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850年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镇子里来了一个名叫西蒙斯(Simmons)的催眠师。他到处宣传自己的表演，并且保证绝对精彩。门票是二十五分钱，黑人和孩子半价。村民们只听说过催眠师，但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第一晚没有多少人到场，但是第二天，去过的人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议论起表演如何惊人。接下来的几周，催眠师就开始财源广进了。当时我十四五岁大，正是一个男孩子想要尽办法引人注意的年龄。当被催眠对象在台上做出痴痴傻傻的举动时，台下便会哄堂大笑。见到此种情形，我便也急切地想要去当一回了。每晚我都坐在被催眠候选人的队伍中，一直盯着手里的魔碟，想要快点儿睡着，但是怎样都不行。后来在盯了魔碟一会儿后，我就装着困倦的样子，开始打盹。催眠师径直走了过来，在我的头顶做着手势。他用手指夹着碟子，对我说要尽力使自己的目光不离开它。我慢慢站起来，学着先前看到过的情景，跟着那个碟子到处跑。然后，他又对我施了些其他“魔法”。按照他的暗示，我跑过蛇群，穿过燃烧着的柴堆，和想象中的女孩做爱，在台子上钓鱼。一开始我小心翼翼，生怕催眠师会看出自己是装的，而把我赶下台去；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是安全的，于是还添加了一些细节。
“你们都看见了，这个男孩是多么棒的催眠对象啊，”催眠师说道，“我敢肯定，即使我不用言语发出指令，他依然能根据我心里所想，做出相应的动作，一点儿也不会差。”
我是个英雄，这辈子从没那么开心过。关于什么心理指示，我完全不担心。我想即使自己没有做出催眠师心里所想的动作，也可以通过些小动作来弥补。我是对的，催眠师不傻，总说我做对了。
过了四晚，我就成了唯一的被催眠对象，西蒙斯再也没有邀请过其他人。我一个人演了两周。当催眠师的表演结束后，镇子里的人们都对催眠术深信不疑，而我则是唯一不信的人，而且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不信。事实上没过多久，我就对那种成就感厌倦了。我想，还不到三十天，建立在谎言上的荣耀除了给人带来麻烦，什么也不是。使人们相信一个谎言多容易呀，而揭穿它却是那么困难！在三十五年后，我看望十年没见的母亲时想自己应该对她坦白那个已过去很久的谎话了。在反复思考后，我下定了决心。
可她完全不信我说的！费尽心思吐露真相，她竟全然不信，对此我颇感委屈。我反复说着很久之前的那些夜晚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但她平静地摇摇头说自己比我清楚。年少时撒下的谎言，直到母亲去世时，还被她当成绝对的事实，而且深信不疑。卡莱尔(Carlyle)说过：“谎言易早夭。”看起来，他只是不懂该如何说谎罢了。
比利·赖斯(Billy Rice)现在何方？他和其他滑稽说唱团的黑人演员，曾在四十多年前给我的生活带来过无限的欢乐。他们中的所有人，我想，已经永远离开，不再回来了，随他们一起离去的是真正的黑人滑稽说唱表演——独一无二的表演。现在我们能看到大型歌剧，我也欣赏过瓦格纳(Wagner)所作歌剧的第一幕，其艺术感染力让人惊叹，仅仅一幕就让观者大为满足；但两幕之后，我就深感疲惫，早早离开了。
我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看滑稽说唱时的情形。那是1840年年初，滑稽说唱还是个新生事物。在汉尼拔，镇子里的人们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出现让大家觉得既兴奋又惊奇。
说唱团每晚都有表演。虽然教堂里的人们不会去看，但其他人却兴致不减——他们非常喜爱这些演员。
说唱团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演出脚本，多年未变。舞台上没有大幕，演员们会手持乐器上台坐下。他们中间的一个穿着优雅的男人，会像这样说几句开场白：
“先生们，很高兴我们能在这里再次相见，这说明各位一切顺利、身体安好。”
话音未落就看见这个男演员身边的两个人开始争吵，而且越吵越凶，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恨不得打个头破血流。中间那个优雅的男人不断祈求他们要冷静、要保持风度，当然，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有时这种争吵能持续五分钟，两个吵架选手面对面站着，歇斯底里地互相威胁，他们鼻子中间的距离不到六英寸。最后两人各自后撤，不过嘴里还会不断地叫嚣着“下次一定不会放过你”之类的话。等坐定之后，他们还会再嚷嚷几句。
而后中间的男人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刚才吵架的两位进行说教——这也是剧本的固定“曲目”。通常他说教的东西都是美国的老生常谈。
滑稽说唱表演产生于40年代早期，表演的活跃期大概有三十五年。在我的印象里，滑稽说唱明朗愉悦，最让人捧腹。对于它的消逝，我觉得非常遗憾。
就像我说过的，滑稽说唱在汉尼拔第一次表演时，教堂里没人去观看。十几年后，滑稽说唱就像国庆节一样为人们所熟知，可我的母亲一次也没看过。当时她六十多岁，和贝齐·史密斯(Betsey Smith)阿姨一起到了圣路易斯。贝齐阿姨和母亲年龄相仿，亲切又开朗，是汉尼拔的老公民了。由于她平易近人、乐观豁达的天性，所以她并不是哪个人的阿姨，而是汉尼拔全镇人的阿姨。
和我母亲一样，贝齐阿姨也没有看过滑稽说唱表演。她俩性格很像，不过年龄对于她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她们喜欢惊喜，喜欢享受所有适合信教人士从事的活动。在圣路易斯，她们渴望看到新事物，常常让我帮忙。我说不知道她们喜欢什么，但最近在商业图书馆大楼有一个非洲原生态的音乐表演。她们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非常想去。虽然当时我知道那个表演的内容，但是并没有告诉她俩，因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即使你说了实话也不相信你的人，没必要再去费神说什么。
那场表演叫克里斯蒂(Christy)滑稽说唱，是所有滑稽说唱中最有名也是最好的。我们去得很早，坐到了前排。不一会儿，一千六百名观众就陆陆续续地将宽敞的大厅坐得满满当当了。当黑人演员身着奇特的演出服走上台时，两个老夫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告诉她们，在非洲他们就是这样穿的。我边向四周望去边说，圣路易斯最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来观看演出了，如果不合适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她们释然了，而且还有点儿窃喜，最终心情舒畅了起来。她们需要的不过是可以说服自己道德观的借口，她们的道德观已经平复了，而且是彻底被平复了。又是从中间的优雅男人开始，不一会儿，他便讲起了第一个笑话。除了我母亲和贝齐阿姨之外，在场的人已经听了几百遍。一千六百名观众面无表情，但是两个老夫人却笑得前仰后合。爽朗的笑声引得观众们纷纷站起僵直的身子到处搜寻，想看看是谁没有听过这个老掉牙的笑话。她俩越笑越大声，渐渐地一千六百人都加入到了欢笑的队伍中。全场笑声雷动，剧场似乎也跟着晃动了起来。
贝齐阿姨和我母亲在那晚使克里斯蒂滑稽说唱表演大获成功，那些个笑话对于其余观众来说有多老套，对于她俩来说就有多新鲜。两个人听得乐不可支，快乐伴着笑声传遍全场。演出结束后，每个退场的观众都笑得精疲力竭。每个人都十分感谢两个单纯的老夫人给自己的疲惫灵魂带来的久违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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