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们经常把最美好的时光和最糟糕的时光联系在一起，即使那些糟糕的日子留给他们痛苦的回忆，这些日子却让他们永生难忘。这些时光被记录在这些书页里，字里行间都值得我们关注。

罗伯特·奥尼尔所著的《我是一个兵：历史上的战争亲历者》记述世界战争史上70多个亲历战争的士兵故事，从一个个军人的角度描述了战争背景、战役过程和一些战斗细节。

罗伯特·奥尼尔所著的《我是一个兵：历史上的战争亲历者》记述世界战争史上70多个亲历战争的士兵故事，从一个个军人的角度描述了战争背景、战役过程和一些战斗细节。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参战士兵对战争的恐惧、痛苦和英勇无畏、对亲人的思念和决绝、以及对战术技巧的探索，在《我是一个兵：历史上的战争亲历者》中被挖掘和反映的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序言

第1章 古代世界

 利玛利之子比加

 斯巴达的阿里斯托德莫斯

 两个将军和一个总督

 罗马军团的百夫长P塞克斯提乌斯·巴库卢斯

 阿宾那斯，阿拉里克，西奥德里克和纳尔西斯

第2章 东方战争

 骑兵西奥多

 蒙古将军速不台

 禁卫军中的塞尔维亚人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

 贱岳七本枪之一加藤清正

第3章 中世纪的世界

 两个十字军战士和两个富尔桑士兵

 维京传奇，英格兰爱国者和两个诺曼底伯爵

 伯特兰·杜·格斯克林，及与他并肩战斗的安德鲁·特罗洛普和奥斯本·蒙德福特

 约克王朝的尼古拉斯·哈普斯菲尔德

第4章 16-17世纪

 两个士兵作家和一个胡格诺派上尉

 苏格兰雇佣兵罗伯特·门罗上校

 国会党人尼希米·华顿和保皇党人理查德·阿特金斯

 逃兵玛丽·玛格德莱娜·莫龙

第5章 18世纪

 一个英国第68步兵团的士兵

 马萨诸塞的专业人士本杰明·古尔德

 罗杰斯突击队队员托马斯·布朗

 皇家海军军官候补生威廉·亨利·狄龙

第6章 美国内战

 士兵和外交官胡安·阿尔蒙特

 士兵和美国总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索克人的酋长黑鹰

 联军士兵约翰·比提

 南方邦联的士兵麦克亨利·霍华德

 小巨角战役中的幸存者

第7章 帝国的战争

 第95来复枪团的列兵爱德华·卡斯特罗

 俄国元帅巴克莱·德·托利和拿破仑军队的

 士兵雅各布·沃尔特

 皇家骑炮兵团的卡瓦利耶·默瑟尔上尉

 骑兵军官刘易斯·爱德华·诺兰上尉

 第6线列步兵团莱昂斯·帕蒂上尉

第8章 海盗，崛起与兵变

 美国海军准将史提芬·迪卡特

 第9轻骑兵团名誉少校OHSG安森

 康沃尔公爵第32轻步兵部队的威廉·科克伦上尉

 布尔突击队的丹尼斯-瑞茨

第9章 20世纪的内战

 爱尔兰的革命者大卫·内里根

 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詹姆斯·艾米特·多尔顿少将

 何塞·杜兰，安东尼奥，萨图尔尼诺·卡罗德和杰森·格尼

第10章 世界大战

 第3冷溪卫队列兵弗里德里克·冯·诺克斯

 战场兄弟塞西尔，哈罗德和诺尔·莱特

 一个骑兵，一个步兵少尉和一个陆军中士

 被俘的东部马车团列兵唐纳德·埃德加

 东线战场上的德国和俄国士兵

 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澳大利亚士兵托马斯·可利·德里克中尉

 两次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彩色勋带的新西兰士兵查尔斯·赫士列特·乌普海姆上尉

 第506伞降步兵团唐纳德·伯吉特

第11章 现代战争

 美国海军陆战队马丁·罗斯下士

 第9师步兵团的班长约翰·杨

 伊朗童兵艾哈迈德和萨米尔

 战友与募兵

 第24机械化步兵师中尉亚历克斯·沃纳

 联合国勇士鲍勃·斯图尔特陆军中校

不过，从长期的历史过程审视比加的反叛行为，他更像是在比加辖军队中服役的“将军”，而不是国王的私人随从。一枚于8世纪在撒马利亚地区发现的图章可以揭示比加在这方面的才能。那个图章是用来签收个人信件时的身份证明，上面标有希伯莱人的名字比加，并且绘有一个阔步行走的人的轮廓，他头戴假发，身穿短袍，左手高举着一支标枪。如果这上面描述的就是比加，那就说明他没有王冠，与其他的将军相似，却与国王不同。

但是，比加最终并不是以比加辖将军的身份离世的。公元前735年前后，亚述人征服了叙利亚北部城市哈马(Hamath)①后从西部撤离，利汛的同盟加入了公开反叛亚述的行动，比加则向撒马利亚王位进军。正如希伯来圣经(《旧约全书》)所表明的，在公元前734年9月到11月之间的某个时刻，比加带领一个50人组成的分队从基列进入撒马利亚，在宫殿的卫所里刺杀了比加辖，然后篡夺了整个北部王国的统治权。

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亚珥歌伯(Argob)和亚利耶(Arieh)并基列的五十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②

这场政变，既是一场由高级军官发动的宫廷内部起义，也是那个地区的反叛者同情利汛的反亚述运动的产物。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撒马利亚，比加的前任精英们即使没有实现对南部王国的完全统治，至少成功地保持了有力的影响。然而，比加篡位后，犹大王亚哈斯(Ahaz)却维护了他的独立。他拒绝加入反亚述同盟，于是利汛和比加带领一支同盟从撒马利亚出发武力占领了南部，并在比加政变后很快展开了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亚兰王利汛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①从比加的境遇看，这次围攻并非仅仅是为了建立反对亚述的统一阵线，而是企图再次征服犹大，并取得与他之前的那些统治者同等的权威。公元前734年末，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 Ⅲ)②率领亚述军队南下到地中海沿岸，比加与利汛分离后从耶路撒冷撤回都城撒马利亚。他应该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城市。随着亚述人一步步地征服同盟的成员并杀死利汛，以色列内部明显形成了支持亚述人的颠覆运动。先知们开始把比加和他的都城描述成一个淫乱的女人和令人作呕的伤疤，并且声称是上帝的意志造成了他们的毁灭：

要与你们的母亲[撒马利亚？]大大争辩……叫她除掉脸上的淫像，和胸间的淫态③……以法莲(Ephraim)④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greatking)。⑤

在这种情况下，提格拉·比利萨没有必要进攻撒马利亚。比加仍在都城的屏障中坚守，而提革拉毗列色指派何细亚(Hoshea)担任以色列的新任统治者。何细亚此前并不为人所知，他也许是颠覆运动中的一个领导人。他可能使以色列恢复了对犹大的统治，并在公元前731年夏天离开这里：“[他们杀死]比加，他们的国王，而我任命何细亚[作为国王]去统治他们。”

我们无法得知比加到底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可能在撒马利亚坚持到了大约公元前731年的10月或11月，但是最终被何细亚废黜并处死：“以诺(Elah)之子何细亚密谋反对利玛利之子比加，袭击并杀害了他。”然而，比加成功地传播了反抗亚述、争取自由的思想。这种情绪在刺客何细亚统治时期一再公开化，并最终在公元前720年导致以色列的毁灭。

斯巴达的阿里斯托德莫斯

希渡战争①，公元前499—386年

菲利普·德·苏扎(Philip de Souza)

希罗多德的巨著《历史》②涉及人物众多，在布拉底战役中阵亡的阿里斯托德莫斯则是其中之一。阿里斯托德莫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20—515年之间，当时，斯巴达“城邦”由5个村子组成，他的父母就在其中一个村子里生活。阿里斯托德莫斯的名字是根据关于斯巴达前两任国王的传说中的父亲取的。对于斯巴达人来说，孩子的父亲并不能自然获得对自己儿子的养育权。孩子们一生下来，就要被带到长者们那里接受检查，由他们决定这些婴儿体格是否正常、是否可以健康成长。那些不能通过检查的婴儿将被丢弃到偏僻的峡谷中等待死亡。通过检查的男孩儿从小就要接受各种训练，如用酒洗澡，吃简朴的食物，习惯忍受残酷的环境从而变得坚强。男孩子长到5岁时，就得离开双亲和同龄的男孩子们一起在兵营里居住，并在这个群体中长到成年。直到大约19到20岁时，他才能拥有和其他斯巴达公民平等的身份，或者说成为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斯巴达公民。

斯巴达人有一种国家安排的教育，被称作“阿戈革”(agoge)。他们用这种正规的训练方式来培养男孩子，目的是把这些孩子培养成未来的公民士兵。因此，这种训练重在培养适合于当一名重装步兵的技艺和品质，尤其强调纪律、服从、团队意识，以及健壮的身体和顽强的意志。唱歌和跳舞是必修课，重点是保持、熟记并吟诵诗人提尔泰奥斯的合唱诗歌。从10岁开始，不论在运动训练、唱歌和跳舞还是竞技项目中，成绩最好的男孩们可以得到固定的奖品并参加一些测试。如果他们足够强壮，就可以进行高一级的训练。年幼的男孩们必须赤脚走路，他们衣衫单薄，只有一件外衣用以御寒。斯巴达的男孩子经常裸体锻炼，女孩子也是一样。她们虽然不必进行“阿戈革”训练，但也要训练得健康顽强，这样她们才能生下健康的孩子。食物不仅简单粗糙，而且量少，这既是为了激励他们保持苗条的身材，也是为了让他们习惯于在饥饿的状态下适当行事。同时，也为了鼓励他们在食物不足的时候去偷额外的食物。偷窃食物不会受谴责，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高行窃水平，使他们足智多谋。但是，如果行窃时因为粗心而被抓住，将会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斯巴达男孩被一个比他大的男孩抓住后，想办法把抓到的一只狐狸藏在了披风里。狐狸咬穿了男孩的肚子，但是他一声没吭，因为他害怕暴露，因此他宁愿选择死也不愿被发现。

P6-9

辞典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曾对他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博斯韦尔说，“每一个未经军旅生涯的人在考虑自己的事情时都是自私的。”透过书中所展现的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人，尽管处在不同时期，遭遇不同情况，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有些人，比如公元前479年在布拉底(Plataea)死于对波斯人战争的斯巴达人阿里斯托德莫斯(Aristodemos)，就成长于一个崇尚武德并希望年轻人以身示范的社会。17世纪的日本武士加藤清正甚至说：“一个沉迷于与战争艺术毫不相关的舞蹈的武士……应该切腹以示谢罪。”此外，像参加过小巨角战役的美国第7骑兵队的查尔斯·温德弗(Charles Windolph)中士，只是因为从一支部队逃兵役到了另一支部队而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士兵。塞尔维亚人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的军旅生涯更是出入意料：他被土耳其人俘虏后成为土耳其禁卫军的一员并为他们作战，但是最后又幸运地回到自己的军队中。

年轻人的战争热情通常基于完全错误的理由。“对于我们来说，战争就像是一场游戏”，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伊朗童兵是这样想的，“我只是一个想玩玩枪的小男孩。”爱德华·卡斯特罗之所以加入第95来复枪团，是因为他“太羡慕那些人帅气的外表和他们的绿军装了”。历史上，很多士兵是为了金钱而参加战斗的，但他们丝毫不会为此感到羞愧。锡德纳姆·波因茨(Sydnam Poyntz)曾参加过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内战，他总是改变立场，哪一边有益于他，他就站在哪一边。他可怜地说，他多次给在家中的妻子寄钱，妻子的所有开支差不多都是自己在国外挣得的。相反，也有一些士兵坚定地为自己的信仰而战。尼希米·华顿(Nehemiah WhaIton)，这个从伦敦的学徒起家最后当上国会议员的中士，有着强烈的清教徒信仰，正是这种信仰激励着他和他的战友们去劫掠那些他们认为是属于“天主教徒”的房屋，以砸碎被玷污的玻璃窗和焚烧祭坛栏杆的方式去“纯洁”教区的教堂。

不管一个人以何种原因去应征，他最初的战斗经历都是令人惊骇的。正在准备海湾行动的美国中尉亚历克斯·沃纳(Alex Vernon)承认：“我对这项任务束手无策。我无法摆脱它。我只想哭。”然而，一旦行动开始，他却应对得非常好。面对那些因距离过近而不便用他坦克上的主战装备实施攻击，又因掩护得太好而不便用他的机枪去打的伊拉克地堡，他对驾驶坦克的战友说：“‘打它的地堡，雷诺兹！冲过去！’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撞击。”丹尼斯·瑞茨，南部非洲的一个波尔突击队员，第一次征战沙场时因为无知而受到惊吓，当他第一次亲眼目睹死亡时。“那苍白的脸色和直钩钩的眼珠”令他毛骨悚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尽管我曾设想过战死沙场的尊严，但是现在，我亲眼目睹了它的恐怖。”

大多数士兵发现，长时间集中注意力造成的紧张最终将使他们意志消沉。1918年3月，随着英国军队在德国春季攻势的压制下节节退缩，二等兵冯·诺克斯(Fen Noakes)命中注定要经历彻底的筋疲力尽。“我和其他人跑出一段距离”，他说，“然后，伴着一种对全部工作的厌恶之情，我放慢了脚步。我真的不关心事情将如何发展。”越南战争中的一个美军步兵班长约翰．杨写道：“失败对你来说只是迟早的事”，“你迟早会认识到惟一现实的选择只是生存下来。战争燃尽了我们所谓的文明的虚饰。向你展示最近这一万年与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战争中，也有一些人成就斐然。汤姆·德里克(Tom Derrick)，一个澳大利亚步兵军官，在1943年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①。他天生是一个战士，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离开战场后。面对日军的强势，他的连指挥官想把问题提交给上级指挥官。汤姆·德里克对他说：“指挥官，只要给我20分钟，我就能拿下那地方。”后来，他被猛烈的机枪击中。面对死亡，他镇定自若：“我被击中了，我想我要死了，我被击中了要害。”他坚持让其他的伤员先撤离，而他则在第二天离开了人世。

有时候，士兵们憎恨他们的敌人。参加过法国宗教战争的布莱斯·德·蒙吕克(Blaise de Montluc)曾夸口说，他走过的道路可以用绞死在树上的尸体来铺垫。他的同代人弗朗索瓦·德·拉·诺(Francois de La Noue)痛恨战争，主张铭记骑士风度，因为“那些以战争为业的人们就可以学习并效仿这种高尚的行为，从而避免残酷的杀戮，避免那些因为不知道或不愿知道如何克制仇恨而导致的无知行为，而这些行为多数都会造成恶果。”对于英勇善战的对手，索克人的领袖黑鹰“有一个好主张”，他宣称，“用手殴打他将会给我带来愉悦。”

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俄国士兵承认，他一直怀疑有关德国人暴行的传言，直到他踏上收复的俄国领土才发现那是真的。后来，“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德国人身上发泄我们的仇恨，甚至对那些自称是反对纳粹的人也是如此。那些方式，我想起来都会战栗。”查尔斯·乌普海姆(Charles Upham)，仅有的三位两次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之一，认识到对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仇恨已经成为他所取得的成就的一部分。他说：“我恨德国人！”唐纳德·伯吉特(Donald Burgett)，1944年冬到1945年冬的凸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在美国伞降步兵团服役。在他眼中，敌人就像是抽象的物体：不是你先杀死他们，就是他们杀死你。然而当他遇到被另一个出手很快的美国人击成重伤的德国人，伯吉特很恐惧。他不敢击打那个德国人的脑袋，虽然他曾经多次这样做过。德国人那张乞求的脸时常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他眼前。

有一些时刻是令人兴奋异常的。查尔斯·温多尔夫回忆说：“当你在骏马上驰骋，你感觉到自己仿佛是某个人……你是一个拥有辉煌战绩的部队的一员，你为战斗或游戏做好了准备。”卡瓦利耶·默瑟尔(Cavalie Mercer)曾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过皇家骑炮兵团的炮兵连，他这样描绘击退法军进攻时那种彻底的愉悦之情：“我陶醉在胜利中，我大声叫喊‘打得漂亮！’‘打得漂亮！’”不过，他也为自己的一个战友被加农炮击中而深感沮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可怜的小伙子被击中时的尖叫声……那种惨叫已渗透我的灵魂。我为此而谴责自己给他带来了不幸。”

事实证明，在伤痛中挣扎所造成的恐惧要大于突然死亡的打击所造成的惊恐。1810年，爱德华·卡斯特罗因为膝盖受伤而被撤离到葡萄牙的医院。他写道：“天气十分炎热，严重影响到我们伤口的愈合。”“医生缺乏，伤口和绷带上都长了蛆。每次取下绷带，都会带走腐肉和蛆。”他最后用“往伤口里注射橄榄油”的方式治愈了自己。1944年，就在巴斯通(Bastogne)的外围，唐纳德·伯吉特的一个战友被击中肚子。伞兵们一边等待着把他撤离，一边在破烂的雨衣上把他露在外面的肠子堆起来，尽可能做了清洗，然后将衣服撕成带子把他的肚子绑起来。

幸亏并非所有士兵的记忆都是关于战斗的。他们的回忆中，有一大部分与食物有关。尽管岁月流逝，但不同时期军队的饮食明显具有相似性。一个18世纪英国第68步兵团的士兵清楚地记得面包、干酪、牛肉和猪肉的定量，这种情形与拜占庭军队把“双面烘焙的硬面饼”(double baked hard-tack)作为主食、美国内战中和水一起制成的玉米餐——“玉米饼”、俄国军队的卷心菜汤和荞麦粥，以及美国军队的“油腻的、粗糙的、没味道的”K定量十分相似。

士兵们也有感情特别脆弱的时候。当约翰·贝蒂，一个美国内战中联军步兵团的军官，沉浸在对“他的乡间小屋，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思念中时，他发现，“那些他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古老而美妙的福音歌”能够给带他安慰。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士兵描述了在埃及吃到的美味食品，但他又补充道：“我宁愿回到英国老家，不管天多冷，都从早到晚地站在购买食品的队伍中，只是为了能够从那一点文明中再次听到古老的英语。”

战争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参与其中的人们。“我自私地从战争中回来”，亚历克斯·沃纳说，“世界掠夺了我，而现在它欠我的。”查尔斯·乌普海姆回到农场，避开了荣誉的光环。他说：“我不希望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与别人不同”。一些老兵发现，他们与其他士兵——即使是那些他们曾与之作战的人——的关系，要比那些和他们没有共同经历的平民更近。冯·诺克斯认为，如果“那些有作战经历的人……战争双方的人走到一起，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会达成完全一致。”军人们经常把最美好的时光和最糟糕的时光联系在一起，即使那些糟糕的日子留给他们痛苦的回忆，这些日子却让他们永生难忘。这些时光被记录在这些书页里，字里行间都值得我们关注。

理查德·霍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