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琼，重庆人，她在二十多岁时正逢抗日战争，她救国心切，由一位女校教师转向了国防工业。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她又由工业战线转向文化战线，主持图书公司和电影发行公司，出生入死，成绩卓著。新中国建立以后，她服从组织分配，长期当一名水利工作者，直到离休、去世。

《母亲之歌》是是作者周时佳的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周宗琼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二生，她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党员，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为了把母亲这位伟大而平凡的女性人物，风雨曲折又具传奇，总是不断奋斗和追求；创业成功与挫折相伴；热爱国家和人民，忠于党的事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后人奉献了一切的光辉一生，也奉献给社会，周时佳决定写《母亲之歌》这本书。

《母亲之歌》述事系统，史料翔实，质朴无华，情节感人。

代序 永远怀念周宗琼先生 张传玺／1

第一章 童年记事，求学之路／1

 1.来到人间，温饱之家／1

 2.乡村童趣，受益终生／2

 3.小“大女孩”，洪水见闻／4

 4.我要读书，我不缠脚／5

 5.进公立学校，退出国民党／6

 6.出川求学，北平女一中／8

 7.书海游泳，五点一线／9

 8.周小姐的绣花鞋／10

 9.生命有时也是脆弱的／11

 10.“九一八”事变，当义务护士／12

 11.“平民夜校”的第一任校长／13

 12.学以致用，改进火炉炉挡／14

第二章 教育救国，道路不通／16

 13.好老师，好校长，第一次失业／16

 14.数学好教员，办了“工学团”／19

 15.仗义直言，遭司法黑暗，第二次失业／20

第三章 成家立业。创办“酒精厂”／23

 16.婚约誓言，能干的父亲／23

 17.沫溪炼油受挫，酒精代替汽油／27

 18.创办“广安胜利酒精厂”／32

 19.化龙桥旁建房，母亲承担重任／33

第四章 抗战结缘《新华日报》／36

 20.结缘《新华日报》，初见熊老板／36

 21.国共合作，心向共产党／39

 22.熊老鼓励，再拓工商实业／41

 23.“虎头岩”上建房，《新华日报》接待处／43

 24.“酒精厂”被誉为《新华日报》的金库／45

 25.好带路人，母亲要求入党／47

第五章 “虎头岩"上的真事／51

 26.别动队副总队长当“护身符”／51

 27.国共合作时的父子情／54

 28.周总理为熊老夫妇写证明／56

第六章 实业报国，成功之路／58

 29.创办“乐山国防动力酒精厂”，质量第一站住脚／58

 30.“江津国防动力酒精厂”原料、生产、销售的良性循环／60

 31.扩大再生产的艰辛和努力／61

 32.成功背后的付出，痛失长子／64

 33.科学化管理，以效益求发展／66

 34.注意劳资关系，坚持“多劳多得”，为革命继续办厂／69

 35.知名女厂长是六个孩子的母亲／73

第七章 “内江国防动力酒精厂”的曲折／75

 36.合伙开办“内江国防动力酒精厂”／75

 37.切断“精神污染源”，重组“内江厂”／76

 38.牢狱之灾与营救经过／77

 39.“内江厂”走上成功之路／80

第八章 拓展工商业。资助革命和进步事业／82

 40.好秘书是老秘密党员／82

 41.“和泰面粉厂”“昆仑锯木厂”“国华酒精厂”／86

 42.投资“裕丰银行”始末／87

 43.几件值得一提的事／89

 44.学习一点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92

第九章 周恩来、邓颖超亲II缶重庆韦家院坝十六号／97

 45.重庆“韦家院坝十六号”的家／97

 46.难忘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98

 47.忆周公在韦家院坝召开的几次座谈会／100

 48.周副主席两次形势报告会侧记／103

 49.欢迎邓颖超归来，“中国妇女联谊会”成立／106

第十章 支持陶行知先生及救国会、文化、影艺界的进步活动／108

 50.初识陶行知先生／108

 51.“育才之友”和《民主星期刊》／111

 52.重庆社会大学／115

 53.“大孚（呼）出版公司”成立经过／117

 54.亲历重庆“较场口血案”，欢送叶挺将军回延安／119

 55.一段插曲／122

 56.“中术”“中艺”“中制”及话剧《清明前后》／124

 57.忆翰老，周公同意办民营电影公司／128

 58.“酒精厂”停业前后记事／131

第十一章 按照周副主席的嘱托办好“大孚"和“昆仑”／134

 59.“爱棠新村”的家，水深火热的上海／134

 60.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137

 61.周副主席在周公馆的嘱托：办好“大孚”和“昆仑”／140

 62.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前后的风云岁月／145

 63.“大孚出版公司”完成了历史使命／149

 64.1946一1949年“昆仑”拍了九部优秀影片／151

 65.“联华影艺社”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152

 66.“昆仑”进入“宗记合作制片”的新阶段／154

 67.倾囊相助，授救“昆仑”／159

 68.软禁在重庆，“昆仑”西南发行经理／162

 69.“昆仑”香港分公司，中共香港工委／167

 70.上海解放，电影《武训传》，“昆仑”尾声／169

第十二章 留在重庆迎接解放／175

 71.支持重庆地下党的一些活动／175

 72.团结上层妇女，帮助党进行策反工作／177

 73.“9.2”大火后的重庆，迎接解放／180

第十三章 工作在新中国的水利战线上／184

 74.期盼归队，山农铁工厂／184

 75.党没有忘记母亲／187

 76.到水利战线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189

第十四章 伟大的爱／192

 77.组织的关爱／192

 78.难忘邓颖超的关心和教诲／196

 79.伟大的母爱／203

参考资料／211

后记／213

18.创办“广安胜利酒精厂”

1937年秋父亲回到重庆后，急于寻找合作者，一天在街上茶馆遇到了于一年前离开天成厂，现已在广安县政府任职管财政的同学聂荣高。他建议父亲去广安办酒精厂，理由是广安办厂可以得到地方势力支持，不愁建厂资金，且原料充足，水运比沫溪河方便，可经渠江、嘉陵江直达重庆。父亲随即同去考查商议，决定立即在广安建厂。父亲任宗德出资占三分之一，聂荣贵等（聂荣高的叔伯兄弟）广安几位朋友出资占三分之二，组成董事会，由广安方面任董事长，父亲任经理，负责全厂生产技术和经营销售，并把该厂命名为“胜利酒精厂”。这是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已发表抗战声明，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为了表达他们办厂服务于抗战，企盼抗日战争早日胜利。

当时大后方的民众，由于国共达成共同抗日的合作局面，民心大振出现一种奋发向上的气氛。母亲在这种形势下，思想精神追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加上回到重庆后亲友的照顾，病情愈加好转。正常时和好人完全一样，但也有时糊涂，把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而掀起的一股建楼风认为是抗战快要胜利了。在随父初赴广安建厂时，因当时没有汽车，母亲身体十分虚弱，父亲怕她掉下来，就把她的腰捆在滑竿上抬到了广安。

“胜利酒精厂”坐落在广安县城靠近渠江的河岸边，为的是便于原料和产品的运输，一开始父亲负责建厂的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很快工厂就建成投产开始生产酒精。

19.化龙桥旁建房，母亲承担重任

1938年秋，父亲又和母亲回到重庆主管销售，父亲决定在重庆建一个营业处，选址在重庆老城近郊的化龙桥东靠嘉陵江一边，距桥头一百米处。创业心切的父亲要在广安和重庆之间奔波，好在他当时年轻力壮，虽然辛苦但干得十分有劲，建造营业处房屋的任务，父亲就交给了生病正愈的母亲周宗琼负责，只配备了一个原“天成厂”的李老先生作助手当会计。没有建过房子的母亲居然能十分有条理的根据地形条件，从房屋的设计布局、组织施工建造到与有关人员讨论解决施工中的有关问题等，都处理得十分恰当，完全像一个好人一样。到1938年底，房屋建成时，由于母亲的思想和精力全部集中在了建房的事务中，病也从此完全好了。这年冬天，一栋占地约120平方米，楼上六间，楼下一大间两小间的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坐落在了化龙桥东小桥头附近。

房屋建好后，广安“胜利酒精厂”派员来验收，向父母转达董事长的意见，认为该房屋建筑费用超出了预算，决定不予承认，还要审查有无其他问题。由于董事会事前只提出底层面积要求，并未规定预算金额，母亲建的是永久性使用的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而不是临时性的房屋，再加上修了一个三合土的70多平方米的院坝，四周又建造了围墙，墙上写了“胜利酒精厂”重庆办事处的大字，为的是便于储放酒精周转货物，并无浪费之处，但在当时的重庆郊区也算是十分醒目的建筑了。

后来才知由于广州与武汉失守董事长已无意继续投资扩大再生产，当时“胜利酒精厂”已建好，董事长产生排挤我父亲的思想，有意为难。父母知道董事长不信任他们，他们也不想寄其篱下，于是决定由父亲出面提出：若董事长不承认，房屋可不作厂方的建筑物，由父母自己负责，可以留底层给“胜利酒精厂”使用，因为当时父母还没有现金还给“胜利酒精厂”，父亲请将他的投资拨作建房费用，不足之数他们将房屋出租，三个月内补足，并表示任宗德愿退出“胜利酒精厂”的股权。董事长同意了。

重庆从1937年11月开始就已被蒋介石选为陪都，随着南京、武汉的失守，大量机关和人员都撤到了重庆，重庆房屋十分紧缺。虽然政府建造了一些小楼，但重庆的房子是不愁租不出去的，还在建化龙桥这栋房子时，就有不少人来打探房子是否出租。1939年春，父母在楼下自住一间，二楼的房间租给了国民党四十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虞处长，条件是虞处长一次交清一年的房租，价格也优惠一点，这样父母很快就还清了欠“胜利厂”董事长的建房费，后来虞处长又让出一间给了原河北省省议员当时是国民党河北省代表的牛蕴东居住，当时他亦官亦商，较富有。而楼下底层留给“胜利酒精厂”来用。

后来“胜利酒精厂”由于父亲的离去，董事长等所请的业务人员不懂技术，疏于管理，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加上董事长也不愿继续投资等原因，到1940年夏“胜利酒精厂”就停办了。但最后父亲和聂荣高结算时，投资方还是有利可得。此时父亲和母亲已开始了创办自己出资的“乐山国防动力酒精厂”和“江津国防动力酒精厂”的工作。

P32-35

永远怀念周宗琼先生

张传玺

周宗琼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革命前辈。她是爱国青年的榜样，革命战士的楷模，功成不居的典范。由于她是我的导师翦伯赞先生的战友；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她与翦先生和翦师母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之我有幸很早就认识了她。“文革”之后，我为了撰写《翦伯赞传》，又多次向她请教，从而对她本人也有更多的了解。

今年11月6日是宗琼先生“百年诞辰”。她的女儿周时佳同志撰成《母亲之歌》一稿，欲作为对母亲的纪念。她请我“审稿”，并为书稿写“序”，我自感不具备这个资格，不敢承当。但她态度真诚，又考虑到宗琼先生与翦先生夫妇的关系，也就勉强应允。书稿述事系统，史料翔实，质朴无华，情节感人。我之所说，不宜有过多重复；只想从我对宗琼先生革命业绩的了解和个人品德的感受，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爱国青年的榜样——“爱国”不是一句空话，应当付诸行动。宗琼先生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勇于实践的爱国主义者。她在高中毕业后，曾有“教育救国”的理想，因之在家乡重庆任过女校教师和校长，进行过教育改革，以求得救国有效。后来民族危机加重，她又协助丈夫任宗德兴办工厂，谋求“实业救国”。在27岁时，也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地人侵中国，中国人民掀起了全面抗战。当时，由于日寇武力封锁中国的沿海口岸，外国的石油、汽油不得进口，中国的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受到严重破坏。宗琼先生毅然与丈夫联手办起了“国防动力酒精厂”，分设于重庆远郊的江津和内江等地。宗琼先生任厂长，长住工厂，总管厂务和生产技术；任宗德先生任总经理，长住重庆，主管经营事务和产品销售。她（他）们以高纯度酒精代替汽油使用于运输车辆上，极受客户的欢迎，基本上解决了四川地区邮政和部分军队运输车辆的需要，为抗日救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二、革命战士的楷模一在重庆从事抗日救国，环境十分特殊。1937年11月，日寇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开始将国都迁至重庆。重庆地区大批官房私宅、学校、庙宇等等，尽为官府和特务所控制。1938年10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社自武汉迁来，长时间找不到安身之处。1939年5月2日、3日日寇大轰炸以后，宗琼先生激于抗日救国热情，当新华日报社总经理熊瑾玎老同志托熟人找到她时，她立即表示愿把新建在化龙桥的宽大楼房和虎头岩上新建的房屋借给了他们使用。这样，《新华日报》不仅有了营业部，而且有了外来人员秘密招待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高级领导，包括周恩来副主席在内，后来也常常在宗琼先生市内韦家院坝16号的家中与爱国文化人及民主进步人士集会。“国防动力酒精厂”被誉为《新华日报》的“金库”，也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隐蔽的场所。重庆地区的政治、社会之复杂在全国是少有的，国民党的党政机构云集，军警宪特密布，大小军阀横行，会社、袍哥林立。宗琼先生夫妇，为了汽油的顺利产销，为了抗日救国，对各路“神圣”只能化纸焚香，不敢怠慢。但这都是为支援抗日、支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和民主进步活动。他们的路子是正确的，事业也成功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禁解除，外国石油和汽油潮涌而至。国防动力酒精厂也相应地歇业停产。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周恩来部署地下党，要在上海抢建文化战线的桥头堡。周宗琼夫妇的任务也做相应地转移。丈夫任宗德与党内的文化领导人阳翰笙同至上海，创建了联华影艺社，后称昆仑影业公司。阳翰笙为编导委员会主任，任宗德为总经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名片就是他们制作的。当时，宗琼先生握有从酒精厂分到的资金五千万法币，宗琼先生将其中的三千万元，交给了人民教育家、民主人士陶行知，到上海创办大孚出版公司。陶行知任总编辑，沙千里任总经理，宗琼先生任董事长。可是事有不幸。1946年7月，陶行知因脑溢血死于上海，三千万元资金由于沙千里的堂兄借用经商而赔光（后来知道是地下党急需而调用），沙千里本人也另有公干。宗琼先生在8月间自重庆赶到上海时，顿感“人财两空”，大孚已失去了生机。

1945年10月间，周恩来在上海马斯南路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时称周公馆）约请了部分党内外人士会面，传达了国共两党谈判失败、内战全面爆发、中共中央代表团即将从上海、南京撤离、返回延安等情况。与会人士有沈钧儒、李维汉、邓颖超、华岗、范长江、翦伯赞、任宗德、周宗琼等。周恩来对上海今后的工作也做了部署。如对大孚出版公司事，他说：“陶行知先生生前的事业，党要支持，‘大孚’要继续工作下去。”关于大孚的人事安排，他当场指定：翦伯赞继陶行知后任总编辑，周宗琼继沙千里后任总经理，华岗代表党帮助工作。从此时起，大孚恢复了生机，在翦伯赞、周宗琼、华岗的努力之下，逐步由小到大，进入隆盛时期。在此后的两年间，出版名著有陶行知的《行知诗歌集》，郭沫若的《沸羹集》与《天地玄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再版，初版是在重庆以大孚出版公司最初的名字‘大呼出版公司’出版的草纸本），焦敏之译、（苏）斯特鲁威著的《古代东方社会》，刘启戈译、（美）海思等著的《世界通史》上下两册等。这些著作在新中国建立前和建立后的若干年间，曾被各高等学校文科各系选作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亦为广大社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竞相阅读。

华岗很早即随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翦伯赞于1947年10月即转移香港，大孚的重任压在了周宗琼一人的身上。此外，周还兼任昆仑影业公司西南发行处经理。两个单位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宗琼先生筹集。不仅这样，她还是国民党特务在“另册”上的名人，她一有行动，总有人在后盯梢，如“影之随形”。可是，她毕竟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无私无畏。为了筹集昆仑和大孚急需的资金，她在1948年的一年之内，冒着生命危险，一飞香港，两飞重庆。在当时，解放战争势如破竹，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国统区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社会混乱，人心惶惶，周宗琼筹款的唯一的途径是回重庆，变卖家产，支持昆仑继续拍片。周宗琼第二次飞重庆，时在1948年11月。刚到老家韦家院坝16号，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软禁。时长达一年之久。至次年（1949）11月30日重庆解放时，她才得救。宗琼先生的革命历程，极富传奇色彩。我在翦伯赞先生家，多次听到他与师母谈论这些往事，还表现出了他们两位对宗琼先生的尊敬之意。

三、功成不居的典范——重庆解放后，宗琼先生未回上海谋职，而是沉浸在重庆欢庆解放的氛围之中，参与市民的欢庆活动。解放初四川大旱，她还随队下乡，进行抗旱提灌试验。后来又到农村，参与兴修农田水利，还当上了西南地区水利部门的工程队长。这时，她得知，上海市出版局决定按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模式，将与党关系密切的大孚出版公司、群益出版社及海燕书店三家合并为“小三联”，后来命名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她也欣然同意，但并不争名位。

1954年，她调来北京，任国务院水利部器材处副处长，后连续任水利部供应司经理处副处长、水利电力部供应司副处长、物资局综合处顾问。可以说，三十年一贯制，一“副”到底。关于此事，老战友多有议论；但她照常积极工作，谦虚谨慎，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思想。当然她也有思想不通之时，例如“资产阶级”这张皮为什么自解放以来，在她身上越贴越紧！每次政治运动到来，她总是因此而遭受冲击。检讨、再检讨，仍很难过关。甚至她入党还遭人质疑。1960年春，全国反“右倾”运动之后，宗琼先生到翦家探望。可能因此事而引发翦先生的浩然之叹。他在周宗琼走后，对翦师母和我说：“什么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赚了钱往自己的口袋里装；但周宗琼赚了钱是送给共产党，不光送钱，还包括了自己的房子。她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在当时，是革命，怎么今天变成了资产阶级？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资产阶级？”也许邓颖超大姐对此事也有所闻，她意味深长地感慨说：“她（周宗琼）是我党困难时期一位能干的‘老板娘’，从各方帮助我党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党花了人家很多钱，但人家从不跟我们党算账。”

1983年冬，我又到城里访问宗琼先生，她很高兴地接待我，并讲了一个有关她办“离休”的故事。她说：“去年我已72岁，水电部一位领导来我家，告诉我要办离休手续之事。他说我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是副处级。问我有什么意见。我问他：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周总理、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做的事，算不算是革命工作？他回答说：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规定，那还不算参加革命的工作，算是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这位领导还是很慎重的，他问我有谁可以给我做证明，我说邓颖超同志。他又要我写份材料给他，请部领导研究研究。我写的材料由中组部转送邓大姐，邓大姐立即批示：入伍（指参加革命工作——编者注）时间，1939年；干部级别，11级。”她又告诉我，在“文革”之后，邓大姐还曾数次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周家，探望宗琼先生。

1996年5月，宗琼先生以86岁高龄，走完了她的平凡而光辉的人生道路。国家水利部离退休干部局向宗琼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发出《讣告》，并附有《周宗琼同志生平》。《讣告》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水利电力部物资局离休干部周宗琼同志（司局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1996年5月2日13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生平》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宗琼先生在各个革命时期的业绩和高尚品德。最后说：“周宗琼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二生，她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党员，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以上简要讲述了我对宗琼先生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我的导师翦伯赞先生与师母对她的思想感情。我还希望时佳所著《母亲之歌》一书能在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中流传，因为这是一本具体生动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张传玺述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公寓

2010年7月1日

为了纪念亲爱的母亲周宗琼诞辰一百周年，我以母亲周宗琼的回忆为主要依据，以父亲任宗德出版的《我与昆仑》一书及其他作者发表的文章、书刊为主要参考，加上外婆过去讲的一些“故事”和我的零星记忆，撰写成了此书稿。为了把一些历史事件写得真实具体，文中尽量采用了老一辈人的原话、原文，力图作为证据和说明其来历，因此书中有一部分只能说是编著。书中的像片，有个别是友人赠予的，多数是家人早期手中保存的，由于历史原因，多为生活旧照，印出来也许能从一个侧面佐证书中所写历史的背景。

为了把母亲这位伟大而平凡的女性人物，风雨曲折又具传奇，总是不断奋斗和追求；创业成功与挫折相伴；热爱国家和人民，忠于党的事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后人奉献了一切的光辉一生，也奉献给社会，所以决定写这本书。本人水平有限，只望对读者有一些用处。我也借此机会，特向书中所引用过的书刊资料的作者表示感谢，并向北京大学历史系张传玺教授，以及支持和关心过此书的前辈、长者和亲友表示谢意！

周时佳

2010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