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韬奋的深入研究要以韬奋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反思为切人点。能否在有关出版物上开辟类似“我与韬奋研究”的专栏，请有著述的韬奋研究者自述研究的甘苦得失，作为后人借鉴；能否请学有专长的韬奋研究前辈开设“韬奋研究前沿”的讲座或专题，或撰就相关文章，以为后来学子的指引。从中国知网的全国硕士、博士论文库中知晓，目前至少有三人以韬奋为题做硕士论文。湖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陈先初先生指导龚鹏撰著了《试析抗战时期邹韬奋的民主政治观》，山东师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孙占元先生指导李华撰著了《邹韬奋与中国近代新文化》，河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宋应离先生指导孟芳撰著了《邹韬奋期刊编辑思想研究》。青年学子是韬奋研究的后备军、生力军，依托高校的学士、硕士乃至博士论文是培养韬奋研究队伍、多出研究精品的有效方式。如能形成有效的引导、组织、激励方式，当会有良好结果。
韬奋是一个鲜活的存在。过去的研究更多地探究、描绘了他文化战士的侧面，其实作为出版思想家的侧面更值得关注，但要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才能有所洞察，突破目前某些表面化、平面化的研究。应该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中国现代出版思想史的背景下梳理韬奋研究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组织人员重点攻关。如《生活》15．5万份的发行量，不少专家都论断是当时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如陈挥在《韬奋传》中说：“《生活》周刊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滩上，发行量屡创中国杂志的新纪录。”但其于中国期刊历史意义何在呢？我模糊地感觉到，在此前，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的期刊当属《新民丛报》和《新青年》，但它们更主要的属思想刊物，影响主要在青年知识界，而《生活》则是大众期刊，影响的社会阶层不同。在《生活》之后，破其发行记录的第一个是他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二个就是1951年的《时事生活手册》了，那是中国期刊史上第一个发行量过100万份的刊物。北京印刷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卢芳曾力图破译这15．5万份的市场分布及其当时的市场占有率的情况，我很赞同这一研究思路。但她泡了几天图书馆后，失望地告诉我，找不到相关资料。我多么希望是她路径不对，与潜存的数据擦肩而过。郝丹立在《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精神》一文似乎也想探究《生活》所定位读者的规模，引用1938年中共地下党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的估计，当时上海的各类职员有二三十万人。这数据因时间偏离而只能作为参照。关于《生活》15．5万份发行量的成因，应该说既是一个期刊历史命题，也有相当的现实指导意义。但并不见专文探讨。有些韬奋传记就《生活》设有专章，但只随韬奋脚步记述而已，缺乏传播学理论层面的论证与分析。王畅在《编辑学刊》撰文《“永远立于大众的立场”——论邹韬奋的出版编辑思想》指出：“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像韬奋这样热爱读者，重视并切实做好报刊的读者工作，且和读者保持长久和真挚的友谊的，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比美的。”观察诚然符合历史事实，韬奋以如此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读者来信回复，固然出于其新闻专业出身的职业理性，出于他内心深处为民众的观念，但这仅仅是一种公益行为吗？韬奋当时不会自觉意识到出版《生活》就是当前左叫右嚷的期刊产业，但韬奋1940年很精辟地言说了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编辑出版《生活》时的韬奋在满腔热血的同时，未必一点没有顾及杂志的营业性。但这读者来信回复的工作对15．5万份发行量的贡献率有多大呢？四年前，我注意到《生活》读者来信和发行量同步增长的“曲线现象”，并写入了《期刊策划导论》一书中。要说读者参与和期刊发行量、期刊社会影响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典型案例也许莫过于《生活》了，但我在那书中缺乏严密系统论证，非因篇幅而是功力局限。
韬奋研究还需要国际化视野。需要在世界期刊史、世界出版史的比照中研究韬奋出版思想的同步性、先进性。比如报刊发行量公证问题，近年来有些说法和做法。邹韬奋1932年3月在《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中就说：“本报为保证广告之效力计，按时请会计师检查销数，正式公布，广告价格依实际销数而随之增加。”这在中国报刊史上即使不是最早也是较早的相关文字与举措了，与美国相差也不过二十几年。韬奋出版思想与实践中类似这样与国际潮流保持同步或先进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只是研究者挖掘不够而已。
在这次韬奋出版思想研讨会期间，我去虹口鲁迅公园参观了鲁迅纪念馆，获得的是心灵震撼。那撕破幽暗的一线灵光，那于无声处的呐喊，久久地萦绕在脑际，以至走出纪念馆，一时之间恍若隔世，茫然失语。鲁迅、韬奋，同时代人，其人格风貌、其职业领域诚然有所差异，鲁迅是民族魂，韬奋是新闻出版工作者的楷模，但能否把韬奋纪念馆请出故居，使韬奋纪念馆更具心灵的影响力呢？听说上海在筹建出版博物馆。如果难以办到，也是于理有据，韬奋一生操劳奔走皆为民众，纪念馆理当蛰居民宅之间，与民同乐的。P5-7
2010年12月25日，中国期刊协会北京印刷学院联合举办《共和国期刊60年》首发式暨中国期刊史编撰研讨会。会后第一天，与会的河南大学出版社刘小敏郑重言及，为我再出一本书。她是资深编辑，谈话时旁边站着我硕士导师之一的宋应离教授，学生交作业不要理由，不交作业才要理由，我只得同意。此为本书由来。
于出版学问，我总难得堂奥，f1外徘徊而已。困学之余，文心未泯，总想涂抹点性情文字，又不忍专心，难以有成。宋师察我心曲，命我将有可读性的文章编选成册。可读性，撰文者共同向往，治学者更甚，我只在追求的路上而已。
七八年前，宋师命我将二十年前出版《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修订再版。我心动从命。搜集资料、谋划构想一月有余，最终放弃。∽晦其少作”真苦。悔难以改变现实。重读龙世辉的书信、审稿意见等钢笔、毛笔所写的手迹，编辑书写的意象与概念、概念以及相关的话语蓦然涌入脑际。王选发明的汉字输入技术策动了中国印刷复制技术的革命，于编辑工作，首先改变了编辑书写形式。20世纪80年代那些卓有成效的编辑出版家的成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用笔在纸上书写是区别于计算机普及后编辑行为的显著特征。纸笔书写与计算机书写工具有异，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能完全一致？计算机记忆与纸笔记忆相同？如不同，其记忆方式和记忆结果的差异在哪里？所凝结的情感、思想到底有哪些细微的差异？就编辑过程而言，可复制、粘贴的计算机书写在快捷的同时是否简约、简化了纸笔书写时的“磨稿”过程，那种一键则灵的删除，相对纸笔书写的勾画、涂改显然更为技术性地武断、决绝，这种因操作工具带来的审稿、编辑工作过程差异，以至可能产生的审稿、加工结果差异，应该说是颇有意味，我也很有兴味揣摩、探究的。惜真研究起来关涉甚多，我知识积累和能力储备不及，只能心向往之。这就是扫描一些前辈书信人书的远因。至于近因，则年过半百，回望来路，总涌起对和我交往的前辈的感激思念，他们自觉或不经意问对我的言传身教，于愚顽、卑微的我，是帮助甚大激励甚剧的。
说及书信，特对卷首钱锺书信略作交代。我1986年考入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攻读编辑学硕士学位。这学位点当时没有学位授予权，为申请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导师之一的张如法编审单给我开了门课：中国四十年代文学研究。课后，我写就一篇6000多字的论文《从“围城”的符号意义看(围城)的主题思想》作为课程作业。张老师给了高分并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我认为，对于《围城》主题思想的研究，香港司马长风的“婚姻爱情”说过于狭隘，美国夏志清的“人生隔膜”说和台湾周锦的“婚姻一人生”说过于宽泛，而从小说创作主体的“学者化”倾向破译其主题思想或许是一条途径。我在文中导语部分写道：
《围城》，正像它表面上漫不经心的语体风格一样，是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博士妙手偶得的文学杰作。对于作者来说，写作《围城》没有振聋发聩的“警世”宏愿，相反只有留学归来后，工作无着落时排闷解愁的“通言”之想。正因为如此，《围城》并不以思想的博大精深见长，而以中西语言的珠联璧合、纵横恣肆、庄谐得体取胜。小说通篇辉映的是作者作为学者的智慧的闪光。以学问入小说，以知识写知识分子是钱锺书创作《围城》的基本特点，也是他创作《围城》的根本原因。牢牢抓住这一基本因素，我们便不难寻找到小说主题思想的“围城”符号解。
于钱锺书先生，我此前当时痴迷后来敬重。痴迷的表征之一是，1987年寒假，一确定恋爱关系就掳后来的妻子去老家邻县寻访钱锺书曾经工作过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遗址。了无踪影，便和老人指认的可能的校园老树合影留念。这篇课程作业，现在看来不过是观望文学殿堂的一点感受。但我1988年底一时兴起，给杨绛先生写一封信，并把该期学报一起寄给她。之所以寄给杨绛，是因为我当时还涉猎外国文学研究，拜读过她的多种著译，对她早年的小说《倒影集》记忆深刻，感到亲切些。1989年元月初，钱锺书回我一信，是我意想不到的。我因后来不事文学研究，一直羞于示人。这次发表，以示对张老师授课的谢忱，对钱锺书先生的怀念并祝杨绛先生健康长寿。
作为起点低、所在学科尚处初创的学人，学术转型时在念中。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蔡翔教授等师友于2011年5月再次邀我到他创建的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工作。本书因此赋予了与北京印刷学院惜别的意义。在34岁到50岁的年龄段里，我在北京印刷学院主持和参与主持过出版教育，我的一段人生是这样标注的。感激学院给我问学求知的难得机会，更感谢同事们在我做事和想做事时伸以援手。本书第三辑如果说略显简略，那是因为黄村的绿意，我既化合于内心，又希冀于未来了。
本书出版，得到诸多师友题写书名、封面设计、赐序、编校等方面的帮助，我铭记于心，以为今后学问长进的激励。2006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选修过陈卫星教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他授课娓娓道来，醇厚耐听。一次不知何故提及“事理逻辑”，便指出其中是两个逻辑：“事”的逻辑和“理”的逻辑，一语惊醒梦中人。后来他布置给修课同学的课程作业是命题作文《问题·方法·逻辑》，小标题则每个博士生自定。我因此内心中称他为我的“十字师”，至于事理逻辑的分析方法是全球化时代的一般工具还是只在中国语境中更具特殊性和适用性，我没有多问。这次他为拙书写序，细读完全书，深以为谢。为等待序文，出书延期二月有余，是很值得的。
李频
2012年8月18日
在现代社会中，职业身份经常提供了个人最重要的社会角色，职业生涯中的经历和遭遇往往是构成人生故事的重要内容。个性与职业生涯匹配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理想状态，然而现实往往充满各种冲突。在变动剧烈的时代背景下，人的际遇也在急剧变化。《出版：人学絮语》是一本从人开始讲编辑出版的书，阅读这本书是一个机会，看到偶然性多次不可思议地左右了人生，了解我们已经或不曾经历的时代。
另一方面，问题也随着阅读产生。从现代信息传播的产业模式来看，编辑者作为生产主体，必然参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如何参与构成了第一个问题。
……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攻读编辑出版专业，在学习研究编辑出版学的过程中注重田野工作，通过直接采访、信件来往和查阅档案积累了有价值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事后对事件的看法和评论。在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事件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的情形下，当事人的意见一方面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些看法和意见的表达受到现实的影响，既是传播的信息，也是传播的结果；另一方面，能否表达，如何表达，透露出时代里传播生态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涉及出版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些探讨凸显出制度创新的困境。
试图将出版界人士关于出版的想法和意见进行收集整理，从而归纳勾勒出当代出版业界的思想形态，是一项有想法和有勇气的工作。在当代社会背景下，作者所能完成的是将“出版的思想形态”作为问题，尝试求解。意识到出版的思想形态是非连续的，其重要性在于影响了编辑工作的实践，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认识又会形成系统的看法，成为思想，进入学术体系循环，并通过教育系统的流通开启另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面对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优势，如何能够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上推进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和学科建设，显然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挑战。
作者的这本文集融合治学二十多年的专业思考，要我这个外行作序，在研读过程中形成这篇读书札记。谨向作者和编辑出版学的探索者致意。
陈卫星
2012年7月于法国阿尔勒
李频创作的《出版--人学絮语》试图将出版界人士关于出版的想法和意见进行收集整理，从而归纳勾勒出当代出版业界的思想形态，是一项有想法和有勇气的工作。
《出版--人学絮语》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学絮语》作者李频在20世纪80年代攻读编辑出版专业，在学习研究编辑出版学的过程中注重田野工作，通过直接采访、信件来往和查阅档案积累了有价值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事后对事件的看法和评论。
《出版--人学絮语》试图将出版界人士关于出版的想法和意见进行收集整理，从而归纳勾勒出当代出版业界的思想形态，是一项有想法和有勇气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