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薇、张海波主编的《成长中的家长与孩子(广东十城市家庭亲子教育调研)》在对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江门、中山、汕头、韶关、湛江等十城市家庭亲子教育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在广东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家庭亲子教育调研实属首次,较翔实地反映了广东家庭亲子教育基本状况。报告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着重分析了目前广东成长教育所凸显的、具普遍性的问题,并初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试图为家长、相关教育部门、教育机构、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社会上关心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各界人士更好地认识了解孩子,更新教育观念,为寻求合适孩子的教育方式、方法提供可参考的意见。
如果将何薇、张海波主编的《成长中的家长与孩子(广东十城市家庭亲子教育调研)》称为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意义的调研报告,可谓实至名归。
首先,《成长中的家长与孩子(广东十城市家庭亲子教育调研)》虽然以家庭教育为主题,但凸显的却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青少年成长教育研究中心所秉承并不断开发完善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即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应该关注儿童及青少年的成长,为此,必须立足于对他们的成长状况有充分的认识了解。
其次,仅就家庭教育而言,《成长中的家长与孩子》也应得到肯定。调研报告作者团队正确地认识到,充分了解家庭教育的实况对于家庭教育的有效实施和严谨探索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在调研的设计中作出了三大努力。
1.3 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前,邀请广东省社科院青少年成长教育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及广东十城市的青少年宫主任对调研内容进行充分论证,达成共识,并分别在广东十城市聘请了一批调研员,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工作,调研分别采用调查问卷和访谈法进行。
调查问卷分别组织家长与孩子填写,力图反映真实情况。各城市分别召开家长座谈会和孩子座谈会,不少城市也进行了电话访谈,就家庭教育问题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所遇到的问题畅所欲言,从而获取了家庭教育及孩子成长教育过程中的第一手资料。
2.广东家庭亲子教育概况
通过对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江门、中山、汕头、韶关、湛江等广东十城市调查数据分析比对,以及对深度访谈中个案的研究,发现广东地区家庭教育整体状况良好,情况令人基本满意,呈现以下四大特点:一是家长普遍重视孩子的教育,孩子满意程度高;二是家长教育观念基本能与时俱进;三是大多数家长生活态度积极、行为习惯良好;四是大部分家庭相对和谐,家庭成员幸福指数相对较高。
2.1 家长普遍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教育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而且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教育对处在人生基础阶段的孩子塑造良好个性素质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调查数据显示,广东不少家长普遍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努力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提供优质的教育条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影响、教育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健康成长,无疑成为家长共同的心愿。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家长认同学校教育、校外教育、家庭教育三位一体,不可偏废,互为补充。
学校教育方面,大部分家长都努力为孩子获得优质的学位,争取最好的教育资源。孩子在校的学科学习、行为表现无疑成为家长相当重视的话题,孩子的在校成绩无时无刻牵动着家长的神经,有的甚至以孩子成绩的好坏作为评定孩子优劣的标准。虽然不少家长也流露对当今教育体制和教育改革的不满,希望遵循孩子成长的规律,减轻孩子的学习压力,但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却又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无奈,普遍存在攀比、从众的矛盾心理。
校外教育方面,大部分家长认为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是进行素质教育的好场所,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在校外教育机构的选择上,家长普遍对公办的校外培训机构的认可度较高。调查数据显示,87.62%的家长表示信任和认可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而私人培训机构、家教式的培训班认可度较低,分别为5.54%和5.38%。家长一边倒地倾向于公办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原因,无外乎有以下几个因素:有政府背景值得信任;规模大,管理规范,收费合理;安全性高;设置学科门类齐全,参赛参演机会多;可满足家长、孩子多方面的需要等。乃至于在当今社会物价上涨,家庭面临较大经济压力的状况下,家长投资校外教育的热情没有减弱,还有持续增长的势头。无不与上述因素有关。在校外教育培训资金投入上,不少家庭不吝惜金钱,即使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每年花在校外教育培训的资金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并不存在很大差距,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家长为孩子选择报读的培训课程数量以1~3门为多,也有4门或4门以上。报读1门课程的占24.18%,2门的占39.37%,3门的占23.8l%,4门或4门以上的占11.28%。
家庭亲子教育方面,十城市的大部分家长认同民间所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等说法。但在对孩子的行为规范和言行的教育上,却存在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有24.65%的家长表示需要对孩子的言行进行严格约束;67.42%的家长表示会对孩子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只有5.48%的家长会让孩子在言行上按天性发展,甚至有2.09%的家长表示不对孩子的言行进行任何约束。同时在十城市调研数据的比对中发现,除深圳外,广东其他九城市的各项数据结果较为接近,深圳数据却有较明显的差异,仅有12.50%的家长对孩子有严格约束,高达77.08%的家长对孩子有管束,但并不主张太严格。这从侧面反映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地域特色,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各路精英聚集,多元文化交融,极具包容性、创新性,表现在家庭亲子教育方面也不例外,较尊重孩子的个性,给予孩子相对大的自由度及发展空间。
调研中发现,家长普遍意识到陪伴孩子的重要性。陪伴教育逐渐成为新生代父母的共识,认为独生子女缺乏同伴,寂寞孤独,容易造成内向封闭的性格,家人的陪伴和沟通有助于良好性格的养成。孩子因年幼对父母有天然的依恋,由于只准生育一个孩子,父母较上一辈有更多精力与孩子交流,也表现出对孩子更多的关爱,不少家长表示会珍惜,并很享受与孩子相处的时光。调查显示,68.20%的家长会经常陪伴孩子,30.76%的家长表示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陪孩子,没有经常陪伴孩子的家长仅占0.78%。
在家长普遍重视对孩子教育的前提下,孩子呈现出接受教育的满意度符合天性,相对较高。
2.2 家长教育观念基本适合时宜
家长教育观念是指家长对教育问题的最基本的认识和看法,它指导和支配着家庭教育的行为和实践。不少家长都有自己的一些教育观念,尤其学历层次高的家长,更有自己一套育儿经。据调查了解,家长所拥有的教育观念大体源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自己通过学习总结、实践摸索积累得来的;二是通过外界影响直接接受而来的;三是综合各方面认识,经过自己思考逐渐形成的。有的教育观念较为传统保守,有的教育观念较为超前开放,有的教育观念富于理想化色彩。
大多数家长有陪伴孩子成长的观念和行动,并在教育中意识到教会孩子做人相当重要,尤其在孩子学龄前要注意约束和规范孩子的行为,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懂得基本的待人接物方式。
在对家长施行教育方式的调查中发现,十城市中有34.25%的家长最赞成的教育方式是民主式,其次是说教式(29.7l%)、榜样式(28.09%),只有4.13%的家长对服从式的教育方式表示赞同。从十城市对比看,广州、汕头、深圳、中山、佛山等城市,家长开明程度相对高些,赞同民主教育方式的比例高。这说明家长更尊重孩子的意愿,将孩子视作自己的朋友,能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尊重孩子的意愿和选择。在问及孩子如何进行校外教育培训课程的选择时,高达72.36%的孩子是按“我自己喜欢的”意愿报读课程。 在教育孩子方面,社会上流行所谓“起跑线”观念,即“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观念在教育界存在极大争议,众说纷纭,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不乏其人。教育权威部门也极力申明不认同此观念,2011年2月23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王定华副司长称:“‘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忽悠,在我看来,人生是长跑,起步早晚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发展。”不论教育界争论沸沸扬扬,还是教育权威部门申明态度,但这观念还是普遍被家长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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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成长中的家长与孩子》称为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意义的调研报告,可谓实至名归。
首先,它虽然以家庭教育为主题,但凸显的却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青少年成长教育研究中心所秉承并不断开发完善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即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应该关注儿童及青少年的成长,为此,必须立足于对他们的成长状况有充分的认识了解。这一“关注成长”的理念是发人深省的:现在很多人对教育有“重成功轻成长”的误区,另外,成功的定义本身存在着不少弊端。调研报告既然有此背景,它可以引发的思考显然就不只是家庭教育层面了。
其次,仅就家庭教育而言,《成长中的家长与孩子》也应得到肯定。调研报告作者团队正确地认识到,充分了解家庭教育的实况对于家庭教育的有效实施和严谨探索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在调研的设计中作出了三大努力。其一,在调研的地域上,已涵盖经济、文化和教育都有一定差异的广东十城市。正像总报告前言所说,此举“大致能反映广东全省城市中亲子教育、儿童成长教育的基本状况”。其二,在调研的对象上,已从家长扩及孩子,让孩子发声,这不仅是研究伦理的要求,而且能够更接近真相。其三,在调研的问题上,已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问题所涉及的家长生活习惯、消费习惯、对时尚潮流的认同度以及幸福感等内容,便是有力的佐证。至于像家庭教育理念这样略显抽象的内容,则因为设计出“您是否认同‘不能输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观点”等问题而变得鲜活又不走样。筒言之,通过这些努力已使调研结果清楚地显示出全、真、新的特征。
不可否认,在践行“关注成长”的理念中迈出的这一步还有若干不足之处或尚可讨论的问题。例如,对于受访的近2000名6~12岁儿童的回答,如果从纵向上分为低、中、高三个组,并从横向上按不同的社会群体来加以讨论,是否会比现在捆绑在一起更细致呢?又如,调研报告把家长视为教育者(当然,也承认他们在“成长中”),而把孩子视为受教育者,犹如京剧“三娘教子”,那么,又怎样看待现实中方兴未艾的“子教三娘”的现象呢?然而,这里更想说的是,诸如此类的不足有可能为后续研究呈现课题和提供教训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看来,这种潜在的价值倒也不容低估。 鉴于上述三点,可以认为《成长中的家长与孩子》是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