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的父亲蒋光鼐(插图珍藏本)》记录了蒋光鼐追随孙中山先生,由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抗日英雄,一生爱国爱民,追求民主进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走上与共产党合作建设新中国的道路,进而成为新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书中尤其突出描绘了在日寇侵华、国土沦陷的危急关头,蒋光鼐奋起抗日,率国民党十九路军孤军杀敌,在淞沪之战中为救国救民作出的卓越贡献;本书还详尽介绍了蒋光鼐在十年浩劫中的经历,以及晚年生活情况。作者蒋庆渝曾奔波于海内外等地的文史馆和图书馆查阅有关史料,并寻访亲历者详尽收集资料。
自甲午战败以后,中国军队在历次御外作战中都从未展现过如此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战斗力。遇强敌而不屈服,处劣势而更坚韧,这就是淞沪保卫战的特殊意义之一。
无论现在的中国看起来如何强大,当年十九路军全体官兵所表现出的精神都值得珍视和继承。若无英雄之魂,徒有强国之躯:若无民族脊梁,枉有强国之形。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我的父亲蒋光鼐(插图珍藏本)》,其意义就不止于为纪念而纪念、为缅怀而缅怀。
从江西讨袁到辅佐孙中山,从东征北伐到抗敌于淞沪,从卷入福建事变到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从支持中共建政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直至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郁郁而终,蒋光鼐颠簸起伏的人生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咏络和缩影。
《我的父亲蒋光鼐(插图珍藏本)》还详尽介绍了蒋光鼐在十年浩劫中的经历,以及晚年生活情况。作者蒋庆渝曾奔波于海内外等地的文史馆和图书馆查阅有关史料,并寻访亲历者详尽收集资料。
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局势迅速左转,统领着十一军的父亲悄然离开武汉,避居庐山。不久,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也离开军队到了庐山,他对革命队伍的分裂十分不满,带着满腔悲愤,一见父亲就痛哭流涕。后来,他们一起投向南京政府,父亲在上海出任南京政府第二十二师师长。
自从陈铭枢、戴戟和父亲出走后,第十一军由张发奎代管,父亲的第十师由蔡廷锴接任师长,副师长为许志锐。所属二十八团团长是黄质胜,二十九团团长是张世德,三十团团长是范孟声。戴戟的第二十四师则由叶挺接任师长。第十师参加了后来的北伐,在河南与奉军作战。
宁汉分裂后,驻武汉的第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想进一步争取汪精卫合作,在五月三十一日向汪精卫出示一份第三共产国际的指示文件,其中有改组国民党、武装共产党员、组织新军等多项。
为此,汪精卫立即召集秘密会议,并于六月五日正式宣布解除前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合同,并继而在七月十五日以中政会主席团名义发表声明,指责共产党破坏联合战线,将各级政府的共产党员一律解职。这时汪精卫也已经和蒋介石一样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了,但是他继续坚持反对蒋介石,并在第二天再次下令讨蒋。他一面反共,一面反蒋,自称这是“在夹攻中的奋斗”。
蔡廷锴率第十师在张发奎指挥下东进讨伐蒋介石,军次九江时,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和他密商,认为即使攻下南京,也只是互相残杀,于革命无益,不如率部回粤休养,两人商定待机进退。
军队到达南昌后,共产党突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蔡廷锴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在起义部队到达进贤县城时,他将师里的共产党员礼送离队,其中包括三十团团长范孟声。然后他率部经贵溪、弋阳,到达闽赣边界的江西铅山县河口镇,脱离了起义部队。
父亲受南京政府委派,于八月下旬辞去二十二师师长职务,携款十万元,从上海经杭州启程,搭小船沿富春江到江西境内,经玉山到达铅山河口与蔡廷锴会面。他对蔡廷锴表示此行代表军长陈铭枢前来劳军,得到蔡廷锴的拥护。蔡廷锴在自传里写道:“我对蒋副军长本甚拥戴,即请示今后如何行动,他表示坚决服从‘中央’。”
父亲回到第十师的时候,蔡廷锴所率领的第十师的副师长是黄质胜,所辖二十八团团长是沈光汉(原团长陈芝馨去职找张发奎去了)、二十九团团长是张世德、三十团团长是刘占雄。
几天后父亲就和蔡廷锴一起带领部队到达上饶,此时蔡廷锴将第十师的特务营、独立营和各团的侦察队编成了七十团,由区寿年担任团长;将收编的浙江警备师六七百人编成七十一团,由符岸坛担任团长,并建议恢复第十一军。开始父亲有些犹豫,但是见蔡廷锴已经编配完毕,木已成舟,也就表示了同意。他们在上饶中学设立第十一军军部,父亲复任第十一军副军长职。
恢复军部后军队驻扎何处,就成为当时急需决定的问题。他们认为赣东乃弹丸之地,不宜久驻,决定假道入闽回广东。于是全军分成两纵队,张世德率第二纵队(二十九、七十两团)作前锋,军部率七十一团居中,蔡廷锴率二十八、三十两团殿后,经铅山、崇安、建瓯、延平进入福州。
当时闽北驻有地方武装卢兴邦师,人称“闽北王”,拥有数千兵力。为防万一,第十一军以战备行军。不料刚刚到达建瓯,卢兴邦就派代表前来表示欢迎。第十一军将抵延平时卢兴邦亲自率其部众,徒手在二十里外迎接。
在延平逗留期间,第十一军军容整齐,纪律严明,深受百姓欢迎,地方各界犒劳不绝。蔡廷锴接到新编第一军谭曙卿部的电报,询问第十师去向,颇有挡驾之意。蔡廷锴和父亲商量后,复电谭曙9即,声明取道福州。他们下令,全军向福州进发,在闽江边的水口镇集中待命。
据探报,这时谭师已经退至福州城外严密戒备。第十一军刚到水口,福州的民众团体就已经派来代表,欢迎第十一军进入福州,谭曙卿师也派员前来联络。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当由水口向福州进发时,他们仍然密令各部备战行军。当抵达洪山桥时,接前卫团长沈光汉报告谭师已经撤回城内,遂命令各部在城外扎营休息。军部、师部及直属部队入城进驻。
这时已是十月中旬,进城当天,福州各界民众数万人,沿着从洪山桥入城的马路,在两边站立欢迎,城西门口搭起了欢迎的棚架。父亲和蔡廷锴骑马来到的时候,民众代表请他们上台讲话,各界民众展开手中的小旗,上面写着“打倒谭曙卿!”、“欢迎十一军革命同志解除福州人民痛苦”等等词句。当时谭曙卿也在场,表情十分难堪。
鉴于福州民众对谭曙卿部的投诉不绝,要求解决的呼声强烈,经调查核实,确认福州新编第一军谭曙卿部自入闽以来,收编土匪,杀人掳掠,无恶不作,遂将其缴械。他们以所缴获的枪械五百多支,用来充实刚刚扩编的两个团,正式恢复成立了第二十四师,蔡廷锴推荐副师长黄质胜担任师长,父亲表示同意。与此同时,他们还电告当时还在日本的陈铭枢,请他回闽复任军长之职,并对外宣布十一军拥护中央。后来十一军又扩编了二十六师,由戴戟任师长,方纬任副师长。
十一月二日,陈铭枢由日本返抵福州,复任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与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联系甚密,李济深电邀十一军回粤整补。父亲遂率部由福州经泉州至漳州集中。
不料,这时广东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国民党中央准备召开中央联席会议,在广州的李济深和汪精卫是广州推选的代表,将出席预备会议。李济深决定在他离穗期间,把所担任的广东政治分会主席和临时军委会主席两个职务交由黄绍竑代理。在他们离开前夕,张发奎于十一月十四日也宣布将军权交给黄琪翔,自己赴港出洋。但在十六日汪精卫、李济深刚刚离开广州,张发奎就在当夜企图逮捕刚从梧州到来的黄绍竑,逼得黄绍兹化装逃往香港。
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他们派兵将李济深、黄绍弦的部队缴械,广州街头贴出了“打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打倒桂系军阀”、“打倒西山会议派”等标语。第二天,张发奎以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名义,通缉黄绍竑;黄琪翔指挥第四军攻占了虎门要塞和石井兵工厂,包围和解散了黄埔军校。他们联合李福林的第五军和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完全控制了广州局势。P40-42
六十年代初,我就听说文史单位一再要求父亲写个自传,后来我也在信里询问过父亲进展如何。但他总是回答说心情欠佳,还未动笔,直到辞世。
子女给自己父亲写传,并非最恰当的选择。亲情、偏见常常会影响记述的客观和公正。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情形。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走过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岁月,而当我长大成人之际,历史环境又使父亲对旧事不愿多谈。
1970年,当我从一个大学教师成为一个农场工人之后,一种十分单纯的、想更多了解自己前辈的欲望,使我开始了搜集与父亲生平经历有关资料的工作。在父亲去世将近十年之后,我第一篇有关父亲的文章“‘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蒋光鼐将军”,发表在1986年第二期《纵横》杂志;1987年《民国春秋》第六期又发表了我的另一篇短文:“从辛亥一兵到孙中山警卫团营长——记先父蒋光鼐早期革命活动”。
从那时开始至今,又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上述两篇文章的资料反复出现在不同作者所写的我父亲的传记里,我也陆续完成了记述父亲征战生涯的短文“铁军儒将”、“碧血干戈统一梦”;发表了“蒋光鼐与福建事变”(《北京政协》1993年第二期)、“虎门医院筹建纪实”、“张景陶回忆蒋光鼐”(《东莞文史》第三十二期)等数篇有关文章。
二十年来,鉴于接触资料的增加,视野的开阔,使我对一些史实能有机会重作分析与思考。尽管我始终不满足所掌握的史料,但是岁月催人,时不我待。我有一种要将手中这些散乱资料作一次归纳的急迫感,好留给家族后人,也以告慰在天的父母。
总是不能忘记二零零六年的盛夏。那是新加坡举国同庆的日子,绚丽的烟花绽开,落下。也就是在那一刻,爸爸因患癌症而变得枯瘦的手,从我手中慢慢地滑落,冰凉……
爸爸在弥留之际,仍然挂念着这本反映爷爷生平的传记《我的父亲蒋光鼐》的编辑出版事宜。
也许是我出生在“十年动乱”之中,爸爸那时从不跟我提及爷爷的辉煌历史,我还是在课本中才知道爷爷的事迹。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爸爸开始收集整理爷爷的资料,节假日里更是忙个不停。到八十年代中期,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爷爷的文章。从那时起,在很多谈及爷爷生平事迹的文章和书籍中,时常见到引用爸爸的文字。
爸爸一直为没有一部能够比较切实地反映爷爷生平的传记而感到遗憾,一直希望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撰写一部爷爷的传记。为了实现这一心愿,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广州、上海、虎门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核证史实细节;他走访了很多与爷爷一起共过事的老前辈,听他们回首前尘往事。他常常只带着简单的食物,一整天一整天地泡在图书馆、档案馆,查找、翻拍、复印资料,这些工作烦琐而枯燥,他却甘之如饴。从爸爸留下来的笔记、书稿、图片、信件中,不难看出,他当年为了真实再现爷爷的生平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为了撰写这本传记,爸爸不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收集和整理资料,去进行研究,更要与病魔搏斗。爸爸在一九九七年不幸身患癌症,先后遭受两次原发性癌症的折磨,其后长期接受化疗,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尽管如此,他却不曾放弃这本传记的写作。出版社在二零零五年初审书稿后,建议爸爸再做一些补充。这个建议虽好,但对于爸爸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因为当时,化验结果已经显示,爸爸的时间不多了。从那时起,爸爸开始与时间赛跑,他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赶写书稿,清晨五时就能听到他开启计算机的音乐声。当书稿基本完成,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全身,胆管堵塞导致他全身发黄、精神恍惚。
二零零六年三月,爸爸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从温哥华来到新加坡接受紧急救治。当他知道自己只剩“三个月”的时间时,完成书稿的心情更为急迫。主治医生建议他接受脑部放射治疗,病榻上的爸爸平静地对医生说:“如果脑部放射治疗能延长我的生命,使我清醒地把书写完,我就接受治疗,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从此,病房就是爸爸的书房,病房里的小餐桌就是爸爸的计算机台,他每天和专程从温哥华、济南赶来看望他的家人一起审阅书稿。此情此景,是多么温馨,但是我们内心却更加的酸楚……
爸爸匆匆地离开了,但他却给我留下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正直、善良、坚毅、乐观。
除了撰写爷爷的传记,爸爸还创作了很多诗词、歌曲、散文、小说。他兴趣广泛,除了写作,还喜欢摄影、唱歌、拉小提琴、弹钢琴、手风琴……虽然爸爸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晚年又身患不治之症,但他依然享受生活给他带来的快乐。他热爱生活,总是把欢笑带给身边的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病人。他常对我说:“我觉得我什么病都没有,你看我不是很好吗?”他在给同窗好友的信中写道:“什么是享受人生?我想现在的我,就是想所爱想,思所若思。让人回到自然,适其自然状态中,这就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生活。”这本书正是爸爸再次患原发性癌症,在香港医院做癌细胞切除手术之后所写;散文诗集《吐露港随想录》也写于同一时间,身受病魔折磨的爸爸在吐露港海边的长椅上,以乐观的心情构思而成。
遵照爸爸的意愿,他写的三本书:《我的父亲蒋光鼐》、《吐露港随想录》、《我眼里的世界》先后出版发行。读了《我的父亲蒋光鼐》,不仅让我感受到爸爸对爷爷的崇敬,更深刻感受到爷爷这一代人的家国情怀,他们为了实现民族富强、国家民主和人民自由,几十年来上下求索,苦苦追求,饱尝种种悲苦、无奈;读了《吐露港随想录》,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宽广,如此浪漫;看了摄影集《我眼里的世界》,我才了解,爸爸对大自然的热爱是那么的真挚,而我对他的了解竟是那么的少。
二零一二年是淞沪抗战八十周年,值此之际我们再版《我的父亲蒋光鼐》一书。正如杜平先生在序言所说,“其意义就不止于为纪念而纪念、为缅怀而缅怀”,而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珍视爷爷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和报国之志,让更多的人继承当年十九路军全体官兵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爸爸喜欢用陈子昂这句诗来形容爷爷的一生,这其中所蕴含的苦涩,大概要从书中慢慢体会。 感谢亲朋好友为此次再版付出的辛勤劳动,谢谢你们!
明明
二零一一年冬于香港何文田
蒋光鼐是一位历史人物,穿越过无数的重大事件,其全部人生都承载了历史的印迹。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杜平
这部书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冷静客观地揭去了层层观念障蔽,反映出近代历史中许多大事的本来面目。
——团结报社社长王秉默
当他(本书作者)知道自己只剩“三个月”的时间时,完成书稿的心情更为急迫。主治医生建议他接受脑部放射治疗,病榻上的爸爸平静地对医生说:“如果脑部放射治疗能延长我的生命,使我清醒地把书写完,我就接受治疗,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从此,病房就是爸爸的书房,病房里的小餐桌就是爸爸的计算机台,他每天和专程从温哥华、济南赶来看望他的家人一起审阅书稿。此情此景,是多么温馨,但是我们内心更加的酸楚……
——作者女儿、新加坡新和平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蒋明明
日本投入了整整三个师的兵力,中国军队以极大的勇气和顽强意志予以抵抗,他们在炮火下表现出的勇气,使外国人恢复了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尊敬。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寻找当代中国》
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
章炳麟曰: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围其所也。
国学大师章太炎《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