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泉编著的《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我的亲历实录》内容包括：第一部分：特殊年代的特殊报道；第二部分：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的曲折过程；第三部分：广播新闻实践的多维度思考；第四部分：国际新闻传播之我见。一起来翻阅杨正泉编著的《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我的亲历实录》吧！

新闻工作是一条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最迅速及时地反映和记录着现实，连同它本身都成为后来历史的一部分。

杨正泉编著的《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我的亲历实录》作者一直工作在敏感的新闻战线，亲历、目睹了几十年共和国的沧桑之变。本书重点记述了“文革”早期中央电台的宣传概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始末，从“天安门事件”到“天安门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时期的宣传变化，大邱庄纪事，广播新闻面面观，中央电台播音与播音员纪事，克里姆林官红旗落地前后我国宣传的应对举措，北约袭击南联盟以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突发事件，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复杂的舆论环境，拉萨事件与火炬传递中西方舆论透视等等，从亲历实录的角度介绍了这些重大新闻事件宣传报道的台前幕后。

自序

第一部分 特殊年代的特殊报道

 特殊时期新闻报道纪实

 一 党的“九大”报道——特殊时期新闻报道的代表作

 二 从国庆20周年报道看对新闻从业者的政审

 三 “5·20”声明播出始末

 四 国庆25周年录音报道纪实

 五 林彪叛逃前后与叶群“抓电台、炸电台”

 六 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的风波

 七 粉碎“四 人帮”时的中央电台(续篇

 八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始末

 九 从“天安门事件”到“天安门运动”

 十 乒乓外交和转播农民篮球赛——兼谈体育报道的演变与联想

 特定时期的宣传特点

 一 “四 清”——“文革”的前奏

 二 “文革”初期的特殊宣传

 三 “文革”特色节目设置与演变

 四 我办《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节目

 五 中央电台的文艺广播

 六 中央电台的抢先夺权

 七 军事管制下的广播台

 八 阴差阳错我走上管理宣传岗位

 九 毛主席就对外宣传做出批示

 十 恢复中央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第二部分 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的曲折过程

 一 伟大的转折——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宣传工作的转变过程

 二 报道大邱庄纪事

 三 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曲折发展——中外关系与舆论宣传

 四 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的前后——苏联解体时的舆论斗争与我宣传应对策略

 五 克林顿总统访华——复杂舆论环境的应对

 六 北约袭击南联盟——复杂真伪的舆论战

 七 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报道纪实

 八 “人权”入宪前后

 九 拉萨事件与火炬传递——西方反华舆论反华透视

第三部分 广播新闻实践的多维度思考

 广播新闻面面观

 一 新闻在广播中的位置

 二 广播新闻的稿源

 三 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

 四 重要新闻的播出与重播

 五 《新闻报摘》的特点与工作方式

 六 《全国联播》节目

 中央电台播出轶事

 一 一首没有唱响的《国歌》

 二 曾经播出的毛主席生日祝词

 三 中央电台节目的开始曲与结束曲

 四 广播称谓的演变

 五 王震与评书《三 国演义》

 播音与播音员纪事

 一 初识播音趣事

 二 只有“两个播音员”的电台

 三 中央电台的播音基调和风格

 四 转播开国大典：中央电台的骄傲

 五 对“大论战”中播音的再认识

 六 播音员的考核上岗

 七 “文革”时期的反常播音

 八 记“文革”中一 次播音员的选拔活动

 九 艰难的播音改革

 十 播音员与节目主持人

 十一 播音员的穿着风波

第四部分 国际新闻传播之我见

 “首都有座外文城”——中国外文局与对外传播

 一 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

 二 初进外文局的尴尬

 三 我所知道的外文局

 四 新时期书刊网外宣面对的新问题

 五 外文局宣传格局的历史性变化

 六 不可不说的翻译问题

 七 “中国网”落户外文局

 八 记忆爱泼斯坦

 九 《政协提案的故事》丛书诞生记

 中西观念的碰撞与磨合——再谈“99《财富》上海全球论坛”

 一 双赢：寻求利益的结合点

 二 磨合：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协调

 三 经济：无法摆脱的政治

 四 简明：与国际的沟通

 五 媒体：观念与应对

 附：美国《时代》周刊总编辑眼中的中国

 战争与宣传舆论——从伊拉克战争看宣传舆论战

 一 宣传舆论是第二战场

 二 战争报道的开放与控制

 三 未能“正名”出师不利

 四 特殊时期的“特殊报道”

 五 空前的心理战

 六 战争与媒体，

 七 战争与记者

 出访见闻——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纪实

 一 飞行途中看日出

 二 游悉尼湾见故人

 三 服务就是报道

 四 “形象司”：如何应对记者？

 五 扑朔迷离的新闻观

 六 行业性隐蔽管理方式

 七 多元文化与报道中国

 八 西方媒体批评国家领导人之谜

 九 访问后的几点思考

由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开始至1976年10月结束，历经10年。它来势迅猛，席卷神州大地，震撼着全世界。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谁都在劫难逃，难以置身其外。这场政治动乱给人民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中共中央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也必然是一个特殊的宣传时期，有许多异于平常的新闻宣传情况值得研究，有许多历史教训值得重视。这期间，中央和地方的各种传媒有着基本相同的经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称“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新闻舆论机关，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具有“文革”新闻宣传的典型性。那时，我国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很不发达，广播又有着传播快、影响面广、直接进入千家万户、最能够动员和形成社会广泛舆论的特点，在各种媒体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因此也就特别耀眼，受到特别的重视，在舆论上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也最大。虽然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不能代表当时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全部，但有一定的代表性。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的“路线斗争”与全国性的“阶级斗争”等各类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而“文革”更是“史无前例”。1964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走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中央电台，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就是“文革”的全过程。从“文革”时期走过来的广播人都记忆犹新，那种混乱、疯狂的宣传状态，复杂、艰难，瞬息万变、不可捉摸，每个人时刻处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中。我在10年“文革”中，绝大部分时间处在管理中央电台宣传的位置上，风风雨雨，几经沉浮。1968年12月28日我进入中央电台宣传小组任组长，在军管小组领导下分管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1972年7月去河南淮阳“五·七”干校；1973年7月回来后，任中央电台新闻部国际组组长，参与中央电台重要新闻节目《新闻报摘》、《全国联播》的审稿工作；1974年10月任中央电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主任，1975年7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电台副台长，并直接分管和负责全台的宣传工作。这期间，我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活动和复杂的宣传，执行过错误的宣传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由于“文革”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和情况，许多单位在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时，大多采取了回避的做法，或避而不谈，或几笔带过、一言以蔽之；或怕触及矛盾，故意绕开；或只谈原则和结论，不谈过程和细节；或觉得不好写、不便写，总是在它的外围绕来绕去。中央电台也不例外，一部广播史每写到此便省略掉。我过去陆续写过某些有关的文章，但由于历史和个人认识的局限，只是记述了其中一些重要片段，在这些片段中也只是截取了某些历史章节，而且着重记述的是正面事实，有意回避了某些细节和问题。但这终究是一段抹不去、回避不了的历史，而且是长达10年、情况特殊的历史，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论负面或正面都有许多特殊的教训和经验，都是极其珍贵的，甚至是其他历史中无法寻觅的宝贵财富。“文革”已经结束几十年，随着时间的远去和政治改革的开放度，“文革”中的某些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有关的事越来越清晰，有关的人相去渐远，历史的纠葛逐渐淡忘，从研究历史、面向未来的角度值得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P2-3

我在2008年11月出版了《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但意犹未尽，现在出版的《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一书，是她的续篇，或者是姊妹篇。这两本书记载的都是我在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中亲历、亲见、亲闻某些重大宣传的真实记录。

我想先袒露一下自己的新闻经历和写作心路。

我这个人很幸运，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生活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又一直工作在敏感的新闻战线，亲历、目睹了几十年共和国的沧桑之变，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了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展现出亘古未现的美好前景。

我从学生时代就向往新闻工作，在大学学新闻专业，50多年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如愿以偿。概括地说，我与新闻工作的结缘，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60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专业，4年的大学生活初识新闻广播；二是1964年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文革”前到改革开放初期，前后近30年做对内广播宣传工作；三是1993年我被调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同时兼管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理新闻、出版和网络对外宣传8年多；四是2001年5月退居二线后，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权研究会从事人权研究和宣传工作；在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借此契机促使我对过去的新闻宣传实践做些理性思考。也就是说，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2009年退休，走过半个世纪的新闻路，由对内到对外，由广播到出版以至更广阔的领域，而其中大部分岁月又处于新闻工作的前沿，这段岁月也正是我国大变动、大发展的年代，我紧随人民共和国的步伐，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风雨航程和沧桑巨变，饱尝了新闻宣传的激动喜悦与风险困境，切身感受到我国新闻事业巨大的发展与进步。

在工作前沿时，每天忙于眼前的事。2001年5月，我从新闻工作第一线退下来，庆幸终于有了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能够做一点自己想要做的事。我曾经有感而发：“常与风雷伴，退职归安宁。人生最难得，自主一身轻。”接下来做些什么呢？余下的时间有限，只有也只能做一些自己熟悉、喜爱的事。我时常坐在书房，审视四周，把目光落在了满屋子的书、资料和满箱子的笔记本上。有的已经尘封名年，从床下移到屋角，又从屋角搬到书架上，一直顾不上翻阅，但现在有时间了。这是我几十年工作历程的记录，我在搜寻走过的足迹中，发现在庞杂的“矿藏”碎片中有不少闪光的“金子”，我感到拥有历史也是一种富有。此后，过去的一幕幕浮想联翩，我经常陶醉在资料与历史的回忆中且乐此不疲。有时我对在职的新闻从业人员讲，你们在创造历史，我在回忆和享受历史。

有人说，人过半百爱忆往事。我记得1995年4月20日，江泽民、李瑞环在人民大会堂为爱泼斯坦祝贺八十诞辰，他们谈到一个共同感受，随着年纪的增加，对历史的记忆愈来愈清晰，反而记不起今天的早饭吃了什么。李瑞环的几句趣谈引起哄堂大笑：“往事忘不了，今事记不住；躺着睡不着，坐着打呼噜。”一位老者说，夕阳已短，往事漫漫，回顾过去也就是自律一生。

新闻工作是一条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最迅速及时地反映和记录着现实，连同它本身都成为后来历史的一部分。回首半个世纪的新闻风云路，我又时常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新闻岗位上，有自己特有的体验。我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1967年1月中央广播局的造反派夺取了宣传大权，原来的领导机构和宣传机构被彻底打碎，广播局所属中央电台群众组织成立宣传小组管理全台宣传。1967年年底广播局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12月28日我阴差阳错地进了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并任组长，在军管小组领导下主持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1974年10月我被调任为中央电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主任；1975年7月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副台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依然是分管广播宣传工作；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主持台的全面工作；1993年又被调任为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外文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此介绍这一简历，是想说明：

一、我长期处于新闻单位宣传工作的领导位置，工作特点主要是策划、组织和管理宣传报道。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被评为全国首批高级编辑时，有的电台同仁提出：“他连广播节目都不会录音，怎么能成为高级编辑呢？”的确，作为新闻人我具体参与编辑和采访的实践并不多，甚至不曾有过编辑、记者的深刻体验，更不必说能熟练操作机器录制广播节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广播新闻人的缺憾，但也由此体会到了“某种优势”，是他人经历中不多见的。至今，这种策划、管理的惯性使我认识到，当今某些新闻媒体整体宣传报道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想在众多新闻媒体激烈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加强整体策划是多么重要。策划出特点，策划出优势。

二、正因为我处于一种承上届下的宣传结合点上，也就有了特殊的工作体验，尤其是在中央电台期间更为典型。中央电台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新闻宣传部门之一，我可以从上级及时了解中央的宣传精神和部署，又从宏观上直接面对中央电台的各类节目和播出情况，尤其直接参与组织、主持重大活动和紧急的宣传报道，从中了解和应对种种意想不到的变数，经历其中的喜悦与风险，这也是一种收获、一种实践。新闻单位没有官，新闻媒体的领导离开新闻工作的实践便没有发言权。这种既是政策的接受者贯彻者，又是重大宣传的策划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角色，比具体编辑、记者掌握的信息更为全面，体验也更为宏观，为我后来的回顾纪事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现实工作的需要，使我养成了爱记事、爱想事的职业习惯。对于上级精神的传达，对于做过想过议过的事，只要有可能便随手记下来，而且尽量做到忠实于原事原意，利于传达贯彻，利于事后备查。尤其对于那些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和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我一般是在当天播出结束以后，立即把所做所想详细记录下来，也有的是后来补记，但很容易走样，离开原来的环境气氛就没有当时的真情实感。当时的记录中又特别留意背后主持、策划、组织宣传报道的过程以及那些具有故事性、生动性、启发性的细节，这些最容易被人所疏忽，但却最能体现某一报道的特点，丰富文章的内涵并力显生动性和趣味性。有人看过我写的回忆文章后发问：你怎么会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具体？我说“得益于平时的积累”。

回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时常产生一种想要整理出来的冲动。总的感觉是，几十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史实要写，有太多的话要说，不论是过去的成功还是挫折、经验还是教训、喜悦还是痛苦，都是共和国历史和新闻史的一部分，应该记载下来，这是历史责任。尽管有如此有利的客观因素，但真的要付诸行动是另一回事，我深感事实与底气不足：一是事实不足，不系统不连贯；二是自己的功力不够，时间跨度和变化太大，政治口径和分寸把握很难；三是难以衡量它的现实价值，在浮躁的市场中有没有出版的可能？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四是深知写史难，真实的历史更难写，不要说政治尺度的把握，就是几个人同时经历的同一件事，各自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看法千差万别，甚至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会有出入，这种事屡见不鲜。种种疑虑使我迟迟下不了决心，完全放弃又不甘心，颠来倒去在心里折腾。为此，我多次求教于同行和朋友，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才有了写下去的勇气。

在多年对某些典型史料整理过程中，断断续续地写成某些文章，2008年集纳出版了《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一书，其中记载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逝世、林彪叛逃、粉碎“四人帮”、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唐山大地震、中国网络媒体的初期建设、北京申奥与对外宣传，以及中央电台的多次改革等重大新闻和新闻事件的前前后后。但因主、客观因素，仍有某些重大新闻事件未来得及整理。现在续写出版的《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我的亲历实录》一书，重点记述了“文革”早期中央电台的宣传概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始末，从“天安门事件”到“天安门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时期的宣传变化、大邱庄纪事、中央电台播音与播音员纪事、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前后我国宣传的应对举措、北约袭击南联盟以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突发事件，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复杂的舆论环境、拉萨事件与火炬传递中西方舆论透视等，从亲历实录的角度介绍了这些重大新闻事件宣传报道的台前幕后；另外对《新闻背后的故事》中已有的林彪叛逃前后、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等文章做了新的补充，或侧重了某一角度。总的来说，此书依然保持了《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的写作原则和风格：“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着眼于宏观，着重于典型事件；写过程，写细节，写本来的思想活动，增强其可读性和生动性；不追求彼此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便于排序。有的事实没有写，我所写的都是事实，但我深知，不管如何尽心竭力，我不能认定我所知道的事实都是绝对真实的，我的见解都是符合实际的。”

业界常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对于新闻事件的回顾并不完全代替写史。我常说，新闻工作者是杂家，谈哪些方面都不会太离谱太外行，谈哪些方面也不会太专业太内行。新闻报道的是客观事实，而且是变化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事实，每次报道属于事实的一部分而又是过程。写史需要把握和分析全部事实，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需要时间的沉淀。“历史是由后人写成的”，这话不错，后来人更有可能从整体上做出对某一事件接近全面、接近正确的判断。但历史也需要当代人、当事人来写。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段不短的历史，在新闻宣传上遇到过太多的事件和变故，而我所亲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准确地说是这一小部分的某些局部或侧面，只能算是为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提供某些事实的碎片。经常有记者与我探讨这样的问题：他当年写的某篇（某些）报道，产生过轰动的时代效应，但今天回过头来看，时过境迁，没有人再去注意，甚至没有集纳出版的价值。我认为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由于当时的局限性许多纪事做不到，造成了后来演绎种种历史事件的空间。而今的条件与过去已不完全相同，发达的信息和新闻出版业所特有的职业诉求，最敏感、准确地记录着某些事件的真实面目，反映着历史的演变过程，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具体、生动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历史存在的不足。这些新闻作品反映的是某个时期、某个方面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尽管是历史的某个侧面，这样的事实愈多，过程与细节愈具体，也就愈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和对历史认识的完善。

“研究历史是为着现实和未来”，这话不假。但首先要尊重历史，探求历史的真实，采取对历史严肃负责的态度，才能够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以现实的政治需求和发展的形势去任意揉搓历史。马克思主义早就提出，对待历史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的理解就是把历史事实（人和事）放在当时的环境中，经过社会实践的长期检验，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看它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所起的作用是推动还是阻碍，从中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而不应该是完全用今天或未来发展了的现实去评判、苛求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无定主义，不能一个时期一个看法，一个时期一个要求，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放纵古人或苛求古人都是不客观的；不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的需求或个人的好恶而任意解读、改变历史。试想，如果用今天的现实去苛求、评判历史，用后者否定前者，那就脱离了实际，而且是有害的。如此往复，也就永远没有历史遵循可言，永远没有可遵循、传承的民族精神可言。对于不符合现实之历史文化，可以不去提倡，也不必大兴挞伐、批判之风。多次的教训证明，用实用或强制的政治手段对待历史的和传统的文化，历来是不成功的。

“往日经风雨，波涛浪中行。老来一支笔，畅游无限景。”这几年体会到了在历史中遨游的快乐。“每个人都有生动的故事”。今天已经有了前人无可比拟的方便条件，一切有条件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记录下来。写自己，就是在写时代的变迁，就是在记述历史。

2014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