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在前明时期，属于内宫监房，清初康熙年间，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在此建造府邸，后赐予四子雍亲王，始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改为行宫，称雍和宫。
位于北京城东北部的安定门内，它是北京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喇嘛庙，占地约6．6万多平方米。1722年胤稹继位，并于1725年将“雍王府”改名为“行宫”，赐名“雍和宫”。1744年，乾隆出于政治需要，将雍和宫正式改建为喇嘛庙。
雍和宫的建筑以汉族风格为主，同时又结合了藏族寺院某些独特的建筑形式。整个建筑布局院落从南向北渐次缩小，而殿字则依次升高，形成“正殿高大而重院深藏”的格局。
雍和宫是由三座精致的牌坊和雍和门、雍和宫殿、 “四学殿”（药师殿、数学殿、密宗殿、讲经殿）及三个文物陈列室构成。雍和宫的主要建筑物有天王殿、正殿、永佑殿、法轮殿和万福阁，共五进院落。其中第五进是万福阁，又名“大佛楼”，是雍和宫最高大的建筑，高23米，飞檐三重。
雍和宫坐落在故宫的东北方向，也就是右侧后方，在风水学中，这个方位是青龙的位置。雍正继位后，雍亲王府就被视为“潜邸”，意思是龙腾空之前蛰伏的地方，乾隆年间，更是被称为“龙潜禁地”。因为雍和宫位于柏林寺的右边，唯恐其风水被破坏，故于乾隆十五年（1750）开始，在雍和宫北空地建高阁以供大佛，希望借助佛力保佑平安。即今“万福阁”大殿正中供奉的高大的迈达拉佛（弥勒佛）站像， 《弥勒下生经》说他是释迦牟尼弟子，被释迦指定为接班人，先于释迦涅盘，升入兜率天，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即“未来佛”。此像地面以上的高度为18米，地下还埋有8米。佛像是由一整棵直径为3米的白檀木雕成，外表全部饰金，矗立在汉白玉雕成的须弥座上。该像建成之后，成为整个雍和宫的一个高大的屏障。
至此，雍和宫被建造成一个后高前低、前阔后紧， “藏风聚水”的风水宝地。自落成开始至今，每到初一、十五，青烟缭绕，钟磬不断，香火极盛。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郊房山境内的石经山麓，寺内保存着10 000多块石经板，7 000多块木经板和唐塔、辽塔，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58l～617），寺名几度更改，有“石经寺”、 “西裕寺”等称号，现在一般称其为“云居寺”。五代、辽、金、元、明时期几度被毁，又几度重建。近代以来，寺宇毁坏严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军的炮击，除山门、门前石狮、北塔和四座小塔以外，其余建筑荡然无存。1985年起，人们对云居寺进行了重建，天王殿、释迦牟尼殿、毗卢殿、弥陀殿、大悲殿以及配殿、僧舍等，均已修复。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两侧有配殿和帝王行宫、僧房，并有南北两塔对峙。
云居寺之所以闻名全国，首先在于它保存着大量的石经。据调查，在石经山半山腰上的两排共9个石洞中，藏有石经板4 196块，压经塔地穴中藏有石经板10082块。石板上刻有《大涅经》、《华严经》、 《法华经》、 《维摩经》等。这些石经，从隋代静琬法师开始刻写，直到明朝末年才宣告完成。由于经版刻写的时代不同，其形状和大小也不一样。一般来说，金、明时期刻制的经版尺寸较小，且多为横刻，表现了时代的特征。
在云居寺北，有一座辽塔，为砖砌，高30米。在辽塔四周，有唐塔四座，为石砌，高lO余米。这是北京地区建造年代最早的古塔。
在毗卢殿内，还保存着从智化寺移来的木刻《龙藏》经版7 000多块。这样，云居寺就拥有石刻经版和木刻经版两个全国第一。 第五洞名“雷音洞”，是唯一一座开放式藏经洞，也是9个石洞中最大的一个。静琬最初所刻石经146块，一部分镶嵌于第五洞的四壁上。洞中有4根八角形石柱支撑洞顶，石柱各面均雕有小佛像共1 054尊，所以又称“千佛柱”。其他各洞都是封闭式，洞门封锢。1961年，国务院将雷音洞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学家罗召在雷音洞内研修之际，还发现隋代所藏佛舍利。云居寺石经是我国的石经宝库，也是全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对研究我国佛教历史和典籍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石经山位于北京西山的太行山脉，山上到处可见寒武纪和奥陶纪的石灰岩和白云质灰岩，这种岩石具有很好的储水结构，岩石性能十分稳定。而且历经几亿年的风化，山势陡峭险峻，树木茂盛，风景粗旷中透着秀丽。寺院坐西朝东，向东俯视着北京城，三面环山，一面向水，永定河水系由山前左侧，缓缓向东南流去，构成了极佳的风水格局。因寺庙形制宏伟，故云居寺享有“北方巨刹”的盛誉。P8-11
中国古代的宗教，如道教、佛教，并不只是形而上的哲学，除去精神层面上的追求以外，在现实生活的实际操作中，还包括了诸多的禁忌、仪式甚至巫术。因此，看似神圣的宗教，往往杂糅了不少世俗的烟火。堪舆术正是其中之一。
堪舆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自然哲学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也不例外。具体而言，它对中国古代道观、寺庙的选址和布局等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候甚至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堪舆术是在同一片土壤中滋生并发展的。古代的民间巫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阴阳五行八卦学说等等，是道教与堪舆术共同的文化背景与思想来源。因此，二者的学说自有其相同或是相通之处，如对“生气”的追求，对方位、数字的吉凶判断、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追求，等等，甚至连堪舆经典之一的《黄帝宅经》也被《道藏》收入其中，而堪舆理论中的用来描述最佳环境模式的“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成了道教的保护神。道观的选址几乎都是以此为准则，例如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道观之一——江西上清宫，位于中国道教发源地，被尊为“道教祖庭”的龙虎山上。站在宫门口，可以看到“两山对峙，状若龙虎”，群峰连绵起伏，气势恢宏，如同青龙翱翔，白虎生威。
道教宣扬阴阳五行，生死造化，又衍生出占卜、祝咒、斋醮等种种方术，风水也是其中之一。一些地方称看地相墓的风水师为“道士”，而真道士也往往替人勘察风水，消灾去病， “特别是一些营建祭祀仪式，竞非道士主持不可”。因此，凡是名山胜地，总是能够看到道观的身影。
例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湖北武当山，目前保存有遇真宫、元和观、复真观、玉虚宫、五龙宫、紫霄宫等三十三个古建筑群，自唐代以来，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之所以被尊为道教第一仙山，与它独特的自然环境自然是密不可分。武当山山势奇特，天柱峰一柱擎天，拔地而起，屹立于群山之颠，周围七十二峰环揖拱立，向主峰倾斜，如同臣僚侍卫参拜帝王；又有幽涧、清泉、深洞星罗棋布，点缀其中，形成了三潭、九泉、十一洞、二十四涧、三十六崖等胜景。这种世所罕见的“七十二峰拜金顶，二十四涧水长流”的天然奇观，自然就担当起了“自古无双胜景，天下第一仙山”的美誉。明初，成祖朱棣即位后，按照宫廷建筑标准大修武当，自此武当成为皇家庙观。宫观的选址和营建，都是由堪舆师相地定位，整个建筑群，因山就势，错落有致地分布于高山之巅，悬崖之内，巧妙地利用峰峦深涧，讲究山形水脉，藏风聚气，与周边风景极为自然地融为一体。
再看外来的佛教。据说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天竺求取佛法。数年后，汉使和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用白马将佛经驮回洛阳，明帝因此在洛阳营建白马寺，从此佛教在中国扎下根来，并逐渐深入民间，成为中国古代三大宗教（儒、释、道）之一。
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是从传入中国的那天起，就不断地为了适应实际的需要而被改造。早在唐代，佛教本土化、世俗化成为潮流。到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之势更是已经凸显，佛教的绘画、雕刻、建筑等无不带着浓厚的本土色彩。因此，佛教的寺院留下的风水痕迹，也比比皆是。
佛寺选址是隐中有显，显中有隐，名山之中，一寺隐现，远观不见，近则巍然。僧人结茅山间，详察地形、水源、风向、日照、景观、交通等，然后寻址。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都是最好的景点，往往也是风水首选。
许多佛寺志中都有关于寺址的描写，从中不难看出堪舆师或是堪舆理论对寺庙选址的影响。例如保国寺，位于浙江宁波江北灵山，悠溪《保国寺志》中论及古灵山的形势：“推其发脉之祖，乃从四明大兰而下，至陆家埠过江百余里凸而为石柱山，为慈邑之祖山，转南折东崖嵬而特立者，贸之山顶也，顶之下复起三台，若隐若伏，越数百丈为寺基……堪舆家谓是山乃西来之结脉处。” 而《饫台山方外志》中关于山脉的考察和论述就更加详尽了：“山有来脉，水有来源，犹人身之有经络，树木之有根本也。水以地载，山以水分，考山犹当考水。知山之所由，后能知山之发脉也。故堪舆家之言风水云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山岂为风水之止散？盖山之为气，风则散，水则止耳。这段对山、水关系的描述，不正是对堪舆名言“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的注解么？天台山大智寺的选址正是借助堪舆而确定的：“师拽杖如之，而溪山排闼，一峰孤秀，赏而面势宽广，远山矗立，绝喧尘，离愦闹，卜之日吉。”
可见，佛寺选址的原则基本依据的是堪舆理论，讲究的也无非是寻龙捉脉，察砂觅水的那一套。堪舆“四象”理论自然也是其选址的指导模式。如被誉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佛教历史悠久（五台山大孚灵鹫寺是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寺庙规模宏大，有清凉寺、镇海寺等名寺古刹，其建筑布局就颇具堪舆“四象”之意。
位于清凉山半山腰处的镇海寺，始建于明代，据说其选址布局乃是出自皇家御用堪舆师之手。从寺门向下眺望，有清溪在山脚下环流而过，正是典型的背山面水的格局。在庙内可以见到左右有青山环绕，浮云掩映，山色翠绿，正成青龙白虎环抱护卫之势。更难能可贵的是，镇海寺左侧是连绵起伏的群峰，高大俊秀，葱茏郁秀，在远雾缥缈之中蜿蜒逶迤，正如青龙驾雾腾行；而右侧山脉则平伏厚实，植被相对较浅，山石与绿荫交错，少了蜿蜒腾飞之势，却更显柔顺驯服。如此格局，正符合“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象模式。
再如青海瞿昙寺，是明初敕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其选址和营建也带有明显的风水色彩。在寺东的御碑亭内，有明仁宗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撰写的《御制瞿昙寺碑》，碑文中有这样的记载：“于是命宫相土，审位面势，简材饬工，肇作兰若，高闳壮丽，赐名瞿昙。”可见瞿昙寺是由朝廷派遣官员勘察网水，考察选址，审定方位，确定朝向。既然是由皇家钦定，风水格局自然是不一般。
瞿昙寺北倚苍松叠翠的罗汉山，面临环流而过的瞿昙河，是个背山面水的好去处。作为寺庙的靠山，罗汉山的山势浑圆端正，山前平缓，明堂开阔，呈“玄武垂头”之势，又似一顶巨大的军帐，使得寺院建筑呈“将军坐帐”的吉形。罗汉山的东侧是庙顶子山，山势逶迤，如青龙蜿蜒之势；西侧是卧虎山，山势伏卧，呈驯服温顺之态，正是左辅右弼的青龙砂和白虎砂。瞿昙寺前隔河相对的是凤凰山，是寺庙的朝案之山，山势回旋，以“朱雀翔舞”之势绕寺而过。山上苍松叠翠，顾盼生姿，因为瞿昙寺的点缀而更显灵秀。
瞿昙寺的主山与龙砂、虎砂之间各有一条小溪，一左一右地汇入瞿昙河，这在堪舆术中被称为“龙须水”，是主山来龙的两条龙须。这是瞿昙寺的两条天然排水沟，可以使寺庙免遭洪水和泥沙石流之灾。主山的特殊形态又为寺庙形成了一个伞状的保护区，防止寺庙遭到雷击。六百年来，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瞿昙寺水火不侵，又无雷击焚毁之虞，确实应该归功于那位不知名的皇家堪舆师啊！
除了决定寺庙的选址外，堪舆术还对寺庙的营建和布局有着深远的影响：“寺院又为护法山，或有竹木高墙尤为得宜。一切寺庙庵宇以大殿为主，大殿要高，前后左右要低。如后殿高于大殿者，为之欺主……殿内法象以佛祖为主，故佛像宜大，护法菩萨宜小，若佛像小亦为欺主。” （《虞山藏海寺志》卷下， 《法统三》）现存的许多古寺，特别是明代以后的寺庙，都是以大殿为建筑主体，佛祖像体量高大，凸显佛祖与护法、菩萨、罗汉之间的主次地位。
此外，堪舆对于寺庙的开门也有所影响。堪舆术认为，为了保持生气的畅通，门要朝向气口。对于寺庙来说，就是门要对着前方群山的开口处或者低洼处，这样才能保证生气的流通，才能给寺庙带来旺盛的香火。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调整门向来使门与气口相对。从实际用途来说，为众山包围的寺庙，如果将门向对着高耸擎天之峰或是连绵无缺的群山，一则通风效果不佳，二则视线逼仄，眼界局促，自然是气量狭小。反之，寺门遥对低凹山峦，既有通风换气之利，又能形成比较宽广阔大的视野，无疑是更佳的选择。站在寺门举目四眺，美景一览无余，人与建筑、自然环境协调地融为一体，才不愧是荡涤心胸、修身养性的一方宝刹。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艺术的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对佛寺建筑思想的控制性影响，使其布局原理与世俗宫殿建筑大体相同，结构又受到四合院的启发，形成中国佛教建筑院落重重、层层深入的特点。中国古代帝王又喜讲受命于天，好求得道成佛入仙，当然也使宫、观、寺、庙等宗教建筑带有皇家气派，以体现中国宗教“以乐为中心”的文化审美思维模式，使佛教传入初始就呈现出向世俗化发展的气象。又因宗教不肯与世俗文化太过亲近，因而在闹市之外寻了一方净土圣山，建起了“自我修养”的殿堂，却又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便将印度以“塔”敬仰为主题的设计改为以“殿”安身为中心的布局。因此，欣赏宗教宫、观、寺、庙应该先从心性静养的角度来品评体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建筑开始在中国兴盛起来。建筑布局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走向中国院落式建筑体系。尤其是佛教汉化以后，中国佛教建筑形成在中轴线上分布主要殿堂、左右置配殿的典型中国布局，形成三合或四合院落。
汉化后的寺庙建筑布局虽然仍是平面方形，但以纵深性南北中轴线布局、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此外，园林式建筑格局的佛寺在中国的分布也较普遍。这两种艺术格局使中国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极富自然情趣，且意境深远。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建筑发展最为风靡的时期，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唐、宋时期，佛寺建筑逐渐与中国的四合院院落式建筑布局结合，形成以殿堂式建筑为寺院建筑主体的建筑形式。唐、宋寺院建筑形制主要盛行“七堂迦蓝”制度，即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较大的寺院还有钟鼓楼、罗汉堂等。
明、清时期，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法堂、罗汉堂、观音堂（殿）成为寺院的常规建筑。
谢宇主编的《中国古代寺庙堪舆考》内容简介：寺庙是超越世俗的宫殿。
《中国古代寺庙堪舆考》讲述深山大川，超凡脱俗，是寺庙选址的首要原则。虽然超俗，却又入世，凝聚着中国古典建筑风水之精华。
虽然超俗，却又入世，凝聚着中国古典建筑风水之精华。
不追往事，只问来生。
幽静中，营造人间仙境。
谢宇主编的《中国古代寺庙堪舆考》讲述堪舆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自然哲学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也不例外。具体而言，它对中国古代道观、寺庙的选址和布局等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候甚至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