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既是中国同盟会的盟誓，同时也是推翻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清政权的终极目标。
唐继尧、庾恩旸等人回国后，时值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唐被分配到刚刚由混成协改编的新军第19镇，担任正参谋官兼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教官，随即又被任命为19镇37协74标第1营管带(营长)。清新军之镇，相当于现代陆军的师，以此类推，协为旅，标为团，标下设三管。庾恩呖亦被分配到19镇炮兵第19标担任管带。．
1911年夏，由四川、湖北、广东等省引发的保路运动，最终成了压垮清政府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天看来，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虽然也可以算做一个政党，但当时却并非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而且，她的“盟主”孙中山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否则，武昌新军起义后，也不会拉郎配般地将藏在床底下的黎元洪硬拉出来，拿枪逼着去做起义新军的首领了。自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同盟会先后在两广和云南等地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终因组织不当，缺乏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的参与，均以失败而告终。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谁也没料到，清政府编练新军，本来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且，为顺应历史潮流，与国际接轨，还三令五申，严格限定，新军中下级军官一律由军校毕业生担任，连、排主官基本由各地陆军小学、讲武学堂学生充任，营团一级要求更高，大都为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日学生。然而，令人大跌眼镜哭笑不得的是，正是清政府寄予厚望的政权保卫者——新军，以及其精心挑选的一大批朝气蓬勃，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军官，最终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当时的云贵总督李经羲，是1909年末从广西巡抚任上调到云南的。此人不愧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子，还算有些头脑，察觉留日归来的唐继尧、李根源、罗佩金、庾恩旸、刘存厚等人无故经常聚在一起，当机立断，将其一一调离，削去兵权，全部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充任教官(其时，讲武堂47名教官中，同盟会会员就占了17个)。
不久，蔡锷从广西调到云南，担任新军19镇37协协统，发现管带一级的中层军官大都空缺，无人充任。蔡锷马上找到李经羲，提出，按照西方军队编制，营这一级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管带比标统(团长)还要重要，没有他们，军队连日常训练和调动都困难，更不用说出征打仗了。李经羲告诉蔡锷，他已经给皇上上过奏折了，要求速派一批中下层军官到云南。皇上有皇上的难处，朝廷原计划编练36个镇的新军，但七八年过去了，勉勉强强才凑齐了20个镇，关键的问题是没人。不提皇上还好，一提，蔡锷半天都没能说出一句话来，前年(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前后一天驾崩，新登基的溥仪皇上年仅两岁，一个年仅两岁的黄口小儿，你跟他上什么折奏？
李经羲是蔡锷的老长官了，在其手下，蔡锷从参谋官干起，一直做到了广西新军的标统。李经羲调任云贵总督不久，蔡的老师梁启超梁任公也离开了广西，加上蔡锷与后来的两广总督不和，这才通过李经羲调到云南，而且官升一级，做了19镇37协的协统。因为有这层关系，两人说话比较随便，于是，蔡锷就对老长官直截了当地说：“据我所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的云南籍学生就有20多人，四川、贵州没有编练镇级新军的任务，两省的留日学生大都分到了云南。怎么会没人呢？”
李经羲言不由衷地说：“这批留日学生都分到云南讲武学堂做了教官，我这里实在是抓打不开啊。松坡(蔡锷字)。”
曾经做过广西陆军小学总办的蔡锷又说：“讲武堂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呀。军队是用来打仗的，没有军官，您让我如何打仗？”
李这才不得不实言相告：“士官学校第六期回来的这批人，我看不太可靠，很有可能是孙逸仙(孙中山字)派回来的乱党。”
蔡锷哭笑不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您别忘了，李大人，我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莫非，我也是乱党不成？”
李经羲一时语塞，想了半天才说：“你蔡松坡当然不是，谁不知道你是梁任公的高徒？梁任公虽然醉心于变法维新，但他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你怎么可能是乱党呢？我是相信你的，松坡。”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李经羲最终同意让唐继尧等人继续担任讲武堂教官的同时，代理各标的管带。其中，李经羲十分欣赏的罗佩金，甚至被提升为37协74标标统。这些人中，除了云南籍的留日生，还有几个外省籍的，如贵州籍的戴戡和四川籍的刘存厚。此二人均为同盟会会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打响了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枪。
消息传来，唐继尧等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立刻召集秘密会议，商议如何响应起义。为了遮人耳目，秘密会议时而在洪化桥唐继尧家召开，时而在刘存厚处，时而又转到登士街庾园举行。唐继尧最担心的是，他们这批留日学生，除了李根源和罗佩金两人，官阶最高的只是管带，一旦举事，恐怕难以服众。李根源虽然是讲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但讲武堂只有几百个学兵，可是，光是市内必须攻占的目标就有好几个，总督府、军械局，设在五华山师范学堂的19镇司令部，都必须在第一时问占领，光靠讲武堂的学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罗佩金虽然是74标的标统，但74标的连级官佐大都是北洋系出身的军官，罗又初来乍到，不一定能调动部队。
于是，唐继尧出人意料地提出：“我看蔡松坡这个人不错，如果能说服他参与起事，37协就基本控制在我们手里了。”
但众人纷纷表示反对，蔡松坡是李经羲专门从广西调来的，目的就是掌控驻省城的37协。他是李经羲的人，说服他，还不如直接去说服李经羲。再说了，蔡连同盟会会员都不是，万一他向朝廷告密，把大家卖了怎么办？反对者中，李根源和罗佩金最为积极，因两人的官阶最高，若将蔡锷排除在外，两人就是当然的起义首领了。理由除了蔡不是同盟会会员，进而又提出，蔡锷不是云南人，由他来领导云南起义，难以服众。
刘存厚等外省籍参会者也说，蔡松坡是外省人，19镇绝大多数士兵都是云南籍的，到时候士兵不听招呼怎么办？
唐一笑说：“你也不是云南人，因为你是外省人，士兵就不服从你啦？再说，别忘了，是蔡锷到了云南，各位才官复原职的。我觉得，至少，蔡锷和李经羲不是一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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