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成功编纂《资治通鉴》,历时19年。
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仁宗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立志编撰《通志》,以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编成编年史《通志》8卷,上进于朝廷,受到英宗的赏识,并下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写。治平四年(1067)十月,司马光向神宗进读《通志》,倍受赞赏,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写序。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行新政,神宗不从,任其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出任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阳续撰《通鉴》。哲宗时主国政,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部,废除新法。死后追封温国公。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前后共1362年。所采史料除十七史以外,征引杂史诸书达320余种,经著者剪裁熔铸成一家之言。
《资治通鉴》的编写方法较具特色。首先标明事目,按时间顺序排列所收史料,力求完备,作为丛目;其次根据丛目中史事异同详略,考订整理,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以成长编。以上工作均由协修人员负责;最后由司马光删繁润色,以成定稿。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要通过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统治阶级的政策的描述,来警醒世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在文字表达方面,《资治通鉴》最擅长于描写战争场面,其中又将重点放在战前决策方面,而对于战役本身方面却用墨不多。如在描写“赤壁之战”时,用了将近5/的篇幅来写战前鲁肃如何建议孙权联刘抗曹、诸葛亮如何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孙权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如何争论。特别是描写诸葛亮、周瑜如何细密分析各方军事形势,而在真正描写战役是如何进行时,只用了1,6的篇幅,这是《资治通鉴》的一大文学特色。
《资治通鉴》通过详实的历史记载,向当时的统治者说明了历史经验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以往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相比的。另外,从历史观点上,《资治通鉴》认为国家的兴衰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统治者们的修养。提倡君主应克遵于礼,讲究仁义,在用人方面要量才而用,赏罚分明,还要能听取臣民的谏言,这一点对于后来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直到今天也不失其意义。
由于《资治通鉴》各方面的成就,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研究《通鉴》的高潮,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代表著作有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
王安石去世
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病卒。
王安石(102l~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四年(1044)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漕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的身分同赵顼(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为赵顼器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1070),又升任宰相,担负起改革的重任。
王安石罢相后,退居金陵,醉心于佛教,恍然有所收获。王安石去世后,其政敌司马光给吕公著写了一封信,对王安石的一生进行了盖棺论定。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文章、诗赋和其个人品德不同凡响,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这种水平。但王安石“性不晓事”,他疏远忠臣,任用阿谀奉承之辈,败坏祖宗以来的法规,达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司马光的书信目的是为了让最高当局对王安石的逝世进行照顾,厚施恩惠,以达到使轻薄之徒振聋发聩的目的。王安石去世后,朝廷下诏停止上朝两天,同时根据王安石的遗愿,特批王安石的子孙七人做官,并下令当地地方政府尽全力办理好他的丧事。
苏轼被贬
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度来到杭州,出任杭州知事。
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今浙江杭州)的地方官,任职期间,他尽心尽力,将杭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一次是在熙宁五年(1072),一次是在元祐四年(1089)。杭州西湖,不仅是当时城内居民的饮用水,也是灌溉田地的重要水利工程。入宋以后,由于久不治理,湖面越来越小。苏轼鉴于这种情况,下决心整治西湖,为杭州人民造福。元祐五年(1090),苏轼向朝廷起草一个开浚西湖的报告,要求朝廷拨款,然后利用本州开支所节余的一万贯钱和一万石米,开始治理西湖;同时还抽调本州士兵五百人参加这一工程。工程开工后,苏轼每隔一天便亲临西湖工程工地,亲自监督工程的进展情况。辅佐苏轼完成这一巨大工程的主要有三人,即两浙兵马都监刘季孙、监杭州商税苏坚和钱塘县尉许敦仁。在他们的通力协作下,工程进展相当顺利,西湖上原来有一条自东向西的长堤,苏轼治理西湖时,重新筑起一条南北向的长堤,长堤修建了六座桥梁。堤上栽种柳树、芙蓉等,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这一工程总共历时四个月完成。
李、范传派扩大影响
北宋著名画家李成以“惜墨如金,好写平远寒林”的艺术特色,开创了李成画派;范宽则以“师诸造化,好作崇冈密林,用墨深重,物象幽雅”见称。李范二人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对宋代山水画风貌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在李范之后,其弟子和后学们继承了他们的艺术创作风格,扩展了李、范的艺术影响。属于李成画派的重要画家有许道宁、郭熙、王诜等人;属于范宽画派的有黄怀玉、纪真、商训等人。P2-5
《话说中华文明》是一部全景式图文并茂记录中国文明历史的大书。出版者穷数年之力,会集各方力量——专家、学者、编辑、学术顾问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料、著作中,探珍问宝,追寻中华文明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灿烂之光。此书的出版,凝聚了编撰者的心血,学术顾问们的智慧。尤其是李学勤先生,亲自动笔写下了序言,更增加了本书沉甸甸的份量。
中华文明的历史充满了辉煌与苦难,成就和挫折。它的历史无处不在,决定着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思想和感情。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造就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延伸,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河奔流到现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构成。中华文明丰富、深刻、辉煌、博大,在人类文明中的骨干作用和领导作用人所共知。在人类文明的发源时期,中华文明就是四大古国之一,是地球上文化的策源地之一。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中华文明成为文明在东方的支柱,公元前后200年间,人类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这两只铁手攫住了地球。在欧洲进入中世纪的时候,中华文明更成为人类文明最主要的领导,它的文明统治东亚,传遍世界。进入近代,中华文明处于自身的重压和西方的欺凌下,但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奋起精神是人类文明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人类贡献出了从思想家孔子到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从唐诗宋词到长城运河的伟大创造,贡献出了从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从商周铜器到明清文学的深刻内涵,也贡献出了从五霸七强到三国纷争、从文景之治到十大武功的辉煌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绚烂多彩,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
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明,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持久,这样统一一致。世界上其它文明不但互相交错,其创造者也都与高加索体质的人种有关,它们是姐妹文明。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华文明才是独特的,它的创造者是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民,与其它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没有关系,它的文化是统一一致的文化,可以不依赖于其它任何文明而生存,但中华文明也绝不是封闭的,它接受他人的文化,也承担自己对于人类的责任。
人类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人们对于世界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估计无不以东亚和太平洋为中心,而尤以中国为重点。
经济起飞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尤为刻不容缓。如果中国要自觉地发展中华文明,要有意识地使中国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就必须发展强有力的精神文化,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才能形成中国和中华文明钓全面现代化。
而中国的精神文化的发展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进入近代之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产生大量的情绪化和激烈冲突的论调。“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具有冲破封建束缚的时代意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不容否认的正面意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主张全盘西化;而复古主义则沉迷于中国文化的古董,走进反进步、反科学的泥潭。
历史的发展则超越了所有这些论点,产生这些论调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已经结束。历史要求中国发展,要求中国走在全世界发展的前列。西化论和复古论都已过时,历史已经要求世界超越西方,中国可以承担起世界的命运,而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历史都说明,中国的使命在于它的发展前进,而非倒退。
中华文明走出迷惘的时代,我们这一代处在一个伟大而具有挑战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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