓拉稀了？”

排长站起来，一手抓住车厢上的把手，另一只手去推车厢大门。门太重，推不开，排长又加上一只脚蹬，铁门才咯咯铛铛地龇开了不到一米宽的口。列车呼啸奔驰，外面雾蒙蒙的，寒风卷着细雨雪花飞进车厢。排长全然不顾，大声喊：“过来拉！”

“晕鸡”两眼惊恐地看着排长，提着裤子走了过去。排长拿着一根宽背包带，把“晕鸡”拦腰捆上，两头往车厢把手上系好，说： “屁股朝外，蹲下拉！”

“晕鸡，，用两手抓着门框，两腿有些发抖。车外的风吹起两条裤腿，像膨胀起的两个风筒，整个人成了半圆的弧，像一面鼓起的帆。他蹲了几次，都没有能蹲到位。排长喊赵西波和章德林：“过来架着他，往下按！”赵西波和章德林过去，一人拧着“晕鸡”一条胳膊，使劲往下按。“晕鸡”终于蹲了下去。不知是害怕，还是车外风大，蹲下半天也没拉出屎来。赵西波骂：“你他妈的到底拉还是不拉？”章德林说：“再不拉，把你两只脚也捆上，捆死你在车门上。”

话音未落，“晕鸡”以半蹲着的姿势喷出一股稀屎。稀屎没有喷出车厢外，大风把稀屎吹回来抹得他两腿都是。章德林躲闪不及，裤、脚上也沾满了稀屎，气得他抬手扇了“晕鸡”一个耳光。一车厢的兵们立刻热闹起来，有人前去劝架，有人捂鼻子直喊臭，有人在谩骂，和“晕鸡”同村的两个兵赶忙过去帮他擦屎。一直折腾到天黑时，车厢里才安停下来。

第二天早上，兵们醒来，拥在一起从半开的门缝里往外看。眼前闪过的是起伏的丘陵、纵横的河湖、层层的梯田，绿树青竹，淡淡烟雾，一派江南景色。不时可以看到细雨中身披蓑衣的老农，扶犁赶牛在耕耙水田。章德林对王继广说：“看来列车并没有像你那么诡诈，夜里调头向北，而是一直到南方来了。”王继广瞪了他一眼，说：“你没闻闻自己还臭不臭？”兵们立刻大笑起来。

中午，军列在一个兵站停了下来。兵们踩着搭在车门的梯子走出车厢，集合起来，跟着排长去厕所方便，然后到一个空地围成一圈，先期到达的值日兵已把饭菜分好，每人一大碗，下面是白米饭，上面是圆白菜、粉条和大肥肉片。排长一声令下，兵们端起饭菜，片刻间一扫而光。这是我们离开家乡后吃到的最香最饱的一顿饭。当时正是征兵季节，兵站里穿着海军、空军、陆军服装的新兵很多，有一队一队的，有三个五个一群的，来来往往，行色匆匆。连长怕我们丢失、走乱，命令把白毛巾系在挎包带上，方便辨认。在株州兵站，我和排长吃过饭返回军列时，不知什么时候，后面跟着四个新兵，也上了我们的车厢。排长发现时，列车已经开动了。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广西籍的新兵，和我们不一个部队，他们的连长也命令把白毛巾扎在挎包带上，看到我们，以为是一个部队的。一直到了贵州的马尾兵站，连长把上错车的四个新兵交给了兵站的负责人。

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行驶了七天七夜后，终于在贵州省一个叫火铺的地方停了下来。当时天还没亮，从铁闷罐车厢里走出来的兵们，一个个灰乎乎的，看不清脸庞，站立在车厢一侧，黑压压的一片，像是从火车上卸下来的一堆木桩。值班排长、连长们那高亢、严厉的口令声，在车站回荡。刚刚穿上军装才几天的兵们，顿时感到了军队的威严。一千多名新兵没人敢乱动，敢说话。连长命令：“以排为单位，上汽车。”

我们排五十多人，在排长的带领下，登上了一辆汽车。汽车大厢的四周用帆布遮着，严严实实，兵们在车厢里隐约能相互看见，人挤人，肩挨肩，一点也动弹不得，但没有一个人说话，车厢里寂静无声。早起赶集的山区老乡，望着长长的车队，不知里面运送的是货物还是军火。云贵高原的山路崎岖不平，曲曲折折，汽车不停地上坡、下坡、拐弯，兵们随车不停地摇晃。忽然，有两个在里面的兵喊：

“报告排长，我要吐。”

听声音像是章德林和王继广。排长说：“把军帽取下来，吐到帽里，等到了目的地再倒掉。”没料到章德林“咕”地一口，吐到了另一个兵的脖子里。那个兵张口就骂。人们一听，是“晕鸡”。旁边有人说：“别骂了，你拉他一裤屎，他吐你一脖子饭，正好扯平。”

汽车在崇山峻岭中颠簸行驶，几个小时后，来到了贵州省的一个县城。这个县位于贵州省的西南，和云南省的富源县、曲靖相隔不远。县城不大，四面群山环抱，山头云雾缭绕，天上看不见太阳，有一种细雨蒙蒙的感觉。一条南北大街贯穿全城，街两边多是木板搭成的房子，房子中的烟筒伸向街外，冒出浓浓青烟，散发出一股呛人的硫磺味。据排长介绍，这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文银。由于常年下雨，街道上泥泞难走，但兵们那青春的脚步踏踩过后，竟露出了埋在泥下多年的石板路。

新兵们在县中学的操场上集合，团长栾贤臣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主席台上，用浓重的山东腔调给新兵们讲话。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支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41部队，我所在的是新兵一团八连，连长姓谭，指导员姓龙。P1-6

1972年12月，基建工程兵部队到我们县征兵。我通过政审、体检等一系列关口，终于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临离开家前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跟前，拿着15元钱和10斤全国粮票，语调低沉地说中国文学：“家里没啥东西送你，就这点钱和粮票，当你生活不接济时用吧。”我看见父亲两眼发红，双手发抖。说实话，我真的不忍心去接。当时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才能挣五分钱，我们家7口人，全凭父母劳动挣工分生活，能攒下15元钱，该是多么的不易！我心里发酸，迟迟没有伸手。母亲抹着泪说：“拿着吧，在家日日好，出门时时难。不拿这钱和粮票，我俩更不放心。”我含泪接过了钱和粮票，装进了贴身的衬衣口袋。父亲又一针一线缝紧了我的衬衣口袋。

离开家乡的那天早上，新兵们在县大礼堂集中，和家人做最后的告别。当时雨雪交加，下个不停。新兵家属来的不多，我父亲来了，他和弟弟来为我送行。我看着父亲那饱经沧桑的脸庞和凝重的神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带着我到接兵的龙指导员面前，拉着龙指导员的手说：“首长，孩子就交给你了，你就像对自己孩子那样，多教育他、关照他，我们全家感谢你！”说着，父亲眼里流出了泪水。父亲纯朴勤劳，性情刚直，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没有流过眼泪。但这次他流泪了，而且也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送新兵的车队缓缓开出礼堂大门，外面雨雪依然在下。大街两旁站满欢送新兵的人，我在人群中看见了父亲，他拉着我弟弟跟在我坐的那辆汽车旁边，踏着泥泞的路小跑。雨雪打在他的脸上，他全然不顾，边跑边向我招手，嘴里在喊着什么。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纷纷扬扬的雨雪扑面而来，我终于看不见了父亲，心中猛然觉得少了些什么。我仿佛看见父亲依然在跑、在喊、在挥手。我忍耐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又登上了铁闷罐火车。经过7天7夜的颠簸，到达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开始了我近10年的军旅生涯。那是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旧社会人无三纹银”的地方。好在小时侯生活苦惯了，穿着崭新的绿军装，吃着大米白面，还有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自己并不觉得苦。新兵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大多数人原先并不相识。在这远离父母、远离故乡的地方，都想有一番奋斗、一番作为，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自己。那个年代流行的说法是“人民解放军是个大熔炉”，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第一个被表扬的新兵古建、第一个被处分的新兵曹国有、著名作家黎烂嘴、做演员梦的侯一圈、失踪的新兵李爱武、上吊自杀的刘三平等人，都是和我在新兵连朝夕相处的战友。我天生愚笨，不会赶时髦，不愿出风头，凡是领导让干的事情就尽力去干好，不像古建、刘三平们那样，在空闲时间去大干好人好事。后来，我发现头脑精明的“古建”式人物挺多。到老连队后，有一个搞汽车修理的广东兵，在下班后或节假日期间，背着背篓漫山遍野打猪草。有一次连队点名，他背着一篓猪草回到营区，不从队伍后面走，也不从连长后面走，而是从连长和队伍之间大摇大摆的走过。这种近乎滑稽的行为引起全连官兵的轰然大笑。后来，这个广东兵在他们那批兵里最先入了党，入党后就开始泡病号、偷奸耍滑不再去做好人好事了。我原以为这种人新兵连有、老连队有，没想到我调师部机关工作后发现也有。那是一个参谋，回家探亲时批准他二十天假，可他回家只住了一星期就回来了。销假时碰巧政委在我们政治处，首长问他：“20天假怎么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参谋一脸谦恭地回答：“首长和战友们都在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哪能呆在自己小家里享清福？”政委表扬他说：“好，不错。”当这个参谋走后，政委问我俩：“这个参谋人品如何？”我们没有说话。政委接着说：“这个人自从提干后工作就不扎实，很虚伪，不能重用，记住明年让他转业。”我俩听后大吃一惊，觉得政委很有眼光，但又觉得太残酷。古建、洪文彩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到地方工作后，我发现这样的人物到处都有。我一直在想，社会上有这种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领导没有政委那样敏锐的眼光和魄力，致使他们中间的个别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这才是最可悲的，也是最可怕的。

当然，军营中这类人毕竟只是少数。梁班长、牺牲的新兵小胡、“黑典型”黄华平、“五七连”的男娘们薛助理员、倒在风雪里的参谋长等人，真正是军队的脊梁。他们真诚勇敢、无私奉献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

我参军时，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前夕。部队也同地方一样，改革的思潮在兵中涌动。新兵们都是来自地方上的优秀青年，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文化大革命的痕迹。这两种思想在军营里交融碰撞，新兵们在交融碰撞中感悟着政治的严酷和人性的复杂。比如，《老兵的歌》里，新兵王文广为了表现政治进步，听见了老兵在唱“靡靡之音”后就立即报告连里。新兵们在批判这个老兵时个个义愤填膺，没料到一直黑封着脸的梁班长最后不仅不批判那个老兵，居然还大骂“新兵蛋们懂个球，”并说那歌老兵们个个都会唱。新兵们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没人敢动，也没人敢吭声。《“黑典型”黄华平》里，新兵赵西波白天听了指导员批判“黑典型”黄华平的动员，激动得一夜难睡，写出了一针见血的大批判稿。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深夜贴完大批判稿后，无意中发现指导员、连长、副连长和排长们竟然都欢聚在“黑典型”黄华平的房间里，惊讶得赵西波一边跑一边颤抖地说：“他妈的，这到底是咋回事，部队的阶级斗争咋贼复杂？”《两个花枕头》、《失踪的新兵》、《著名作家“黎烂嘴”》、《火红的杜鹃花》等篇中，一些新兵为了政治上进步，有的告密、打小报告，有的当众揭发、举报他人，有的写大字报、大批判稿……每想到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这些人和事，心里就禁不住涌起阵阵酸楚。

几十年来，最让我心中纠结的是《自杀的新兵》刘三平、《难进405团的兵》里的刘开河、秦大兵们。刘三平朴实勤快、默默奉献，因为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姓名反被诬陷为偷东西“不留痕迹”，最后吊死在小河边的柳树上，死后被定性为“自绝于人民军队”，不能享受烈士待遇。刘开河为备战练习过硬驾驶技术闯铁道车毁人亡，秦大兵因未经批准到火车上送刘开河的父母、又为能按时返回部队跳车丧命。他们和自己的战友生前同在一起生活，又在同一事件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得到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更不能使人忘怀的还有那个1950年牺牲的老兵。他因为违犯战场纪律，私放逃兵，即使为解放县城冲锋陷阵牺牲了生命，也永远未能进入405团，永远被孤零零地埋葬在距离和他一同牺牲的战友们几十米远的小山岗上。当然，秦大兵和那位老兵，他们的行为违犯了军纪，理应受到处分，但他们的身上却保留着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善良的本性。这种本性即使在最残酷的战场上和最威严的军纪面前，依然存在，依然闪光。

我当兵的岁月已经远去。但那绿色的军装、绿色的军营和战友们绿色的青春，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了我人生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常想，正是无数战士用自己绿色的青春和满腔的热血，汇聚成涓涓细流，滋润着生养自已的这片沃土，才给这片沃土带来了勃勃生机，才把祖国的千山染得碧透。

今年是我入伍整整四十周年，谨将此书奉献给我的首长和战友们。

冯俊科

2012年6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