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信仰坚定者的奋斗，近代中国历史缩影里的一曲挽歌。

清华教授汪晖三万字长序倾力推荐，著名导演侯孝贤盛赞。

国共两党在台湾暗战八年的历史，国民党湮没五十年的台共产党人的斗争。

蓝博洲创作的《台共党人的悲歌》详细描写了张志忠夫妇的一生，以及那个时代里怀有信仰的台共党人群像，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段缩影。

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与败退，恰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展开并以张志忠的牺牲为结束的、整整长达八年的斗争史。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共产党机构曾组织过暴力起义、武装割据等活动，但是实力悬殊，抵抗数年后终被血洗。一部分台共党人或投降、或卖党，但领导人之一张志忠夫妇却从容赴死。

蓝博洲创作的《台共党人的悲歌》详细描写了张志忠夫妇的一生，以及那个时代里怀有信仰的台共党人群像，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段缩影。

序言

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序曲 杨扬之死

第一章 张志忠

第二章 季沄

第三章 张志忠与季沄

第四章 小羊

尾声 为了忘却的纪念

大事年表

后记

为我补课的博洲大哥

台北青年会被禁止结社后，翁泽生等主要会员先是在蒋渭水、王敏川等指导下，声称“除提高体育之外别无他意”而组织了台北青年体育会，在文化协会读报社内设置事务所，仍旧在连温卿(1894—1957年)、蒋渭水等文化协会干部指导下进行活动。与此同时，翁泽生等同时筹组以台北青年会宗旨之一的“会员的敦睦，互相研究切磋”为目的的台北青年读书会，并于九月二十五日完成该会组织。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认为，“本质上，台北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乃是承袭台北青年会的组织，其初期尚在文化协会左翼的思想影响下，团体的活动中心以社会思想的研究讨论为主，尔后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渐增。当时，内地的状态亦是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尚未有明显的分别，因此，在本岛受到其影响的这些团体亦缺乏明显的色彩。只是一面进行理论斗争，一面进行共同运动。”它们的主要实践活动包括：购读《前进》及《无产者新闻》，计划举办列宁追悼会，计划五一劳动节示威运动，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推展反对始政纪念日运动，等等。

《台湾通信》所揭露的打破陋习演讲会，也是这些所谓台北“无产青年”们的实践活动之一。

因此，张梗与庄泗川在《台湾通信》的“编辑按语”中极力呼吁：

有血有泪的人们，读了这两篇台湾通信，难道还能不猛醒奋进吗？

最后，他们还在“附记”中强调：“以后台湾如发生特殊事情，将由我们全体学生担任宣传的专责，但我们只不过是一介学生而已，能力有限，冀求台厦各位同志尽力赐予支援。”

但是，后来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却由于学生离散与情势变迁而变得有名无实。先前和大陆方面的学生联合会发生关联而共同活动的部分成员，一九二五年后和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络，在明显的共产主义影响下，显有策动东山再起的活动，但并没有进展到确立组织的地步，便消失无形了。

《共鸣》杂志的主持人庄泗川在二○○二年接受访谈时说，他在初进大学时因为参加了全校师生为纪念“五九国耻”而发动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罢课游行而被日本侦探照了相，于是仓促地逃到上海，投考上海大学。

至于张梗，日本警察的档案并没有他后来的行踪记录，我们只能从“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由于学生离散与情势变迁而变得有名无实”的记载，据而猜测张梗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离开了闽南吧！

根据同样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档案所载，所谓“无产青年”团体，自一九二三年左右在本岛各地抬头，并成为本岛无政府主义运动母体。它认为，台湾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始于东京留学生因民族觉醒而结成的台湾青年会，在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热的勃兴过程中受到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诸团体及其刊物的影响，逐渐显出抬头的机运，并和东京及大陆的各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团体联络而发展起来。P48-49

1993年年末，在多年查访之后，蓝博洲终于来到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公路旁一处荒芜的墓地。这里埋葬着两位死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留在人间后来却自己结束生命的孩子。几十年来，没有外人寻访这处荒坟，即便墓中人的亲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沉没于黑暗之中。读完全书，我才明白了作者沉重的慨叹：“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台共党人的悲歌))(以下简称《悲歌》)一书以实证资料和当事人口述为据，勾勒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后“五。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党人的悲壮故事。作者通过这个被埋葬的“现代史”的发掘，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的确是一段深埋地下的、被遗忘了的“台湾近现代史”，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通过取消了这段历史而形成的台湾近现代史到底是什么史，或又能是什么样的史呢？

蓝博洲是苗栗客家人，1979年考入辅仁大学法文系。这一年中美建交，岛内政治生态丕变，中国大陆也正处于另一场巨变的开端。1981年，在担任辅大草原文学社社长期间，蓝博洲邀请杨逵、陈映真等乡土文学作家来学校演讲。杨、陈都是台湾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人、非党的左翼人士。陈映真是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间发生的、受到国民党政权压制的“乡土文学论战”的主要参与者，而杨逵则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被挖掘的、具有乡土性的左翼抗日作家。与此同时，蓝博洲也偷偷阅读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作品。w通过地下流通的吴浊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他也接触到长期不能言说的“二二八”历史。正是经由这一摸索过程，蓝博洲开始用文学方式探索台湾现代史，踏上了重建台湾现代史与中国革命之历史联系的道路。他毕业于法文系，却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岔道而行，将自己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现实主义传统之中。

蓝博洲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台湾历史的转折关头。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台湾进入了一个浪潮汹涌的新时期。就在那一年年初，蓝博洲加盟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杂志，参与了关于“二二八”事件40周年的民众史专辑制作小组。同年7月，他在《人间》杂志发表《美好的世纪》，讲述“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郭绣琮大夫的故事，次年又发表《幌马车之歌》，将另一位“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锤浩东校长的生命史奉献于读者面前。台湾医生的抵抗传统、台湾革命者的悲壮奋斗，以及台湾左翼文学的历史脉络，构成了贯穿蓝博洲的文学和历史写作的主要线索。这些作品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为背景，试图通过被遗忘的历史的回溯向酝酿着巨变和激烈历史／政治争议的台湾社会发问。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中留下了《幌马车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据这部作品改编。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蓝博洲的作品遭受更多的可能是漠视、拒斥和有意识的遗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两岸分治局面的形成是台湾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意义可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国民党退守台湾，国共内战进入了一个以两岸分治为基本格局的时期，我们甚至可以从戒严令的颁布本身看出：分冶格局事实上是国共内战的延伸。台湾戒严令的名称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号》”，由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于1949年5月19日，并于次日实施，距离“国民政府”于1949年12月迁台约半年时间。在那之前，1948年12月10日，国民政府于南京宣布第一次全国戒严令，台湾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离国共争夺的主要战场较远的地区不在戒严令范围之内；1949年7月7日，代总统李宗仁还曾颁布过第二个全国戒严令，但很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退守台湾。实际上，《中华民国刑法》第100条(内乱罪)原本为1928年刑法草案内容，1935年1月1日正式颁布，但备而不用，至1950年台湾戒严时期开始实施，1992年修订。两份全国戒严令在大陆的迅速废止和台湾戒严令的漫长延续(38年又56天)之间有明显的连续关系，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巨变和国民党政权的历史命运。

……

蓝博洲引用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语句“为了忘却的记念”作为结语的标题。时代发生了变化，纪念并不是为了重蹈革命之覆辙；但“为了忘却的记念”同时表达了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那场壮烈斗争的忠诚。在二十世纪的残酷斗争中，忠诚与背叛始终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张志忠、季法、蔡孝乾、李登辉的各自道路也需要接受这个时代的政治伦理的审问。中国革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也是对一个日渐衰朽的社会进行改造的悲壮行动，对于革命的反思若抽去了这些前提，就只能转化为对于革命对立物的辩护。在后革命的时代，对于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深刻的、批判性的反思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国大陆，这一反思已经蜕变为嘲讽和唾弃，媒体上飘荡着省略了历史重量的、遮掩那个时代的腥风血雨、衰朽腐败和内外交困格局，因而也必然否定那个时代争取解放的政治进程的“民国热”。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思考“台独”扩张的多重历史合力，否则便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原先并不认同“台独”主张的社会运动逐渐完成了向“台独”意识形态的转向，许多本无明确政治主张的人物在新的潮流中、在各色旗帜下，一拨又一拨地成为弄潮儿。若从那场革命的视角看，背叛已经在各式装扮中成为时代的精神。这是无情的颠倒。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如何理解忠诚与背叛？“为了忘却的记念”提出的正是这一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在蓝博洲的笔下，张志忠、锤浩东的生命史勾连起的并不只是共产党人的活动，而且是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台湾现代抵抗运动的历史，其中丘逢甲、蒋渭水、杨逵、张志忠、谢雪红等不同政治背景的人物与台湾普通大众一道构成了历史运动的谱系。“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1933年鲁迅是这么说的，如今蓝博洲也是这样想的。

忠诚总是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归，如“记起他们”、“再说他们”，但每一次“记起”和“再说”必定包含了新的内容，正如锤浩东、张志忠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形势而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一样。忠诚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价值判断的根源。在今天，台湾岛内两党政治的常规化、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双战”条件下形成的霸权构造，但新的形势对内战以来国共两党主导对话的历史格局形成了重大冲击。伴随着两岸经济关系和文化交往的深化，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互动、更为广泛的对话，并形成共同奋斗的目标，以超越内战冷战的遗产，是必然的选择。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面临难以克服的危机的时刻，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形成的政治制度深陷“代表性断裂”危机的时刻，是作为热战与冷战遗产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刻。这也正是“记起”、“再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遗产的时刻。“记起”、“再说”并非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创造两岸关系的新格局提供灵感与力量。对于那些以(被迫地)失去历史为起点的一代人而言，“为了忘却的记念”或许是为未来而重塑记忆的最后的契机罢。

作者近三十年如一日地发掘这些被遗忘的精魂，不正是通过“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重新提出关于未来的愿景吗？

2014年6月22日凌晨初稿、25日凌晨修订、28日定稿

鸣谢：本文初稿完成后，得到几位朋友的热心批评和建议。邱士杰先生不仅提供意见，而且帮助查核资料，甚至为我影印在京较难查找的文献。在此对邱士杰先生和其他友人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2008年那场大地震过后，我和台湾建筑师杨尊杰商量着要去灾区盖一所学校。筹备一段时间后，我们几个朋友请了假，前往甘肃文县考察。那里受灾不轻，但或许因为媒体较少报道，仿佛被“遗忘”一般，所以我们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

那天，我们辗转抵达文县县城，已是傍晚时分。正在街头“觅食”，突然接到同事凯哥的电话，说是博洲大哥来北京了。回到住处，我给博洲大哥写了一封邮件，一方面为不能在北京接待他而道歉，并将我们要在文县做的事情大略地告诉了他。隔天，我就收到了回信。几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博洲大哥在信里说，没能在北京见面不打紧，知道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倒是着实感到高兴，知识分子要有所言，也须起而行，方能不负时代。

惭愧的是，我们最终没能完成计划。每每想起博洲大哥那封信，我的心里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他的勉励，难过的是自己的辜负。

说来也感惭愧的是，我与博洲大哥相熟多年，但在2012年以前却一直没有动笔写过他，虽然他从不在意这件事情。其实，向大陆读者介绍这位“一腔肝胆写春秋”的台湾纪实文学作家，在我认识博洲大哥之前就已列入采写计划。然而，相识之后，此事却一再搁置，必须承认有惰性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愈熟悉便愈难下笔，愈了解便愈想更深入，尤其是要写这样一位数十年扎入田野调查挖掘台湾不为人知历史的“大记者”，故事常常套着另一个故事，人物往往牵扯出另一个人物。于是，一谈再谈，便“蹉跎”数年。终于在2012年年初，我不敢再拖下去了，就有了一篇4000余字的专访。

也是2012年，博洲大哥的《幌马车之歌》终于在大陆出版，距离他在台湾推出这部作品时隔长达24年。回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作品“登陆”的台湾作家，在大陆人的阅读版图中，蓝博洲这个名字恐怕是陌生的。而近年来随着赴台游的开放，“涉台”书籍在大陆风行一时，除了林林总总的旅行书外，台湾作家记述宝岛历史风物的作品也大受追捧。这自然是件好事情，两岸之间的隔阂需要通过阅读彼此去消弭。然而，我也发现，不少大陆朋友在品读台湾时，或者局限于当下(多是为旅行台湾“备课”)，又或者习惯性地锁定于“1949以降”(例如说到台湾历史就想起“老兵”)，对于台湾在中国更长历史风云中的命运还缺少更深入的了解和体察。尤其关于“甲午之殇”后的台湾民众史，不只大陆人，就是不少台湾人也不甚知晓其中的真相。而这一页并不久远却被隐匿深埋的往事，恰恰是博洲大哥笔耕不辍的温热土壤——那里是“大江大海”的“上游”，不应被忘却的源流之地。

20余年，20余本书，仅是博洲大哥多年田野调查的部分成果。每次到台湾，工作之余，我和博洲大哥偶尔会约个小饭局。一家巷弄里的老店，或是某位老友家中，一盅金门高粱，或是几瓶台湾啤酒，话题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台湾与大陆之间，他帮我一再“补记”着心中那本“台湾故事”，丰富了我对“台湾人”的认知与理解。

蓝博洲笔下记录的是一些怎样的台湾人，怎样的人？2012年农历正月初一，他引我走进苗栗山乡，去造访一段隐秘历史的遗迹。沿着蜿蜒崎岖的产业公路，穿过潮湿阴翳的密林，我们来到两山夹着的山腰处，在一座古旧的茶亭落脚。博洲大哥也曾带学生来到这里，希望让台湾的年轻一代知晓几十年前有一些长辈为了理想不畏生死。他告诉孩子们，那些被荒烟蔓草湮没的亡者是真正爱台湾的先驱，他们的胸中燃烧着朴素而炽热的中国意识，而寻索那段不为人知的沧桑往事不止为了纪念，也是要揭露“台独”政客对历史的歪曲、对先人的亵渎。

对博洲大哥的访谈，算起来花了好几年，终于要动笔时，却一度不知如何写起。那是一个冷雨凄清的午后，我独自一人来到台北六张犁公墓。我举着一把黑伞，拾级而上，周遭空无一人，放眼望去是半山的坟冢。我要寻找博洲大哥提到过的那个乱葬岗，不知不觉就迷了路般，茫然呆立在山间。一排排墓碑上，刻着“江苏”、“山东”、“江西”、“四川”、“广东”、“吉林”……这不大的坡地上竞葬了大半个中国。突然间，身后传来人声，原来是一位墓园管理人员，他用闽南语问我要去哪里。当我告知来意，那个中年男人热心地将我引下阶梯，带到入口处左侧。那是一处灌木掩映的缓坡，定睛望去，一尊尊二三十公分高的石柱被暗绿色的青苔包裹，不规则地散落着。男人走开了，我收起伞，站了一会儿，很难说清当时心里的思想，只是在要转身离开时有种急切回到书桌前的心情。

返程途中，我坐在车里默默无语，望着窗外雨雾笼罩的街市，脑海中思绪万千，好像有雨刷器在工作，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整齐排列的那些墓碑标注着逝者的“出处”，那是回不了故乡的魂灵寓所。而那片曾“失踪”数十载的乱葬之地，则收纳了另一种悲情。在我看来，这些命运不同的亡灵构成了我们民族宏阔历史中怆然哀恸的一章。当人们在“大江大海”、“巨流河”、“太平轮”中回首感怀的时候，不要遗忘了蓝博洲笔下那些牺牲者。或者说，在人们追思从此岸到彼岸的苦难漂流时，也当补全历史的真实图景，祭奠那些将台湾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殉难者、殉道者——他们中间不但有台湾省籍民众，亦有来自所谓“外省”的大陆同胞。

台湾着实不大，却承载了厚重的记忆与情感，中国近代以来诸多大事在这里留下了重要脚标，这里居住的人群“身份”多元，祖籍遍及两岸各地。要阅读我称之为“时空密度极高的岛屿”，蓝博洲的作品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单元。当你读到台湾青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毅然返回大陆参加抗战的真实故事，就会更加理解台湾作家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当你读到1945年至1950年代台湾进步人士反抗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的历史时，就会更加了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也便能看懂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在蓝博洲的笔下，台湾不是孤岛，不是弃儿，一曲曲早亡的热血青春证明了两岸的历史激荡在同一条巨流之中，故事里有“你”，有“我”，有“我们”。

我曾在网上搜到一张博洲大哥的画像，浓密的头发势能冲冠，目光如炬般盯视前方。我想，若是我画，还会加上他常常挎在肩上的旧帆布书包。看过侯孝贤电影《好男好女》的人，不知是否注意到客串出演的蓝博洲。现实里，这个留着络腮胡子、有些不修边幅的“硬汉书生”，像斗牛一样咬定历史深处的尘烟，不管不顾地要拖出那不应被湮没的真、善、美。就是这样一副侠骨柔肠，在台湾“解严”前后人们还不大敢谈论白色恐怖年代旧事时，感动了那些受难者的家属，使珍贵的口述史料得以保存记录。

多年相交，博洲对我而言，亦师亦友。他于我的影响，不只是为我的台湾史“补课”，他深沉的民族情怀、严谨的治史态度、炽热的人文关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能耐寂寞的责任与担当，更令我钦佩，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让我不断警醒自己不要放弃用心记录两岸故事的旅程。

2013年年底，不常上网的博洲大哥开了微信。2014年1月，我在家乡福建举办婚礼，原本要来的他在微信里说：“祝福键兴，但三明终究还是去不了了。长篇快完稿了，又马上要赶《罗福星传》，三月三是罗牺牲百年祭。请谅解！祝马年生小马！”我记得他说过积累多年的采访素材要抓紧写出来，想来很快就能见到他的新作出炉，那将是又一段珍贵真相的“出土”，让我们一同期待吧。

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凡记下的就存在。

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侯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