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元·定都大都
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颁布《建国号诏》。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建年号为“中统”,仍然没有立国号。随着征宋战争的顺利进行,蒙古政权实际上已成为效法中原地区汉族统治方式的封建政权,尤其是忽必烈统治日益巩固,于是他决定在“附会汉法”方面再迈进一步,把自已的王朝建成传承汉族封建王朝正统的朝代。忽必烈建国号大元,明确表示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只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
至元九年(1272)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境内),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为中都。中都改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政治中心。
元行帝师制
元代之前有国师而无帝师,元亡帝师制度便随即中止,故帝师制度便成了佛教史上的一个特例。元代帝师之号并非仪出于对藏僧大德的尊敬,而是基于治藏的政治需要,帝师制度开了四藏地方政教合一体制的先河,元朝政府任命的帝师既是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又是藏区军政首脑,统管藏区一切事务。
元代第一位帝师八思巴(1239。1280),是藏传佛教萨斯迦派的重要领袖。1258年,忽必烈召集僧道两教高士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18岁的八思巴作为释教首席代表舌战众道士,迫使17名道士服输削发为僧,一些道观改为佛寺。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大汗位,其时蒙古境内“释教大盛”,于是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管蒙藏地区的佛教事务。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迁都北京,设立全国性宗教管理机构——总制院,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领总制院事。此后,八思巴还受命创制蒙古新文字。至元六年(1269)新文字制成,八思巴因功被升为帝师、大宝法王,赐玉印,受到极高的礼遇。至元十一年(1274),八思巴西还,其弟亦怜真接帝师位。八思巴去世后,翰林学士王磐奉命撰《帝师行状》颂其功德,京城还建有“八思巴寺”以为纪念。
八思巴以后,元代还任命了13位帝师,历代帝师都出于萨斯迦昆氏家族,采用叔侄相承、兄终弟及的传承制度。唯一的例外是萨迦系非昆氏家族的胆巴(1230~1303),生前受世祖、成宗、仁宗的赏识和重用,死后被追谥帝师号。
元代的帝师作为一项宗教制度,在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以前,吐蕃是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政治实体,而八思巴受封则表明,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区行使设官任职的权力,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帝师制的意义已完全超出宗教范围,佛教成为联结中央政府与地方的桥梁,共同的宗教信仰促进了蒙、藏、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西藏从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八思巴字创制
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颁诏正式推行国师八思巴创制的文字,把它名作“蒙古新字”,但第二年即改称为“蒙古字”。实际上,这种文字就是元朝的国字。后世有人直称“元国字”或“元国书”。元王朝灭亡后逐渐被废弃。字母表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少数梵文字母,还有几个新造字母。字母多呈方形。字母数目最初为41个,后陆续增加。据现存资料归纳,包括各种变体有57个。
八思巴字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元音和辅音,元音a不设专门字母,用依附于辅音字母(包括作介音的半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即音节首的辅音字母(包括零声字母符号)或介音字母后面不写其他元音字母时,就表示后面有元音a。
字母有正体和篆体两种,篆体多用于官方印章。行款从左至右直写,与藏文自左至右横写不同。书写单位是音节,不是词,与藏文相同。由于书写单位不是词,加上不使用标点符号,所以阅读时只能靠上下文判断词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其他参考材料,往往难以确定所代表的汉字。八思巴字作为元朝官方文字,是用来“译写一切文字”(至元六年颁行诏书语)的。据现存资料记载,它所译写的语言不仅有蒙古语,还有汉、藏、梵、维等多种语言。因此,这个文字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字的一些特点。例如,八思巴字的字母数目比起译写的每种语言所需用的都要多,其中多数字母通用于各种语言,部分字母则是为个别语言所设。八思巴字行款的制订,显然也考虑了不同的语言的对象,并且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了平衡、折衷,在一定的内容上互有照顾。它采用自左往右、自上而下的行款格式,是接受了蒙文的习惯,而以音节为书写单位则继承了藏文的传统。写法问题,也是这种文字的独特之处。这种文字之所以没能竞争过任何一种原有文字,是因为它在各民族人民大众中没有基础,当时蒙、汉、藏等民族都已有自己的文字,没有创制新文字的愿望。
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和汉语资料,是探讨元代蒙古语和汉语的可靠依据,尤其是研究这两种语言的语音方面,八思巴字资料优越于其他任何可利用的同类资料,因为它对语音的记录准确而细微。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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