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当文艺兵》；《成长的环境》；《“朱总司令来了”》；《省会军民联欢晚会》；《紧急集合》；《蔡家岗》；《在施工的连队里》；《哨所日记》……《特殊年代的文艺兵(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及战友们)》——尹承千同志及其战友们对特殊年代——“文革”期间从事文艺宣传演出——当文艺兵这段经历的回忆，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难以忘却的记忆！

光阴荏苒，往事如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过去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大多被遗忘，但有些经历却刻骨铭心、难以忘却。尹承千同志在这本《特殊年代的文艺兵(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及战友们)》中回顾、记述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特殊年代——“文革”其间当文艺兵的经历就是如此。

《特殊年代的文艺兵(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及战友们)》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出版。

难以忘却的记忆(序)

第一章 广州会演

新的“政治任务”

取而代之的文艺宣传队

“群魔乱舞”

在广州农林下路的大院里

为了当文艺兵

成长的环境

“朱总司令来了”

省会军民联欢晚会

第二章 基层锻炼

紧急集合

蔡家岗

在施工的连队里

哨所日记

来自基层的汇报

井冈山纪行

“我们团”

第三章 慰问演出

慰问抗美援越归国的战友

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腊尔山哨所

攸县网岭“五七”干校

奔赴洛塔、野鸡坪

学演“样板戏”《沙家浜》

在慈利县驻军某部

走遍三湘四水

浩渺洞庭湖

演出纪事

争演主角

拍电影

两位导演

第四章 演出之余

乌石岭军事演习

礼堂起火了

挖防空洞

一次谈心

外调

“内部电影”

床垫下的秘密

这里与“恋情”绝缘

第五章 战友记略

小池里的大鱼

——记程志同志

他的跟斗翻到了北京

——记陈雄同志

军旅作家的往事

——记曾凡华同志

书缘

——记陈俊年同志

勤学力耕咏颂军魂

——记刘剑锋同志

诗人·商人·制片人

——记孙泱同志

追赶时代的潮流

——记何奕时同志

后记

湖南省军区于1968年9月举行了一次全区部队及所属单位的文艺调演，尔后在此基础上遴选和抽调文艺骨干，于当年的10月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记得在正式组队的那一天，省军区在家的首长以及司、政、后三大部门的领导一起来到我们的临时住地——省军区招待所看望大家。在首长的讲话(指示)中，他们一再强调当前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意义和作用。其中，有位首长在讲话时竟然一口气罗列了一大堆“需要”，诸如：“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是‘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需要”、“是占领上层建筑和思想阵地的需要”、“是部队建设的需要”、“是迎接广州军区文艺会演的需要”、“是活跃部队和地方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等等等等。

现在看来，在如此众多的“需要”中，就当时来说，恐怕真正的、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活跃部队和地方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为什么这样说？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介绍下当时的情况即时代背景……

公元1966年，自上而下发动和开展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并受危害最深的，当数文艺界！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噪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威逼与棒喝下，在“大揭”、“大批”、“打倒”、“横扫”和“大破”的盛行与肆虐下，全面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界的工作和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成果。大批的作品被打成“毒草”或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大批的作家、艺术家包括一些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都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特务”、“反革命”等等，有的被抓进监狱，有的被关进“牛棚”，有的被迫改行，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全部)被下放劳动！

如此一来，从上到下、从地方到军队的文化单位及艺术团体都受到了冲击、取缔和解散，致使整个文化事业凋敝，艺术园地荒芜；也使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风声鹤唳、惶恐惊惧、人人自危……仿若时光倒退，骤然回到了两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欣赏和看不到小说、诗歌、散文、绘画以及好的电影，也听不到歌、看不到戏、欣赏不到高雅的舞台艺术。加上那时候没有电视、因特网、歌厅、舞厅、夜总会、游戏机、MP3、3G手机，也收看不到NBA、cBA篮球赛和世界杯、亚洲杯足球赛，当然也没有麻将桌甚至没有扑克牌，等等，因此人们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和贫瘠，精神上几乎处于一种饥渴的状态！

在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十分罕见和极为严重的因“物质食粮”短缺而造成的大饥荒；没想到几年过后，又发生了因“精神食粮”短缺而造成的另一种大“饥荒”！

当1960年出现粮食短缺而产生饥荒的时候，曾流行“粮食缺、瓜菜代”的口号，有些地方还成立了“‘代食品’领导小组”，也就是在没有大米、面粉，包括玉米、高梁等主食(粮)的情况下，发动和组织群众以瓜、果、蔬菜来代替(事实上许多地方连瓜、果、蔬菜都没有，只能以树皮、草根甚至观音土等等一切能吞咽的东西果腹和充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精神食粮严重匮乏，人们的精神生活闹“饥荒”的时候，没有出现类似于“粮食缺、瓜菜代”的口号，各地也没有成立所谓的“‘代食品’领导小组”，但是，“代食品”是有的！那就是——由业余文艺骨干组成的、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活跃在全国城乡和军内、军外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

在这里，将当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比喻成人们精神生活的“代食品”，显然有些勉强和不太恰当。但是！当年除了8个“样板戏”之外，所有的专业文艺工作者“靠边站”，所有的专业文艺团体都不能开展工作(演出)，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亿万观众只能观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这，可是千真万确和不争的事实！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那特殊的年代里，当人们的精神生活处于极度“饥渴”的时候，有的是上级推动，有的是自发组织，全部由业余文艺骨干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及其演出，便以“工农兵登上并占领文艺舞台”这一“革命的名义”大行其道，并对专业文艺团体及其演出取而代之①……

如今，有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及其演出的回忆文章，经常散见于报刊和网络等媒体中。比如，《海南日报》2009年11月17日就曾刊登了一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刻着时代印记的文艺队伍》，文中写道：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个名字。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几乎代替了所有文艺团体。”

无独有偶。2010年5月4日《襄樊日报》(今为《襄阳日报》)刊登了一篇《想起当年文艺宣传队》的文章，其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华大地曾经有多少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实在是无法统计……”

这些“无法统计”的、遍布全国城乡和军内军外的文艺演出队伍，之所以都称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是当年那特殊的政治气候和环境决定的；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打上的“印记”——因为，在当时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宣传别的！这就跟后来姜昆和李文华在相声《照相》里所讲的那样：别说在文艺舞台上演出和在正式场合的讲话，就是日常生活包括在照相馆照相，都不能忘记身上肩负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光荣使命”。至于统称为“宣传队”，一方面是为了跟过去的旧剧团(文工团)相区别，也是为了跟“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是我军的“三大任务”，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主席曾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等等。所以，当年把文艺演出队伍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无疑是最革命、最响亮和最时髦的一种称谓！P5-8

光阴荏苒，往事如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过去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大多被遗忘，但有些经历却刻骨铭心、难以忘却。尹承千同志在这本书中回顾、记述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特殊年代——“文革”其间当文艺兵的经历就是如此。

我的年龄比承千大许多，但我们有共同的经历——都当过兵，而且都在黔阳(今怀化)军分区乃至湖南省军区工作过。退休前，我供职于怀化市文联，他供职于怀化市新华书店，均属“宣传文化系统”。我们有过不少的交往，但真正认识和了解他，是我读了他撰写的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长达4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七十春秋铸辉煌——新华书店纪实》后开始的。承千为创作这部作品，用了长达10余年的时间收集资料，孜孜以求，最终写成，其执着、敬业和拼搏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鉴于他在全国新华书店店史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2007年4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议，受到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集体接见。从这时候起，我才知道承千不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撰写了大量的曾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或是入选省级以上书报刊发行协会“研讨会”的各种论文，而且(用他自己话讲)还“另有所好”——从事文学创作。

近些年承千退休以后，常居深圳女儿家，我们少有见面。有一次在怀化市街头邂逅，他说正在撰写一部新书稿，是写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写好后一定寄我“审阅”。不到一年时间，他把厚厚的一部打印书稿寄给我，嘱我作序。我欣欣然，亦惶惶然。不过，好在我对书中的一些人与事比较熟悉和了解。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创作和演出过不少优秀作品，不仅在广州军区会演，也在全军的调演中受到好评，同时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他们演出的《沙田路上》曾被拍摄成舞台艺术片，《追针》被收录到《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曲艺卷》。另外，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还涌现了一批在军内外甚至在国外都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人才，诸如：总政歌舞团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程志(文职中将)；培养了包括李小鹏在内的多位全国乃至世界冠、亚、季军的国家男子体操队教练陈雄；《解放军报》资深记者、该报文化部主任、高级编辑，后为长城出版社总编辑的著名作家曾凡华(大校)；历任花城出版社编辑、党委书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也是岭南著名作家陈俊年；曾出版多部歌曲、曲艺和文学作品，在广州军区所属专业剧团曾任团长、政委，后来担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剑锋(大校)；还有集诗人、商人、影视制片人于一身的孙泱等等，就是这支队伍的杰出代表，也是这支队伍的骄傲！作为当年人员编制不足40人(其“组织不散、人员替换”)的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居然出现这么多的时代和社会精英，实属罕见，也十分了得！这本书的序言，理应由这些名家撰写才是；而我，尽管对书中的人和事有所了解，但由于年事已高，近期身体欠佳，所以我曾婉言谢绝，可承千说非我莫属。盛情难却，只好为之。

细读尹承千同志创作的《特殊年代的文艺兵——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一书，我认为第一章的第2篇《取而代之的文艺宣传队》一文，可视为作者自己为本书写的一篇“书跋”。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概括地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造成的浩劫，然后指出：在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极为严重的因“物质食粮”匮乏的大饥荒；数年后又发生了因“精神食粮”匮乏而造成的另一种大“饥荒”。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人类生存既要有物质的东西，也要有精神的东西，二者缺一不可。当文化事业凋敝，艺术园地荒芜，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处于十分饥渴的状态中时，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应运而生并对专业剧团“取而代之”。这，既是当年所谓“革命的需要”，也是当时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所有这一切，是极“左”路线造成的，也是“文革”特殊年代的政治因素和环境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与环境下，作为要“占领上层建筑包括文艺舞台”的文艺宣传队，不可避免地宣传了“左”的东西，也难免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宣传倾向。但是，正如后来一些报刊媒体刊登的回忆文章所说，当年遍布全国城乡和军内军外的文艺演出队伍，由于人员普遍来自于基层也服务和扎根于基层，所以他们自编自演的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那时候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事实上也受到当年观众——特别是农村、厂矿、学校和部队基层观众的追捧和欢迎……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开宗明义地介绍和交代了文艺宣传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并大批涌现的原因和时代背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特殊年代——“文革”期间的文艺宣传队及其演出，是当年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有目共睹的一段历史。在这方面加以记述、发掘和研究，对当代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是“文革”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今，“文革”期间有关“上山下乡”、“知青”、“‘五七’干校”、“老三届”等方面的著述很多，而对于同一时期的文艺宣传队及其演出，除了散见于报刊等媒体的零星文章之外，似乎还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书籍(也许我孤陋寡闻)。因此，尹承千同志创作的《特殊年代的文艺兵——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一书，我认为填补了这段历史的某些空白！

承千的这部作品，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故事鲜活，图(照)片弥足珍贵，可以是说集史料性、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于一炉。为写这部书稿，承千做了充分准备，对史料及素材进行了精心组织和构思。应该说，他是下了很大工夫的。

我们知道，在文章或书本里如果只记史实，那么难免平淡和干巴；倘若对过去的事件只是平铺直叙，也会显得陈旧与乏味。承千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忠实于史实的前提下，运用文学的技巧和手法，对有关史(资)料进行了非常恰当的“剪贴”和技术处理，而且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与历史的高度，对当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进行审视与述(评)说。这样，不仅文章的观点正确、立意新颖，同时也增强了这本书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譬如《朱总司令来了》一文，说的是当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理由，将已经“靠边站”的朱总司令疏散到广东从化。在这期间，朱总司令被“请”到广州军区礼堂观看(那一届)全区部队军以上单位文艺宣传队的汇报演出。在演出的节(剧)目中，有个独幕话剧《林副主席在井冈山》。剧情反映的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并将当年朱德在井冈山挑粮的扁担，篡改为“林彪的扁担”。很明显！这是1969年林彪指派他在江西的亲信，窜到井冈山强令“井冈山革命纪念馆”篡改有关陈列品以及说明词的翻版。承千在写这篇文章时，既写了当年亲眼目睹朱总司令前来观看演出时的情景，同时穿插了后来的一些党史资料，以分段记述的方式进行编排，所以文章不仅流畅，而且将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特别是文章的结尾，读后不禁令人击掌叫好——

朱总司令看了这个话剧后，他是“怎么想、怎么说”的呢？作者写道：

朱德总司令是伟人，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怎么想和怎么说，这里不敢妄加猜测；不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广为流传一则政治笑话。说：

……当朱总司令看到自己在井冈山挑粮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时。不禁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问道：“林彪郎个把我的扁担给偷走了？！”

朱总司令是这么说的吗？

按照我们常人的思维逻辑和想法——这，很有可能。  在这里，作者非常恰当地运用了后来鞭挞林彪、“四人帮”的一则政治笑话，十分技巧地回答了朱总司令当年观看跟自己革命生涯有关、但却被严重歪曲和篡改的戏剧后“怎么想、怎么说”的问题，从而使读者看了，也感到可信！

有关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在这本书里着墨颇多。其中的《学演“样板戏”(沙家浜)》这篇文章，看后给人印象很深！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对当年的“样板戏”作了必要的交代，接下来便介绍该队演出京剧《沙家浜》的“角色分配情况”。通过如数家珍般的一一介绍，剧中的正、反面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比如：文中说扮演“刁小三”的这位演员，由于扮相酷似，表演到位，所以戏虽不多，但演得十分出彩！其中一句：“抢包袱？我还要抢人呢！……”把“刁小三”那狗仗人势、横行乡里的兵痞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京剧《沙家浜》排练和演出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湖南省军区机关大院的人见到这位演(队)员时，不是叫他的名字及职务，而是(开玩笑地)叫他“刁小三”。由于该队演员、乐队包括领导不足40人，所以演出京剧《沙家浜》全剧时，每个人都“一专多能”和“身兼数职”，通过化妆进行“角色转换”，在台上“亦军亦民”、“亦兵亦匪”。正因为如此，在演出的过程中，一个个如同打仗和抢险般的忙碌和紧张，也难免闹出了些令人捧腹的笑话！这篇文章，记述的是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20世纪70年代初演出京剧《沙家浜》的情况，当我们此刻阅读这篇文章时，简直就像是“看戏”——看该队当年演出的“戏外戏”！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承千的笔墨撒得开，他既不拘泥于史实，也不局限于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该队所到之处的情和景以及当地的人文历史，比如烟波浩渺的洞庭湖，革命圣地韶山和井冈山，红军长征途中的老山界，风景名胜地凤凰古城，以及南山和腊尔山国防哨所等等，都描述得十分入微与翔实，让人看了仿若身临其境。

除此之外，承千在书中还十分注意写人物(本书的副标题为“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因此这不仅必要，也很切题)。在所写的众多人物中，主要是他的战友，另外也有领导包括首长。比如说，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直接首长——政治部王恩荣主任，他“历来以带兵严格著称”，在一次会上宣布：“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男女队员之间不准谈恋爱；如果有谁违反，不仅要处分本人，还要拿你们队领导是问！”后来，王主任身患绝症住进163医院，在该院工作的女队员们相约前来看望他。在病榻前，王主任看着这些亭亭玉立，军龄不短、年纪也不小的文艺兵，在话家常的过程中，不禁慈祥而又爱怜地问起她们的婚事来——

“你们中间有成家的吗？”看大伙儿摇头，又问：“都有对象了吧！”见还是摇头．病得不轻的王主任急了，说：“你们文艺宣传队有那么多男队员，难道就没有一个被你们看中的？！”

女队员们一听，顿时哄然大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王主任！当年不是您规定我们男女队员之间不准谈恋爱吗？”

“哦？！……”王主任沉默了。过了好一阵，他说：“队员之间不准谈恋爱，是指在服役期当战士的时候，提干之后还是可以的嘛。莫非……”接下来，他的声音十分低沉，仿若在喃喃自语：“看来，我对你们的要求太严了……如果是棒打鸳鸯的话，这可是我的罪过啊！”

此时此刻，病入膏肓的王主任言语十分真诚，从表情来看，他显得非常自责！围在他身边的女队员们不禁为之动容，有的潸然泪下……

由此可见，书中的人物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再比如写战友曾凡华洞庭湖钓鱼，说他别出心裁地拿一颗大头针(将针尖弯曲作为钓钩)、一根白线和扯根芦苇秆在湖边当起了“姜太公”；看他那全神贯注、乐此不疲的神态与劲头，简直比在餐桌上吃鱼还过瘾！另外写程志，说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战友们围坐在火炉旁烤火，可有人还是叫“冷”。在一旁捣鼓照相机的程志听后，说：

“这有什么冷的？！北方那天气才真叫冷。”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既然你不怕冷，那你敢不敢脱了衣裤到雪地里走一圈？”

真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只见程志放下手中的照相机．乐呵呵地说了一声“你看我敢不敢？！”随后，三下五除二地脱掉身上的棉衣绒裤，穿条裤衩光着身子跑到室外露天阳台的雪地里又蹦又跳．然后抓起地上的雪团往身上擦，连呼：“舒服啊——真舒服！”

这时候，围着火炉烤火的人都从宿舍里跑了出来，如同观看程志在那里表演“特技”！大伙儿先是目瞪口呆，接着一个个缩着脖子“咝咝’’地直抽冷气！

这样的描述，在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读者看了，不仅仅会被吸引，也会深受感动，或者是忍俊不禁。

另外我想，书中的当事人——承千的战友们看了，他们在感慨之余，也一定会勾起对当年往事的回忆……

尹承千同志及其战友们对特殊年代——“文革”期间从事文艺宣传演出——当文艺兵这段经历的回忆，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难以忘却的记忆！

是为序。

2012年春于怀化

时至今日，我还做这样的梦，梦见我跟30多年前的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在一起乘车、坐船、排练、演出、就餐等等。有时，我会从梦中惊醒，发现快开演了，我的“妆”还没化好；轮到我上场时，服装或道具却不见了……

显然！这不是我今天“日有所想、夜有所思”导致，而是数十年前，我在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那段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在脑海里的印象太深，因而使我梦回魂牵，难以释怀！

当我跟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说起这件事时，他们居然也有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有同感，因此一些战友鼓励并敦促我：“你应该把它写出来——文艺宣传队及其演出是当年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不仅仅是记述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是记载当年的一段‘历史’。”

记载历史，是史学家们的事，作为我们普通百姓，是难以担当这一重任的。不过我想，史学家们写历史，也要收集和研究史料。倘若把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当年的有关情况写出来，这不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现成的资料和解剖的“麻雀”吗？再说，诉诸文字后，我们同时代的人看了会唤起自己对往事包括青春岁月的回忆；而今天的年轻人看了，也会从一个侧面加深对“文革”时期那段特殊历史的了解……

于是，我动笔了；因此，也就有了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本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功力不逮，所以书中不仅文字差强人意，内容也可能有差错和谬误，因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另外，鉴于篇幅的关系，加上年代久远和个人的记忆有限，所以书中对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情况包的括对战友们的记述往往挂一漏万，很不全面，在此，谨表示深深的谦意！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原湖南省军区宣传处王一吾副处长，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王又春、邹汉辉、熊兆松和吴英俊等领导，以及诸多战友们给予我很多鼓励、肯定、关心和帮助，他们给我寄来照(图)片，跟我一起回顾当年的往事与情景，给我介绍一些战友分别后我所不了解的情况，等等。

湖南省军区及怀化军分区“军志办”给我提供了相关资料，与此同时，我还参考并引用了有关书籍、网络和报刊等媒体的资料和图片。

我所敬重的战友、原广东省新闻出版局陈俊年局长和原解放军长城出版社总编辑曾凡华大校，我在武汉大学进修时属于忘年之交的校友、湖南美术出版社编辑部李坚主任，他们对本书的写作及其出版提供了许多咨询和帮助；数十年来一直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和现代出杰出人物传记写作，著述颇丰，有些文章曾被收录中学生教科书，称堪是“红色经典作家”，并曾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应属于我的老前辈、老领导的谭士珍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为本书作序；为本书的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金炳亮社长给予了许多关心，黎捷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另外，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时，我们家的第三代——朵朵出生，我妻子仇宝珍为让我安心写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我女儿晓青和女婿柳异在工作之余对书稿的打印、校对及图片资料的整理等等，做了大量工作……

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对上面提到的和未曾提到的领导、战友和单位以及家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尹承千 2012年9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