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编著者陆其国。

可以这样说，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中国芭蕾艺术和芭蕾舞教育了。进入老年后，我曾经这样总结过我芭蕾艺术的一生，我虽然没有作出多少了不得的贡献和辉煌成就，但我毕竟在中国芭蕾舞这块艺术园地中工作过、奋斗过、拼搏过。我尽自己所能作出了努力。每当看到我的学生在中外芭蕾舞台上取得好成绩，我就感到莫大欣慰，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如今，当我远远看到这块园地中，绽放出灿烂美丽的艺术奇葩，我就会对自己说，中国芭蕾舞艺术自有长江后浪推前浪。

《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编著者陆其国。

《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内容提要：本书为“海上谈艺录”丛书之一种，记述了著名芭蕾舞教育家袁水海为舞蹈而奉献的一生。以袁老喜爱舞蹈，接触芭蕾舞又结缘国标舞为主线，简述了他从南至北的求学之路，从其师从前苏联名师至成长为一代芭蕾舞教育家，培育出了大批芭蕾舞名家的整个从艺经历。

艺术访谈

感受肢体语言中的纯美

艺术传评

第一章 坎坷的求学之路

第二章 从南方到北方

第三章 朝鲜烽火岁月

第四章 重返芭蕾世界

第五章 燃烧的激情

第六章 师从古雪夫

第七章 奉调上海

第八章 在“文革”的潮流中

第九章 重回上海舞蹈学校

第十章 家里家外

第十一章 结缘国标舞

第十二章 出入国门

附录

从艺大事记

后记

袁：是的。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都会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芭蕾舞艺术也不例外。我因为得到苏联芭蕾专家古雪夫的直接指导，可能起点会稍高一些，但毕竟芭蕾艺术也是“师父领进门，修行看自身”，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不断地在教学实践中去有所总结、有所改进。我的艺术经历还实在不够丰富，还远远没有达到你说的“有所升华”的程度。

工作与人生

陆：您退休以后，还参加舞蹈学校的工作、活动吗？退休后生活是如何安排的？

袁：自从1990年退休后，我主要在做一些普及、推广、提高我们国家国际标准舞水准的工作。有时也参加一些我原来任职的上海舞蹈学校退休职工的活动，如老年节聚会，旅游活动。我觉得大家年纪都大了，见一次少一次。只是我过了80岁以后，舞蹈学校就不大请我这样的高龄老人参加这类活动了，应该是出于关心我的身体。不过，我其他活动还是排得很多的，如每年年底，上海舞蹈家协会、上海国际标准舞协会的联欢活动，我基本都会去参加。有其他活动，只要通知我，我也必到。1960年我调到上海工作后，上海技巧队、体操队常常请我去讲课，所以我还是上海老年体操协会会员。我也是上海离退休高级专家协会会员，也参加协会组织的重阳节活动，及体育组活动，还经常去听协会组织的形势报告等。居委会组织的旅游活动，我也和老伴一起去参加。除此之外，这几年中，我和老伴应亲友、学生的邀请，已去过美国、加拿大及英国等欧洲十国。另外还游览了我国的澳门、台湾地区，日本、马来西亚以及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作探亲、访友、旅游活动。总之，我和老伴退休后的生活过得称得上丰富多彩，在我2005年中风前，甚至还可以说很忙碌。

陆：作为一名曾经从事过这么多年芭蕾舞教学的老师，您对自己的事业或工作会作出什么样的自我评价？

袁：我曾经从事过多年的芭蕾舞教学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也有过几次中断。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我在工作上是尽责尽力的。我对到我教学班上的学生，都有过较仔细的观察和分析，教学中为他们制定过培养发展的方向和规划。我觉得，教学中不仅要注重完成教学大纲，还要因材施教。老师要有一些独创的方法，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演员。我当然也有不足之处，也有在教学中引以为教训的缺点。但往往当我意识到什么，想有所改进和弥补时，我的教学工作就由于各种原因而中断，没有了继续实践的机会，对此我也深感遗憾。不管怎么样，我是在认真摸索和总结中前进的。由于多方面原因，没有机会让我从头开始一直教一批学生到他们成才。但作为一名舞蹈学校高级班教师，我认为我对学生是问心无愧的。

陆：我曾听说，您在北京的老同事曾有过一个假设，如果“文革”时您仍然还在北京舞蹈学校工作，你会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您觉得会是这样吗？

袁：这样说吧，当我听到北京的朋友们在“文革”中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时，我就觉得如果我当时经历那样的遭遇，我也会走上自杀这条路的。我也是自尊心极强的人，肯定受不了对我人格进行那样的侮辱。正因为如此，我才十分庆幸自己在1960年回到上海，阴差阳错得以逃过一劫。同时我也深深感到上海学生对我太好了，也让我此后和学生相处彼此显得非常融洽。相对而言，我在北京舞蹈学校教学时，对学生似乎要更严厉一些。我在上海舞蹈学校教学中虽然偶尔也会打学生屁股，但那绝不是真下狠手。这点学生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背着我戏称我为“打我们屁股的人”。在我而言，那只是我的一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我的本意是在告诫学生，要对那部分肌肉加强用力、要注意收紧。

陆：袁老，我听您妻子温阿姨说，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您岳父的影响，您是不是这样认为？在您眼里，您岳父是一个怎样的人？

袁：我老伴这话说得千真万确。我和我岳父第一次见面是在1965年。后来从1972年开始，他在我们家和我们共同生活了19年。他去世也是我为他送终的。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进一步了解了我岳父，并十分佩服他、尊敬他。他小时候在学走路时，不慎腰脊柱受伤，由于他祖母不相信西医，拒绝一位从德国留学回国的外科大夫给他治疗，从此他的两条腿就落下了终身残疾。由于残疾，他从小失去了上正规学校的机会，家里为他请了家庭教师。他就这样在家里读书，完成初期教育。长大后，能够拄着拐杖行走了，他就想出去找工作独立谋生。像他这种情况找工作需要有学历文凭。于是他就到上海的一所英语专科学校读书，并从这里拿到了毕业文凭。之后他的父亲(当时在银行工作)要他去银行工作，但他不愿意去，他信奉的是实业救国。后来他自己找了南京电厂，在那里工作。之后又到杭州浙赣铁路局材料科工作。抗战后随铁路局撤退到昆明，先在滇缅铁路局工作；后来国家接收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后，成立了昆明铁路局，我岳父就在那里从事财会工作，直到解放。我岳父还在浙赣铁路局工作时，曾经参加过钱塘江大桥建设。在昆明滇缅铁路局工作时，参与建造美军飞虎队的沾益机场。解放后，1953年“三反”运动期间，因为我岳父是从事财会工作的，说他每天跟钱打交道，不会没有问题。就这样拿他当“大老虎”打，使我岳父蒙受不白之冤，被抓进昆明的劳改队劳改。这个劳改队是需要强制劳改犯劳动的。所以在此期间，我岳父也“从事”了建造昆明市中心城区的建设。由于他服刑期间表现不错，得到减刑三年的宽大处理。1958年劳改结束。1965年返回原籍杭州。但他所遭受的冤假错案，直到1985年才获得平反。他就这样坚持挺了过来。

我岳父可以说是身残志坚，一生都在为实现实业救国的志向而努力，也做了不少实事。他对人对事的观察与处理，都通情达理。例如，他解放后遭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但他从不指责共产党，反而说共产党能把一个破烂不堪的旧中国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非常不容易。对于自己家生活情况的大不如前，他也不多抱怨，只是说全国毕竟有许多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至于个人与家庭遭遇的不幸，他认为这在革命的风暴下与国家历史转折期也属难免。儿女们受他影响，也从不怨天尤人，仍然勤恳工作。他虽然没有上过正规、高级的学校，但他却很博学，数理化样样通晓。直到老年，住在我家时，同住一栋楼的中学生们，学习上遇到难解的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他也尽心辅导。有些高三学生遇到的微积分等难题，他一时解答不了，就留下这些题目，自己钻研，过后照样给出圆满答复。

我们的子女从小在学习上得到外公的教辅和外婆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让我们心怀感恩。我岳父从小残疾，他也曾经得到别人帮助，所以他极重友情，讲义气，对人肝胆相照。他的下属、同事和他相处得都很好，甚至可以说对他还蛮崇拜的。他的冤假错案最后得以平反昭雪，也多亏了这些老同事给他递送信息，不仅还了他的清白，还使他恢复了原有的铁路局总会计师的职务，成为国家正式退休职工。

我岳父性格开朗乐观，在逆境中也不气馁，永不言败，总能努力去拼搏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如他在“劳改”后期，还为云南省的司法部门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财会人员，这也是他得以减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因此也深受这些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我岳父在生活上也很懂得享受，在“吃喝玩乐”上堪称高手。他在滇缅铁路局工作时，曾组织职工排演话剧，他自己出任舞台监督、总导演。除此之外，他还曾组织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外出旅游。1975年我岳父重返杭州时，一些旅游景点的老艄公居然还认识他，因为他在抗战前常带朋友来，乘过他们的游船，泛舟西子湖上。到“楼外楼”、“魁元馆”这些酒楼吃饭，一些老厨子也都认识他。可以这样说，我岳父会享受，也能够粗茶淡饭地过日子，且照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待有些人他则是不卑不亢，活得有尊严有气节。总之，儿孙们都十分爱他，敬重他，以有他这样的父亲和爷爷或外公为荣。他身上这些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只是我确实还到不了他那样的境界。P7-P9

至今还是想不明白，我这个腿有残疾的写作人，来写一位双腿充满魅力的舞者(同时也是位舞蹈教育家)，这究竟是生活的幽默，还是命运的调侃。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对此的心态是保持淡定，既来之则受之。

那还是在2009年，上海市文联策划的 “海上谈艺录丛书”邀请我撰写中国卓有成就的舞蹈教育家袁水海的传记。我当时在电话中谢绝了。我说一方面对舞蹈不熟悉，怕写不好；另一方面，当时我正着手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策划的大型丛书《巨变》的采访写作，平时又要上班，腾不出时间写一部在内容上和艺术上要求颇高的人物传记。组稿编辑在电话中不依不饶地说，不熟悉舞蹈你可以熟悉，一时没有时间可以等你有时间。

结果这一等就等到了2011年夏季的来临。

那年夏天的一个周六上午，在上海文学艺术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真如西村袁水海先生的家，我也得以认识了年高德劭，一脸慈祥的舞蹈教育家袁水海老人；还结识了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温小铁。80岁的温阿姨年轻时曾是国家体操队的体操教练，性格爽朗、快人快语、充满活力。这次见了面我才知道，袁老因为前几年患过脑梗，治愈后留下后遗症，说话吐字不清，语速极慢，记忆力也有所减退。这就给我们的交流带来了困难。而我既然要写袁老，交流是必需的。我们当即约定，就从下周六开始，每周六上午我来采访。此后多亏温阿姨，她每次都为我们做“翻译”，并为我准备文字资料。当那个炎热的夏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对袁老的采访终于告一段落。

采访工作完成后，本来我想暂且放下手头正进行到一半的书稿，先来写这本《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不料刚写了个开头，前面那家出版社开始连连催稿。结果等那本书完成，再回过来写《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待到杀青，不知不觉已迎来2012年的炎炎夏日。

那天，当我给袁老和温阿姨送刚完成的书稿，请他们审读指正的时候，温阿姨对我说的一句话，着实让我感动不已，并因此觉得，就冲着温阿姨这句话，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为写作这本书所经历的辛苦和劳累，真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温阿姨是这样对我说的：“现在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很高兴交了你这个朋友。”  对我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经历这次采访和写作，我和袁老与温阿姨已成为忘年交。而我感动于他们的，就是在那个已经过去的2011年夏季，我在采访袁老和温阿姨的过程中，不仅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和当下，更感知了他们的内心和思想。他们一直以来所持的随遇而安、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处事低调的生活姿态，让我肃然起敬。他们一路艰辛，相携走过的跌宕起伏的风雨人生，尤其是在爱子12岁上不幸因病夭折时，他们强抑悲痛，相互勉励，努力振作，终于走出低谷，继续前行，那份坚韧着实不易。

我戏称袁老和温阿姨一位从事舞蹈教育，一位从事体操教练，是文体一家，珠联璧合；是“天仙配”。袁老听了呵呵直乐，温阿姨则笑道，还“天仙配”呢，咱俩呀，大吵虽不闻，小吵天天有！我知道，其实袁老和温阿姨的天天小吵。还就是为了彼此对“文”与“体”不同的艺术观点和看法而纠结。殊不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小吵，使他俩的晚年生活充溢着别样的温馨和情趣；家里也陡添了别样的生气和活力。

另外，我还是要在此真诚地感谢温阿姨对我写作本书给予的帮助。最后，我也要向你一亲爱的读者道一声谢：谢谢你拿起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