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文学大省，陕西文学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基于陕西文学60年的辉煌历程，展示陕西文学60年的丰硕成果，纪念前辈，激励后人，方便读者和学者欣赏、阅读和研究陕西文学60年作品面貌，李星和李国平选编并出版了这套7卷20册的《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该书本着艺术质量、社会影响为主，老中青作家兼顾的原则编选了这个300余万字的陕西长篇小说选辑。

李星和李国平编著的《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入选作者为陕西籍作家或长期在陕西生活、工作的外省市区作家；入选作品按体裁分卷，原则上一人选收一篇，个别代表性作家选收二至三篇；入选作品年限为1954年至2014年；入选作品范围为在我国大陆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入选作品的标准是基于对陕西文学和我国当代文学60年发展的历程考量，既能够体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尚，又能够体现一定的时代特点，以优秀作品为主，兼顾老中青几代作家和不同风格的作品。

创业史（节选）

保卫延安（节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采桑子（节选）

西去的骑手

月亮的环形山（节选）

从两个蛋开始（节选）

热爱命运（节选）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节选）

最后那个父亲（节选）

多情最数男人（节选）

爱情与饥荒（节选）

女儿河（节选）

流浪家族（节选）

命运峡谷（节选）

圣哲老子（节选）

水葬（节选）

正气歌（节选）

山匪（节选）

喜马拉雅（节选）

东望长安（节选）

八里情仇（节选）

中国往事（节选）

女贞巷（节选）

金石记（节选）

时间的面孔（节选）

身体课（节选）

落红（节选）

步步高（节选）

城市门（节选）

沉重的房子（节选）

夏日残梦（节选）

死囚牢里的陪号（节选）

沉浮（节选）

叶落长安（节选）

都市挣扎（节选）

祝君晚安（节选）

盛世恋（节选）

我只有北方和你（节选）

小城文化人（节选）

书香门第（节选）

西京故事（节选）

城市在远方（节选）

天荒（节选）

山川记（节选）

完美的花朵（节选）

题叙

几天以后，人们终于看出梁三活动的规律了：他总是紧追着饥民里头带小孩的或不带小孩的中年妇女跑。有人推测：熬光棍熬急了的梁三，恐怕要做出缺德的事情吧?但是，梁三不管旁人怎样看，他只管他一本正经地听着逃荒女人们在庄稼院门口诉述不幸，并且在脑子里思量着那些话，独自点着头，显得异常认真、严肃。

有一天，梁三从汤河南岸过来时，竟变成了另一个人：剃了头，刮了有胡楂的脸；在他的头上，他哥梁大借给他走亲戚时戴的瓜皮帽，代替了烂脏头巾。他的旧棉袄也似乎补缀过了。啊!原来梁三竟在人不知鬼不觉中重新成家了——看吧!他喜得闭不上嘴，伸开两只又长又壮的胳膊，轻轻地抱起一个穿着亡父丢下的破棉袄、站在雪地上的四岁男孩。一个浑身上下满是补丁和烂棉絮的中年寡妇，竟跟他到汤河南岸的草棚屋里过日子去了。

梁三的草棚屋，坐落在下堡村对岸靠河沿那几家草棚户的东头。稻地里没有村庄，这边三家那边五家，住着一些在邻近各村丧失尽生存条件以后搬来租种稻地的人。也有一些幸运儿，后来发达起来，创立起家业，盖起了庄稼院。整个稻地——从汤河出终南山到它和北原那边的漉河合流处，这约莫三十里长、二三里宽的沿河地带——统统被人叫作“蛤蟆滩”。因为暖季的夜间，稻地里蛤蟆的叫声，震天价响，响声达到平原上十几里远的地方。梁三小时候，他爷从西梁村用担笼把他挑到这个蛤蟆世界来。他爹是下堡村地主杨大财东的最讲“信用”的佃户，一个和现在的梁三一样有力气的庄稼汉。老汉居然在他们落脚的草棚屋旁边，盖起了三间正房，给梁三娶过了媳妇。老汉使尽了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以后，抱着儿子梁三可以创立家业的希望，心满意足地辞别了人间。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济，接连着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他不仅再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自己仍然独独地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这时，在那三间房的地基上，拆房的第二年出生的榆树，长得比那残缺的土围墙还高了，已经有梁三的大拇指头那么粗了。

自从死了前妻，草棚院变得多么荒凉啊!多么冷落啊!那个向西的稻草棚屋，好像一个东歪西倒的老人，蹲在那里。土围墙有的地方在秋天的淫雨中垮了，光棍主人没心思去修补它；反正院里既没有猪羊，又没有鸡鸭，哪怕山狼和黄鼠狼子夜里来访问呢?!院里茂草一直长到和窗台一般高低，梁三也懒得铲锄它；锄它做什么呢?除了他自己，谁又进他的街门呢?好!现在，梁三领了个女人回来了，他的草棚院就有了生气。几家姓任的邻居，男人们早帮他铲净院里的枯草，女人们也帮他打扫了那低矮而狭窄的草棚屋。大伙笑说：嘿嘿!从今往后，梁三的案板上和小柜上，再也不会总是盖着一层灰尘了。

四十岁的梁三竟像小孩一样，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他热情地给外乡女人找出一些前妻遗留下的旧衣服，要她换上。他还要她马上给可怜的孤儿，改修一条棉裤呢!看娃那麻秆儿一样瘦的光腿，在那件不合身的破棉袄下边，冷得颤抖呀!梁三甚至当着邻居男女们的面，对外乡女人夸起海口来了：说他是有力气的人，他将要尽他的力气跑终南山扛椽、背板、担炭、砍柴；说他将要重新买牛、租地、立庄稼；说他将要把孤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抚养成人，创立家业哩……

“我不会撒谎!宝娃他妈，你信我的话吧?”

“我，信……”外乡女人用眼睛打量了一眼新夫强壮的体魄和热忱的面孔，在生人面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大约是由于饥饿和痛苦的摧残吧，那忧郁的、蜡黄的瘦长脸上，暂时还不能反映出快活来。

“唔，”梁三略微有点失望，说，“你，日久见人心……”

梁三捉摸女人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不好和她多说什么。他转向宝娃表示他对新人的热情。这孩子乍到这陌生的草棚屋里，一直拘束地端端正正坐在炕边，怯生生地望望这边，又望望那边，一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哩，眼睛竭力躲开站在脚地来看喜事的小孩们。P5-6

他们开创了陕西文学的新历史——六十年陕西作家长篇小说创作巡礼

在《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编委会严格规划的长篇小说卷八册的框架中，我们本着艺术质量、社会影响为主，老中青作家兼顾的原则编选了这个300余万字的陕西长篇小说选辑，希望它能反映60年来几代陕西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整体成就和面貌。所谓艺术质量、社会影响虽然不免带有编者个人的印象和评价，但因为有茅盾文学奖和已评了两届的陕西文艺大奖和由省作协主办的各种文学奖，以及较长时段的时间检验，应该说编辑者个人的主观评价因素已经非常有限了。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听取较多的作协会员意见之后平衡和妥协了。如果说一到六册的三个层次还比较容易得到多数作家的认同的话，那么七、八册选定的作家作品以及先后排序就很难说是公正、公平的，其是也、非也，也只能由选者自己担责了。好在任何一个选本的倾向性并不能妨碍读者阅读之喜恶和评价的自由。

将六十年来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放在中国台、港、澳以外的大陆文坛背景上，我们首先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柳青、杜鹏程所代表的陕西第一代作家，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所代表的陕西第二代作家，以红柯、叶广芩、冯积岐、高建群所代表的陕西第三代作家，以六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批新生作家所代表的陕西第四代作家的使命和志向、长篇写作实践、辛勤而富有成效的文学精神表示敬佩和感激。他们以自己的汗水和生命、经验与智慧、坚持不懈的创作实践、优秀的长篇大作，支撑了陕西文学的大厦，使它成为新中国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和长篇创作重镇。

其次，我们不能不感激新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翻天覆地的发展、繁荣、进步对文学艺术巨大的滋养和促进。面对陕西六十年的长篇创作，人们首先会发问：为什么“文革”前的十七年，陕西只产生了两部长篇？这固然有这个时间段政治运动太多，生产关系调整变化太快，作家们思想、情感尚来不及积淀，社会生活不易把握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欠发达，社会文化教育不发达，写作人才的匮乏。当人们的精力都投入到吃饭生存这个人生根本问题时，哪有悠闲从容的文学写作？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陕西长篇创作之所以会出现“井喷”式的发展，恰恰是因为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教育的发展，写作人才的积累，作家队伍的扩大，写作环境的根本改善，作家有了更多的写作的自由。文学，包括长篇小说创作就是这样与它的时代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血肉相连，甘苦与共的。时代进步文学进步，祖国兴旺文学兴旺，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世界文学史上可能有匮乏、滞塞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优秀文学，如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但那究竟是凤毛麟角式的天才创造，何况曹雪芹也深深得益于明末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前现代人文思潮。

面对选编本中300余万字、近50名作家的长篇小说佳作，我们不能不首先惊叹于它们对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到多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历史，到近现代以来以关中、西安地区为主轴的民族生存苦难，仁人志士的牺牲和奉献，中国共产党人及各界爱国人士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的回溯和充满艺术勇气，具有艺术冲击力的表现和描述。孙皓晖505万字的《大秦帝国》不仅以其学者的严谨，翔实可考的史实，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化——文明建设的思考，再现了从秦孝公发起“商鞅变法”，富国强兵，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而且对“二世而亡”的秦的执政经验教训，对为秦所奠基的国家制度、秦文化、秦人性格做了富有自己独立见解的艺术表现。高建群的《统万城》以诗意的抒情笔触，富含哲理的叙述，使至今仍然安眠于户县草堂寺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和1600余年前一个北方少数民族领袖赫连勃勃的兴国伟业得以复活，在残酷无情的战神和影响至今的宗教精神大师之间，感悟着大爱与大恨，发现着伟大生命的不同意义。张兴海的《圣哲老子》使至今以五千言的《道德经》影响人类的神秘而神圣的老子走下神坛，恢复了他肉体凡胎与智慧深沉、耽于哲思妙想、开辟鸿蒙的生动人格形象。业余作家马其昌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宋元之际时代的广阔历史背景上，使一个民族英雄正气浩然的伟大形象，跃然纸上。郑征的《东望长安》则是第一部以阶级史观，再现清朝末年陕、甘、宁、青那次至今被统治者歪曲丑化的回民大起义的小说，揭示了清廷的压迫、腐败、挑拨，回、汉两族人民不堪忍受的苦难才是这次起义的真正原因，塑造了白彦虎等回汉英雄的光辉形象。对这次起义，至今民间仍保留着被统治者搞乱的混杂记忆，这部小说具有正本清源、回归历史真相的非凡意义。而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则以抒情浪漫的笔触，对拨开重重历史迷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部社会政治背景上呈现了马仲英这个反抗压迫、忠诚爱国的军事奇才的光辉形象，而将他与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的政治权谋与多重人格的对比，更凸显了他虽然失败却纯粹高贵的人格品质。子页的《流浪家族》则以家族史的形式，表现了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江浙士子在清末民初的新疆尔虞我诈的政治舞台上艰难的生存、生命、人格的保全。这部小说恰恰填补了左宗棠之后，盛世才以前沙俄觊觎、国土不保、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新疆地区几十年间历史的文学空白，给读者提供了一幅这个风雨飘摇时代新疆社会政治历史的完整图画。而周矢的家族小说《书香门第》所呈现的则是在20世纪初民国初建，文明初兴、军阀混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衰落的仕宦之家的生存和命运，尤其他对江北小镇民情风俗、晨昏景象、风味小吃的生动描绘，浓浓的乡愁氛围，更让看惯了大漠西风的陕西读者有眼前一亮之感。

陈忠实的《白鹿原》无疑是60年间陕西长篇小说少见的扛鼎之作，它有着多层次的艺术涵蕴，仅从社会历史认识价值看，小说所涉及的20世纪上半叶关中农村政治经济状况和制度变迁的历史细节都是重要的。在此之前，自然经济的乡村，主要是由乡绅和族长维持着其经济和道德文化秩序，而民国以后国家的权力系统即已经逐步深入到一个个乡村，由乡约、保甲长来执行过家的意志。《白鹿原》中鹿子霖正扮演了权力在乡村爪牙的角色，而白嘉轩代表的却是传统的宗法统治的势力，以族长的名义与伸向乡村的权力系统相抗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农村的使命就是要同时消灭这两种势力，让权力归于广大的贫苦农民，目的是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和乡村自治。陈忠实是否自觉到他所表现的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小说的情节主干却无疑揭示了这种转型中的社会观念及道德冲突，体现了文学现实主义的力量。鹤坪的《大窑门》等西京都市小说，呈现的则是作为旧都市病灶的妓院、鸭子坑的妓女、嫖客，以及依托酒楼、茶肆、客栈生存的武侠刀客、卖唱者、掮客帮闲们的半明半暗、半人半鬼的生活，以及社会转型中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中抉择的命运与遭际，填补了西京城市小说的空白。

如果说以上这些近现代历史生活小说还是通过切入漫长历史中陕西、西北乃至中国人的生存和命运来观照并思考、启示着现实社会和中华文明的未来的话，那么这60年中陕西作家长篇创作的主流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百姓心理、情感、愿望的回应和诚挚关怀，对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关注，对时代和正在行进的祖国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振兴的贴近思考。实际上他们与自己时代的观照和回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命运的关怀通常也是通过两条创作路径来实现的：一是直面现实，以最现实的题材来提出最现实的问题；一是从迫切的现实关怀来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以以往的经验教训来反思并启示今天的现实。而在一些作品中，却是沿着人物的命运情节，兼及了过去与现实的，既突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又突出了反思的深度，强化着对未来中国的希望与憧憬。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被冯雪峰称为人民革命战争的“一部史诗”，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延安军民，在延安保卫战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怀，应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部长篇战争小说，并以此为陕西文学赢得了第一波荣誉。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以取得政权以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走向集体化道路，以达到脱贫致富、走向富裕为内容的多部小说，但是因为农村所有制政策的不断升级和变更，第一部只写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作者的写作就陷入徘徊和停顿；“人民公社化”“三年困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更使他陷入了对农村现实把握的困惑，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使命感动力写到第二部高级社的成立，却最终因健康状况恶化而停笔。虽然无论从当时和现在看，《创业史》都达到了“文革”以前新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高峰，并被文学史家以“三红一创”列入这个时期长篇创作的代表作，但因为由国家意志推行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终于被历史所否定，然而柳青及《创业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和贡献，都是不可否定的。

路遥的三卷本《平凡的世界》是在柳青的文学精神和他所走的文学道路影响下产生的，因为其最早关注了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差别给有理想、有志向的一代有文化的农村青年的身份痛苦和心理压抑，并表现了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代表的广大农村青年突破现有体制，改变自己命运的奋斗和努力，以及人格上的高贵和自尊，很快得到了有相似境遇的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响，不胫而走，成为青年必读的人生教科书。英年早逝的路遥，也因之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文学偶像。

从1988年的《浮躁》以来，贾平凹几乎以两年一部的速度，接连出版了14部长篇小说，获得国内外各种大奖并产生很大反响及好评的就有《浮躁》《废都》《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等多部，同陈忠实、莫言等人一样，他是当代中国文坛当之无愧的长篇小说巨匠。他的这些优秀长篇的主要成就和价值，如敏锐犀利的批评家李敬泽所说的，贾平凹“永远能与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建立起一个非常秘密的联系……《秦腔》表现了一个巨大的沉默的区域，是历史展现在那里，让我们感觉到历史神秘莫测地向我们展现这样一个无声的沉默的巨大区域摆在那里，而能够意识到这个东西的，能够看到这个无声的沉默的巨大区域凶险地在那儿摆着，中国作家我觉得为数甚少，甚至我觉得在《秦腔》之前我没有看到哪个中国作家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引自作家出版社《秦腔大评》）。李敬泽是在《秦腔》研讨会上说出这段话的，也完全适用于此前的《废都》《怀念狼》及此后的《高兴》《带灯》。它们都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人隐晦的心理情绪和文化精神困境的发现者、揭秘者。

在年龄上可以称为贾平凹的兄长的陈忠实，则将法国小说大师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写在《白鹿原》的卷首。《白鹿原》以宏大的乡村史的结构，所呈现的正是由漫长的历史道路、生存方式、文化传承所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心灵秘史。表现了在王纲解纽、社会转型旧中国一个乡村范围内的人和事，但其巨大的包容性、涵盖力，却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几千年农耕文化、家族社会，面对历史文化转型冲击的尴尬和无望的抵抗，而且揭示、展现了全部乡土中国伦理文化的稳定形态和深厚的生命力。新中国就是在这块特定的土地上建立的，因之注定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探索，并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小说所延伸的“文革”劫难及朱先生预言性的“折腾到何日为止”来看，陈忠实写《白鹿原》，并非只是为了寄寓自己的乡愁，而是有着深厚而焦灼的现实关怀。如此沉重的使命担当和深切的民族忧患，使《白鹿原》在其问世20多年后，仍然具有鲜活的艺术生命力。余华等人用“史诗”来评价此作，但鉴于“史诗”这一概念已在频繁的使用中失去了原本的褒扬意义，陕西的评论家很少用它，这是对《白鹿原》创造性长篇艺术成就的珍视和爱护。

高建群《大平原》的主角是一个“丑小鸭”式的男孩的人生蜕变，而他生命和人生的辉煌却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熔炉中炼成的。小说从一个人的成长揭示了历史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巨大发展，有着人生启示和现代启示录的深刻意义。冯积岐的《沉默的季节》以一个人在人生主要阶段所体验到的人生苦难，揭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荒谬及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以至到了新时代，他的心灵仍然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成为进步时代的畸零人。在批判、反思性的作品中，这部小说以感觉的尖锐、心理分析的深刻、语言风格的独特获得了广泛的重视。而他表现当下中国一个村子现状的《村子》也因直面农村现实的勇气，对乡村强人的霸道以及农民自身弱点的呈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他接连出版了《粉碎》《逃离》等直面人性幽暗的长篇小说，走向对小说“经典化”的探索和努力。

叶广芩《采桑子》以大时代潮流冲击下的家族、个人命运为表现的焦点，并以人的悲悯、人生命运的无常、旧京华旗人优雅细腻的文化生活方式，赢得了广泛的关注。《青木川》无疑是标志着叶广芩长篇艺术能力的又一重要作品，其在陕南秦巴山区二三十年代、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及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后期的多重叙事角度中展现了一个小镇的历史风情，塑造了魏富堂这个独特的土匪出身的山村强人形象。他在青木川镇的文化引进，他对山外先进的物质文明的追求和实践，虽然在这里撒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对一个“土匪”在封闭山村的现代化努力浓墨重笔的表现，蕴含着作者对人性的复杂性的认识，对当下正在进行的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感悟和思考。

晓雷、李天芳的《月亮的环形山》，程海的《热爱命运》，李凤杰的《针眼里逃出的生命》，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蒋金彦的《最后那个父亲》，张子良的《我的伊句园》，邹志安的《多情最数男人》，京夫的《八里情仇》《文化层》，王宝成三部曲《爱情与饥荒》，赵熙的《女儿河》《北方的战争》，文兰的《命运峡谷》，王蓬的《水葬》《山祭》，孙见喜的《山匪》都是这些40年代出生，走过了新旧两个时代，经历了共和国建立后风风雨雨的作家的作品，他们所写的或是自己或父辈的经历记忆，或是他们人生的某个阶段，并久久沉淀于自己心灵情感深处的人生故事，在这些作品出版的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关注和影响，至今看来仍然是陕西文坛长篇创作的重要收获，具有长久的思想、艺术生命力。他们之中的邹志安、京夫、王宝成、张子良和路遥一样已经不幸辞世，然而斯人虽去，斯文却长留人间，必将成为陕西文学宝贵的资产。

第八册所入选的除延安老作家裴积荣之外，都是“50后”“60后”，甚至“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同柳青、杜鹏程等老一代作家，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等“文革”后期和历史新时期所涌现的几代陕西作家一样，他们在长篇创作领域都已有了自己突出的表现，产生了无愧于自己所处的改革开放时代的长篇创作成果。更令人兴奋的是女作家就有六位，如周碹璞、唐卡已有多部长篇小说出版，年龄最小的“80后”，杨则纬已经有五部长篇小说面世。

更值得关注的则是他们所持的多样化的长篇视野，包括题材、叙事方式以及文本结构方式。马玉琛的《金石记》穿越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时空之间，以神幻的手法，融古今于一体，突现了当今市场经济、物质崇拜所带来的自古以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历史精神，人们风格气韵的丧失，或批判着金钱的贻害，或控诉着专制的罪恶。安黎的《时间的面孔》等，则一反从19世纪以来世界上乌托邦主义文学的历史乐观主义，以反乌托邦的思维和手法，勾画出了一幅幅噩梦般的黑色世界和悲惨的人类生活图景，揭示了人性深处所潜藏的专制愿望和贪婪、自私。他们所传承的正是《蝇王》（1984｝的反乌托邦文学传统。秦巴子的《身体课》和方英文的《落红》则走着文人精英文学的两极，前者以不动声色的解剖师的冷峻，探求和思考了人们生存的哲学本质，后者以看似玩世不恭的自我放逐、自我调侃，表达了对责任、体制以及婚姻、爱情的怀疑和对生存意义的质问。李春平的《步步高》和向岛的《浮沉》则是在全国文坛渐成一格，在陕西文坛并不发达的“官场”小说。对于官员的生存状态、官场的潜规则、不健全的体制黑暗、在职场会议之外某些官员丑陋的心理和私生活的腐败，都有着深入肌理的刻画、严肃的拷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2007年出版的《浮沉》是“60后”作家向岛的第一部小说创作，但是它所表现的语言控制力，叙事的老练和思想的犀利、有力却让人惊叹。陈彦的《西京故事》，王海的《城市门》，高鸿的《沉重的房子》，唐云岗的《城市在远方》，韩晓英的《都市挣扎》都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关注和表现农民及农民后代的都市命运的优秀之作，其中既有他们寓居都市的生存艰难，又有具有时代特征的浓浓的乡愁，并深刻触及了农民及农民后代自身素质的缺陷和经不起都市物质生活诱惑所造成的人生歧路，《西京故事》更将文学视野伸向了优秀、古朴的乡村文化传统对当代高度物质化的都市人生的补充和拯救，揭示了普通劳动者精神上的“神性”。

吴文莉的《叶落长安》生动表现了河南移民在西安的生存和奋斗，并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已经消失殆尽的西京风情，留存了一个古老城市宝贵的昔日记忆。裴积荣的《祝君晚安》是陕西长篇创作中仅有的一部关注老龄化问题的作品，因为作者自己当时已进入老年，感同身受，语言幽默诙谐，在调侃反讽中展示了一幅独特的已经退出人生大舞台的老龄世界图景。赵丰的《小城文化人》表现了一个信念不改的文化人在职场、官场所遭遇的尴尬和人生困惑，表现了一个学者化的散文家不俗的长篇小说叙事能力。周碹璞、唐卡、杨则纬分别是“70后”、“80后”的青年女作家，热烈关注女性命运，表现她们的婚姻、爱情及职场故事，理想的暗淡、心灵的苦难、灵魂的自救是她们长篇写作的共同之处。周、唐二女年龄虽然不大，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已走过很长的路。成果累累，渐成气候；杨则纬文学出道未久，但《我只有北方和你》却成为“80后”的她作为新锐作家的标志之作。

以上所提及的作家及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品，在发表的当时，即有了许多评论研究的文字，本文作为一篇蜻蜓点水式的巡礼文字，自然是也只能是点到为止，挂一漏万、乱点鸳鸯实在难免，只能起到给本书读者的导游作用。对六十年历史进程中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笔者没有能力，也似无资格指出它们整体上的缺陷和不足。历史是不能改变并不可苛求的。他们创造了陕西文学的历史，也已经成为历史，是历史的开端也是新历史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