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编著的《罗兹挽歌》一经面世，便在瑞典引起了巨大反响。之后迅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市场获得广泛关注。《罗兹挽歌》可称得上是一部恢宏的史诗巨片。其中多线交错发展的情节构架，以及想象和现实交替进行的文字描述，在体现作者成熟深厚的写作功力的同时，也考验着读者的记忆力和耐心。

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编著的《罗兹挽歌》中出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随着1944年8月贫民区最后一次的肃清行动，永远地消失在历史舞台之上了。绝大多数对时局产生影响的职能人员在这本《罗兹挽歌》中部是以真名出现的。首先是因为关于他们的一切都被详细尽地记载了下来，《贫民区大事记》和《贫民区百科全书》中甚至对他们的背景和行踪部有确切的调查和考证，在这种情况下，为一个真实的人物虚构一个不真实的名字反而显得多余和做作。此外，我个人认为，1940年至1944年期间，这些发生在罗兹城贫民区所有的已知事件，如果对它们加以粉饰，将必定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贫民区：地势平坦得像一面锅盖，存在于天空雷云的蓝色和大地土壤的灰色间。

如果人们抛开其他因素不谈，仅仅从地理范畴上来看，贫民区的空间应该可以无限地伸展开去：大片的建筑或从废墟中拔地而起，或被推翻重建。而当德军占领政府用厚重的木栅栏和高耸的铁丝网明确了边界时，贫民区真正的地域才为人所见。

假如一切都有可能——比如从空中——拍摄一张贫民区全貌的图片，人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它由两个半区组成。

东半区较大。它从布鲁特广场和中心矗立着玛丽娅大教堂的教堂广场——玛丽娅大教堂高耸的双塔塔尖能够从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看见——穿过曾经的罗兹“老城”的其他部分，延伸到郊区花园马瑞辛。

战争爆发前，马瑞辛基本是一个殖民地建筑群，随处可见随意搭建的工具棚、猪圈和马厩。在贫民区被圈定后，马瑞辛的殖民建筑和小片种植地被改建成度假别墅和花园庭院，供贫民区统治阶级的特定成员居住。

马瑞辛同样还设有巨大的犹太人坟场及货场，货场位于栅栏另一端的拉度古兹旁，负荷最重的那些材料都是从这里运输进来的。负责昼夜看守贫民区的制服警察中，有一个特定的部门负责每天早晨将一队犹太劳工带出贫民区，到拉度古兹的中转站装货和卸货；一天工作结束后，还是由这个部门将这些犹太劳工重新带回贫民区内。

贫民区东半区涵盖了通衢街泽吉斯卡以北和以东的全部街区。所有的运输交通，以及贯穿罗兹城南北部的轨道交通，都要经过这条大街，因此德国宪兵在每个街区都派驻了监视点。贫民区内共有三座桥，其中交通最为繁忙的两座，其木质桥梁都横跨泽吉斯卡大街。其中一座通向老城的广场。另一座，被德国人称为高桥①的，从玛丽娅大教堂的石基座一直延伸到路托梅斯卡路。贫民区的西半区包括了犹太人老坟场附近的若干街区，以及老的犹太教堂(如今已经被改建成马厩)曾经的所在地——巴则洛娃广场。贫民区内少有的几所通自来水的出租房也在这几个街区内。

还有一条重要的大街，利马诺韦斯基路，由西延伸进入贫民区，并且将西半区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这里也建有一座木桥，但较之前两座，交通要稀少一些：它贯通了马萨斯卡路和维索拉路。

在贫民区的中心，也正是两条重要的街道泽吉斯卡路和利马诺韦斯基路交汇的地方，坐落着巴鲁特广场。如果把贫民区比作一个人，巴鲁特广场就相当于他的胃部。贫民区所需的所有物资都经由这里消化后，分运到贫民区的各个部门②。而贫民区的工厂和车间所生产出的绝大多数产品，也经由这里运输出去。巴鲁特广场是整个贫民区内唯一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得以会面的中立区域，它被铁丝网包围，完全地和外界阻断，只留下两个通向外界的“大门”：位于拉格维尼卡路的北大门和位于泽吉斯卡路的南大门。

贫民区的德方管理机构在巴鲁特广场的军营里也设有一间办公室，也就是俗称的总部，它和伦高斯基的秘书处就隔了一堵墙。这里还设有核心劳工部，由阿隆·雅库布维奇领导，它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贫民区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以及负责和德军占领政府间的所有贸易。

一个过渡区。

一个地狱——或者可能应该这么说，在这个德军严酷镇压下的犹太国度里，它已经算是人间了，在这里，无论是德国人还是犹太人都可以出入，只不过对于后者而言，前提是能够出示有效的通行证件。

抑或是，只有贫民区中间这个特殊的痛点才能够解释贫民区存在的意义。这个由众多破败不堪、环境恶劣的建筑物累积而成的庞大体系，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输出工厂。

他很早就发现，自己周围仿佛存在着一片真空区。他不停地讲，但没有人听得见，或者说，他的话根本无法抵达听众那里。这感觉像是被禁锢在一个玻璃杯中。

他第一任妻子伊达卧病在床直至离世的那段日子：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二月，战争爆发前两年半，他们携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婚姻岁月，而他最大的遗憾是他们没有爱情的结晶——孩子。长期的疾病——这或许能解释伊达为何无法生育——折磨着她的躯体和灵魂，令她日渐枯萎。她最后的日子里，生活起居均由两名护工女孩轮流照顾，而当他端着餐盘走进房间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自己的丈夫。某些时候她会像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举止礼貌而得体；其他时候她则态度粗暴而蛮横。一次她将餐盘重重摔在他手上，大骂他是一个幽灵，命令他滚出去。

P21-22

这是永远铭刻于贫民区记忆里的一天——区主席伦高斯基面对所有的人宣布，除了将贫民区的孩子和老人遣散出去，他别无他法。也正是在公告发布的同一天下午，他坐在巴鲁特广场的办公室里，等着上面派下来的人破门而入将他逮捕。他已经下令交出了贫民区里的病人，现在就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奈夫塔林先生在若干小时前重新召集管理委员会，命令他确保所有名单务必清晰明了，且最迟于午夜时分移交给盖世太保。他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对于他而言这意味着多么可怕的损失呢?在六十六年的生命里，我享受着被称为父亲的幸福，可现在，却被要求亲手断送所有孩子的生命。

有人能够体会到，在那一时刻里他的感受么?

(“我该对他们说些什么?”那天下午在管理委员会被召集时，他曾这样问过米勒医生。米勒医生将被损毁的面孔缓缓从桌上抬起，对面的雅克布松法官深深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事实。如果没有更好的借口，你只能陈述事实。

可是，如果连法律都不存在，事实如何存在?而当人间都快灭亡，法律又如何成立?)

那些垂死的孩子们的声音在伦高斯基脑海中回荡着，震颤着，他伸手取下了芙丝小姐挂在营房墙壁衣帽钩上的大衣，将钥匙伸进锁孔内摸索着，在孩子们的声音再一次汹涌袭来之前，他勉强打开了房门。但是在他办公室的门外，没有法律，没有人间；所剩的只有私人团队——数名时刻警惕观望的工作人员，以及不倦工作、服装整洁的芙丝小姐，像往常一样穿着熨烫妥帖的蓝白条纹衬衫，发髻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

他感叹道：

即使上帝打算让人间最后的城池灭亡，他应当知会我一声，至少也会给我一点暗示。

但他的工作伙伴们只是用不解的眼神回望他：

主席先生，他们说，我们已经晚了一个钟头了。

太阳的姿态如同它在厄路耳月①惯常出现的那样，一个预示着即将降临的审判目的太阳，一束宛如数千枚银针刺穿肌肤的阳光。天空似铅般沉重，一丝风也没有。一千五百名平民组成的人群聚集在消防队的后院里。主席通常在这里发表讲话。曾经，人们出于好奇而聚拢过来聆听最新的消息。人们曾在这里听过主席描述未来的计划，关于下一阶段的食物供给，关于即将提供的职位。但今天，人们并不是出于好奇而聚集于此。好奇心是不足以让大家离开土豆供给点前的队伍，一路赶来消防队后院的。没有人是来聆听新闻的，大家是来等待命运的宣判——生命得以延续，抑或，上帝保佑，生命就此终结。父母们匆匆前来，为了知道他们的孩子需要面临怎样的抉择。老人们鼓足最后的勇气和力量，等待着命运为他们做出最后的安排。人群中的大多数是老人——他们的身体依靠着单薄的拐杖或是儿女的臂膀。还有紧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以及孩子们。

低垂着的头，因过度悲伤而扭曲的脸庞，因哭泣而肿胀的双眼和哽咽的喉咙，这情形在所有人中都那么相似——这些聚集于此的所有一千五百个人——在这个城市里，伴随着充满厄运的阳光，等待他们最后的时刻。

《罗兹挽歌》一经面世，便在瑞典引起了巨大反响。之后迅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市场获得广泛关注。 由于其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社会人文等因素，因此能否受到亚洲读者的认同和喜爱，我们还将拭目以待。将这样一部深刻，甚至有些沉重的优秀作品引进国内，推荐给中国读者，其中不免经历不少挫折和反复，因此，我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让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一种严谨和执著的力量。

《罗兹挽歌》可称得上是一部恢宏的史诗巨片。其中多线交错发展的情节构架，以及想象和现实交替进行的文字描述，在体现作者成熟深厚的写作功力的同时，也考验着读者的记忆力和耐心。作为本书的译者，同时也是以原文瑞典语言阅读的读者，我非常能够体会各位在阅读过程中的紧张、压抑和迷惑——假如有的话。 比起用枯燥的文学理论以及学术性的观点对《罗兹挽歌》加以剖析和挖掘，我更愿意与大家分享整个翻译过程，坦陈那些已经解决和未解决的问题，希望各位能从中对原文版本的本来面貌窥见一斑。

着手开始翻译《罗兹挽歌》的时候，正值二。一一年的农历春节，我匆匆结束了上外的教学工作，飞赴我先生所在的城市待产。整个二月一直在下雪，我的周围纯白一片，到了傍晚更是静得出奇。除了购买婴儿用品和食品，我几乎不逛街消费，新增添的一个爱好是清晨起床后，看看屋后院落的雪地上，又多了几枚松鼠的小脚印。每天的生活简单规律：睡到自然醒，打开电脑，烤面包，冲咖啡，浏览新闻网页，然后翻译。翻译的时间不限，有时下午就结束，有时持续到深夜，全凭心情。翻译的过程中，不务正业的主要有三件事：喝很多柠檬水，吃大量水果，看美国的真人秀节目《幸存者》。

大概这最后一件事情，很让人费解。其实因为，《罗兹挽歌》的基调太过灰色和晦涩，加上怀孕期间荷尔蒙的非正常作用，我很容易陷入一种感性的状态，无法集中于作品本身和文字本身。所以最佳的解决途径就是看一点轻松励志、现实意义强的连续剧，让自己不至于脱离现实太远。 当时网上正在热播《新红楼梦》，我瞄了两眼所谓的“铜钱头”，觉得诡异无比；倒是试着看了几集《实习医生格蕾》，总忍不住想往下看，严重影响翻译进度，恋恋不舍地弃了。之后发现最适合一边翻译一边浏览的倒是《幸存者》和《犯罪心理》。

整个二月和三月，翻译都进展的非常顺利。 整本书近乎一半的部分都是在这两个月内完成的。本来我喜滋滋地计算着，大概六月份就能完稿，没想到四月十一日，一个白羊小子活蹦乱跳地钻了出来，于是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

重新开始恢复翻译之后，由于照顾婴儿的原因，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得零散而琐碎，整个翻译进度于是也显著放缓了许多。但是于这本书而言，倒不是什么坏事——这里就要提到翻译《罗兹挽歌》过程中的两大难点。其一是语言种类多样：原著主要以瑞典语写成，其间掺杂了德语、波兰语、意第绪语等。各种词典固然功不可没，但是一个词，放在特殊背景、特殊语境中究竟作何解释，就不是词典能够解决的了。懂得德语和波兰语的朋友倒是能找到不少，意第绪语的翻译却着实费了一番周折。 意第绪语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而原著中则以拉丁字母出现，所以在翻译之前，先要有一个字母转换的过程。而翻译的另一大难点是信息量丰富，需要注释和说明的内容很多，其中主要以犹太人的宗教和历史，以及纳粹党卫军的军衔级别和军事人物为主。而由于《罗兹挽歌》属于非虚构类小说范畴，在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的描述中，不允许有任何差错或含糊，以至于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加注注释的时间甚至比整个章节翻译的时间还要长。所以，从六月到十月期间，我一方面在缓慢地继续翻译，一方面做了许多查漏补缺的工作，原来由于翻译进度过快而有所疏忽的信息点，也都利用零碎的时间加以补充和完善。

产假结束开始上班后，翻译工作也接近尾声。随着小说中战争局势发展的愈发紧凑，我的翻译倒是从容不迫起来。 这或多或少是掺杂了一点私心的成分的——那些熟悉的人物一个个黯然离场，或是以猝不及防的姿态，或是在长久抗争后，终究不敌命运的安排，令人扼腕叹息。作为译者，我只能试图将他们的谢幕一刻翻译得尽可能真挚、细腻，藉此表达我的追思。

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纵使翻译过程中已经尽力，完稿后粗略浏览，仍觉诸多不妥之处，想来付梓出版之际，怕是连通读一遍的勇气也无。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甚至错误，还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罗兹挽歌》一书的出版，获得了瑞典国家文化委员会(Kulturrfidet)翻译推广项目的资助，在此特别致谢。翻译推广项目专为鼓励出版那些由瑞典语直接译成对象国语言的书籍而设立，旨在让瑞典以外的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接触到最为纯正和本真的瑞典文学作品。

这本描写二战期间纳粹德军占领波兰罗兹(Lodz)工业城，组织犹太小区的小说，以年鉴式的写作方式记述这个犹太自治区的缘起、组织、运作及最后悲哀的结局。故事在泪水已干、情绪不再激动的氛围中铺展，史实与虚构情节巧妙穿插，交织呈现从1941至1944年期间这一代犹太人多舛的命运。

——瑞典奥古斯特文学奖The August Prize评审团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