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贵族子弟涅赫留多夫曾经诱奸并抛弃了姑姑家的女仆玛斯洛娃。七年后当他作为陪审员出现在法庭时，意外地发现受审的“杀人犯”正是当年因为他的始乱终弃而堕为妓女的玛斯洛娃。这样戏剧性的重逢在男主人公心里掀起了痛悔的狂澜，同时也成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新起点，从此开始了一段别样艰难的“复活”之路……

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复活》可供青少年朋友们阅读。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作者年表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很平常。她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子。女农奴在乡下跟喂牲口的母亲一起替两个地主老姑娘干活。这个没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按照农村的惯例，孩子受过洗礼后，母亲便不再给这个多余的、违反她的心愿而生下来的不速之客喂奶了，因为这要妨碍她干活。于是孩子很快就饿死了。

她的前五个孩子都死掉了。他们都是洗过礼后，不给喂奶而死去的。她的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姑娘。本来她的命运也是一样的，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地主老姑娘中的一个正好到牲口棚走了一趟，她是为责骂女饲养员没有把奶油的膻味去掉而来的。当时产妇和她那健康可爱的婴儿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姑娘既为奶油的事，也为让产妇进入牲口棚的事大骂一通。她正要离开时，忽然看见了小孩，心便软下来了，并自愿做了孩子的教母。她真的给小姑娘施了洗礼，后来由于冷悯自己的教女，又常给她母亲一些钱和牛奶。这样，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姑娘从此就称她为“幸运儿”。

孩子三岁时，母亲便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两个老姑娘便把小孩领回家里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分外活泼可爱，也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不少的乐趣。

这两个老姑娘是姊妹。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心地比较善良，是她给小孩洗了礼；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则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要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读书，并想收她为养女。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说，应把她训练成为一个很好的侍女，所以要求苛刻，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责罚她，甚至打她。这样，小姑娘就受到两方面的影响，长大后就成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也是高不攀低不就，既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倩卡，而叫卡秋莎。她缝补衣服、打扫房间、拭擦圣像、烧菜、磨咖啡豆、调咖啡、洗洗衣物，有时也坐下来陪伴两个老姑娘，给她们读读书、念念报。

有人向她提亲，但她谁也不肯嫁。她觉得同那些向她提亲的劳动者在一起，日子会过得很苦，她已经过惯农奴主家的舒适的生活了。 她就这样生活到十六岁。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即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竞暗自爱上了他，但却不敢向他说，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一点。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出征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五个月之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感到心烦意乱，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降临的耻辱。她不仅不好好服侍两个老姑娘，竟然还对她们发起脾气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对两个老姑娘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自己也觉得懊悔，就提出了辞职。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就让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后，她到了一个警察局长家里当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这个警察局长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头，但还是对她纠缠不休。有一次，老头逼得她特别厉害，她便发起火来，骂他是混账和老鬼，在他的胸前使劲推了一下，把他推倒了，为此她被解雇了。现在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于是她便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这个寡妇是个接生婆，同时做酒生意。卡秋莎分娩很顺利。由于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时，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只好把男孩送到育婴院去。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在到接生婆家里之前，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个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钱，一百卢布是诱奸者给她的。而当她离开接生婆时，身边只剩下六个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钱，别人向她要，她也有求必应。她支给接生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饭钱和茶钱；雇人送孩子的费用是二十五卢布，接生婆为买牛向她借了四十卢布，其他二十卢布是制衣服、送礼用掉的。这样，在卡秋莎身体复原时，已两手空空了，因此必须去找工作。她在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个林务官是个有家室的人，但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纠缠卡秋莎。卡秋莎对他很反感，极力躲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经验，更狡猾，当然主要因为他是东家，他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等到了时机，占有了她。这事被他的老婆知道了。有一次，她看到丈夫单独跟卡秋莎在一个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甘示弱，两人便厮打起来。结果她连工钱也没有拿到，就被赶出来了。于是卡秋莎便到了城里，住在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先前生活不错，现在主顾都跑了，便酗起酒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掉了。

姨妈经营一家小洗衣铺，靠它养活孩子，也支撑着潦倒的丈夫。姨妈请玛斯洛娃到她的小铺里当洗衣工。但玛斯洛娃看到姨妈那里的女洗衣工们生活过得很苦，不大想干，就到佣人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她在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儿子的家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进去才一个星期，那个嘴上已经长髭的读六年级的大儿子便丢下功课，纠缠起玛斯洛娃来，使她不得安生。他母亲认为这全是玛斯洛娃的过错，便把她辞退了。她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便又到佣人介绍所去，在那里意外地碰到一位手上戴满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满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了解到正在找工作的玛斯洛娃的情况后，便给她一个地址，约她去找她。玛斯洛娃来到了她的家。那位太太热情款待她，请她吃小馅饼和甜酒，并打发自己的女仆到什么地方去送一张条子。晚上有一个留着花白长发和花白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里来。这个老头一进来就挨近玛斯洛娃坐下，眼睛闪着亮光，并笑嘻嘻地打量着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去，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对他说：“刚从乡下来的，新妞儿！”然后女主人又把玛斯洛娃叫去，告诉她，这是一位作家，很有钱，如果她能招他喜欢的话，他是不会吝啬钱的。作家果然喜欢了她，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经常同她相会。她付清了住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花光了。几天以后作家又一次派人来接她，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去住。

玛斯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住在同一个院里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件事告诉了作家，并搬到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了。店员答应同她结婚，但后来却不辞而别，到尼日尼城去了。显然他把她抛弃了。这样，玛斯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想一个人在这个寓所里住下去，但人家不允许。派出所长对她说，只有当她领到了黄卡并经过体检之后，才能住下来。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穿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就热情地接待姬，再也不叫她干洗衣工了，以为她已过上了高级生活。对玛斯洛娃来说，她根本没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现在以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瞅着前屋那些脸色苍白、胳膊干瘦的洗衣妇。她们过着苦役般的生活，有的已经得了肺痨病。她们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水蒸气里洗烫衣物，不论冬夏，窗户总是开着。她一想到她自己也可能要干这种苦活，便不寒而栗。

 就是在这个时候，即玛斯洛娃处在无依无靠、特别困难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牙婆找到了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早就学会了抽烟。而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以及被他抛弃以后，又越来越厉害地酗酒了。她之所以离不开酒，不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酒可以让她忘记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可以得到一时的解脱，得到一点尊严，而这些感觉，她若是不喝酒是不能维持的。她清醒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羞耻感，总是抬不起头来。

牙婆请姨妈吃饭，并灌醉了玛斯洛娃，要她到城里一家顶好的最优惠的妓院去当妓女，并历数了在这家妓院做事的种种优点和好处。玛斯洛娃必须作出抉择了：要么做下等的女仆，那样必定也要受到男人的纠缠，也少不了暂时的和秘密的私通；要么索性取得一个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地位，在法律的许可下公开地长期地卖淫，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还想借此来报复一下诱奸她的人、店员以及所有欺侮过她的人。驱使她作出这种最后决定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牙婆告诉她，她可以随便想做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丝绒的、罗缎的、绸缎的，以及露臂裸肩的舞衣都可以。而当玛斯洛娃想象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露背、滚着黑丝绒花边的艳黄色的绸缎的连衣裙时，她就按捺不住地把身份证交出去了。当天晚上，牙婆就雇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去了。

P4-7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一1910)是19世纪俄国文学泰斗。他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是世界上闻名遐迩的经典名著，它们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了。

《复活》写于1889一1899年，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杰作，一部不朽的史诗。它通过对女主人公玛斯洛娃被涅赫留多夫公爵诱奸后沦为妓女及后来的一系列悲惨遭遇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黑暗的沙皇俄国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了作者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无限同情，对黑暗的沙皇专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复活”是全书的基本主旨。作者精心地描写了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复活过程，也描写了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并预示了俄国通向复活的途径。

小说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姑娘，对生活和未来有过美好的憧憬。她是一个女农奴的私生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母亲在两个地主老姑娘家里干活。卡秋莎三岁时母亲死了，由两个老姑娘领回家里抚养，长大后她就有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的身份。卡秋莎满十六岁那一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涅赫留多夫公爵(当时是一个大学生)来到姑母家度假，卡秋莎与涅赫留多夫很快相识并相爱了。不过当时的涅赫留多夫还是一个单纯、无邪的青年，并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三年后，当他大学毕业成为军官后，他就变成一个迷恋酒色、贪图享受、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了。这一年他再次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五个月之后卡秋莎才知道自己怀孕了。怀孕后她已无法再待在老姑娘家里，只好单身跑出来，先是在警察局长家做佣人，受到这个警察老流氓的调戏，后来到林务官家干活，又被林务官强暴；她处处被侮辱，不断被抛弃，最终沦为妓女。在七年被蹂躏、被践踏的妓女生活中，她只有用抽烟和酗酒来打发日子，身心已完全麻木了。最后，在一桩人命案中她被诬为杀人犯，被关进监狱，送上法庭。

涅赫留多夫开始时也是一个善良的、有抱负的贵族青年，在大学读书时他就迷上了斯宾塞的学说，并决心要把土地交给农民。但自从混迹于上流社会后，他改变了信念，变得虚伪自私，精神道德上已经堕落了。现在他平步青云，已当上了莫斯科某地方议会的议员，并且是地方法院的陪审员。没想到，冤家路窄，竟会在法庭上与玛斯洛娃再次相遇。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平白无故地被判苦役，特别是她在法庭上那种“我没罪，我没罪啊”的绝望叫喊，突然震撼了涅赫留多夫的良知；恐惧和悔恨同时袭来，使他顿时产生了负罪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就是把卡秋莎推上堕落道路的第一罪人。于是他决心改变自己：他一次次到监狱看望卡秋莎，要求她的宽恕；他再也不去与省长女儿米西小姐约会；他把自己的豪华住宅典出去，辞掉佣人，住进了一家公寓；为了减轻卡秋莎的刑罚，他提出上诉，四处奔走，甚至决定与卡秋莎结婚来为自己赎罪。

作者对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道德“复活”的过程写得极其细腻，层层深入，鞭辟人里。首先是在法庭上他与卡秋莎的相遇对他引起的强烈的心理反应，这是他复活的第一步。在为卡秋莎案件奔忙过程中，涅赫留多夫接触了各官僚机构和整个社会的黑暗面，他对法庭和法官的腐败及整个司法不公的揭露，对监狱的黑暗和恐怖的描绘，对上层贵族生活的奢侈、糜烂和庸俗虚伪的厌恶和不满以及对处于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农民及广大劳动者的同情等等，不仅无情抨击了统治阶级的一切伪善和黑暗，也说明涅赫留多夫看待事物的观点已发生了变化，仿佛又回到了有理想的青年时期，因为这时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又从附和或同流合污转变为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种立场观点的转变也表明他已从对卡秋莎一个人的同情提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整个劳动阶层的同情。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在土地问题认识上的升华，即从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公，进而领会到它是整个社会不公和整个社会充满罪恶的根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涅赫留多夫从贵族阶级的立场转到了广大的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他精神复活了。

卡秋莎同样有一个精神复活的历程。她被涅赫留多夫抛弃后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血泪告诉了她，世间没有真情，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把她当作泄欲和赚钱的工具。因此当涅赫留多夫第一次去监狱看望她，向她表示赔罪时，由于她精神已经麻木，完全不以为然，甚至还一心盘算着怎样利用他一下，伸手向他要钱要物。但是涅赫留多夫第二次去看望她，提出要与她结婚，用实际行动来向她赎罪，并说，在上帝面前，他应该这样做时，她那关闭已久的回忆闸门却突然被冲开了，她几乎要把埋藏在心里的一切憎恨、一切苦水全部吐出来，她厉声对涅赫留多夫喊道：“怎么又出来一个上帝呢？你根本是言不由衷。上帝，上帝是什么？你当初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你给我走开，我是苦役犯，而你是公爵，你不用到这里来。你是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世拿我取乐不算，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显然，卡秋莎这种突发的狂怒是她精神觉醒的第一步。而当涅赫留多夫第三次探监时，玛斯洛娃已经判若两人了，用涅赫留多夫的话说：“她变了，她发生了对她灵魂来说很重要的变化。”她变得态度平和了，变得特别关心别人，愿意为别的犯人求情，希望改善其他犯人的处境。不过她精神上的最后复活是在跟政治犯接触之后。

涅赫留多夫为卡秋莎上诉，四处奔波，历尽艰难，但是上诉最终失败了。法庭宣布玛斯洛娃一案维持原判。于是在炎热的七月，涅赫留多夫跟着卡秋莎一行苦役犯一同上路。在赴西伯利亚这条漫长的路途中，卡秋莎认识了政治犯西蒙松。西蒙松对她非常尊重和体贴。在西蒙松和政治犯们的启发和帮助下，在涅赫留多夫的长期悉心关照下，卡秋莎终于卸下了一切精神枷锁，复活了。她没有与涅赫留多夫结婚，而最后与西蒙松结合。涅赫留多夫虽然心里有些不快，因为这毕竟多少有损于自尊，但是，同样复活了的涅赫留多夫也表示尊重卡秋莎的决定，并为她有这样的结果和有这样一个保护人而感到宽慰。

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创作时正确指出：“托尔斯泰抛弃了贵族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他在自己的后期作品里，对现存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对群众的奴役，就是群众的贫困化，就是农民以至所有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斥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卷第40页)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和道义力量鞭笞了统治阶级，彻底撕下了专制制度的一切假面具，揭露了政府和教会的伪善，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传达了千百万农民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呼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称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卷第181页)

《复活》在开头和结尾都大量摘录了《圣经》的章节，在描写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复活”过程中，也积极宣传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和“动物的人”的斗争、“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恶”等托尔斯泰主义，这无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作了最彻底的决裂；与此同时，他又为不能替这个病态社会开出一张正确药方、为俄罗斯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苦恼。最后他仍不得不求助于他所厌恶的宗教。结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书，在《圣经》里领悟了生活，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这一生活的新时期“将如何结束”？作者只好说：“那就得看将来了。”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倾向的作家，并不一定要为社会“开药方”、“指出路”。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一部作品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673—674页)《复活》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品”，之所以不朽，正在于它“真实描写”了现实关系，动摇了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了对现存制度的永恒性的怀疑。

李辉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