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涸的渔网仿佛落在远处海堤上的枯叶。海浪起起落落，冲刷着水边那灰色的礁石。夕阳炙烤着那一排排石屋，还有那城堡矮墙，留下倒影在海面上随波起伏，我们缓缓地畅游其中：在深处绿色的鹅卵石上，彼此的身影与光影水乳交融。
迷糊中，我看到安妮正缓缓地沉入海底。她挣扎着，渐渐下沉，乌黑的秀发贴着嘴唇，就像水草一样。她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
我惊醒了，心里是那样痛楚，无法动弹。安妮，我亲爱的。
莱斯博斯的莫利沃是一个建在悬崖上的小镇，房子都是灰色的石屋，最高处有一座城堡。我记得那里有一个鹅卵石拱廊，给人的感觉冷冰冰的，还爬满了紫藤。清晨，我坐在阳台上俯瞰雾霭蒙蒙的蓝色港湾，一边喝着土耳其咖啡，吃着肉汁甜美的桃子。我看到了陶土做的烟囱项管，还有白色的钟楼。一户人家正在将圆锥形的乳白色奶酪晒干，院子里还有一堆堆油渍渍的羊毛，褐色的、白色的、黑色的。送灵队伍路过，牧师们留着胡须，身着黑袍，吟唱灵歌，摇曳香炉；一个主教身着绣袍，抱着一个嵌着金叶的小箱，里面是守护神的头骨。月亮升起来，一只公鸡和它的母鸡伴侣们俯身卧在一堆橄榄木上，睡着了。
那天清晨，天气很热，我还在屋子里睡觉，而安妮却在清澈的海水中丧生了。渔民猛拍她的脸，用绳索把她发胀的尸体捆住，从渔船搬到海堤上。我至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她死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家希腊小餐馆一起吃饭；坐在高高的阳台上，享受着吊灯柔和的光影以及罗勒花的芬芳。远方，正在打捞的渔船掠过黑暗的海面，灯光好似滑行在水面上。我们正下方的阴影处，一只小划艇挂起了灯笼，船头立着一个手握渔叉的男人身影。划艇在水面漂移，远离海底清冽冽的石头，留下的不是尾流，而是灯笼跃动的倒影。侍者给我们端来圆鼓鼓的沙丁鱼和银鱼、干瘪瘪的橄榄以及撒了胡椒粉的油腻腻的白奶酪。我们一时无话，用力嚼着粗劣的黄面包，小口喝着冰冷的海岛红酒，还把沙丁鱼的灰色碎片都捡起来放进嘴里。沙丁鱼的眼睛白白的，小小的牙紧闭着。脚下，一群瘦弱的猫匍匐着，眼盯着我们。
我们发生争吵，她哭了。我曾和一个邻居(是个渔民)上了床。好吧，这是事实，可根本不能说明什么啊！我对他厌恶极了，一股死鱼、汽油、烟草、臭汗味。我就是个娼妇，让她恶心，再也不愿意看见我了。
然后，她离开了。我独自坐着，继续吃我的奶酪和橄榄，还把酒也喝光了，一滴不剩。此时，顶着船头的那片灯光，那划艇已驶向远处港口的环形防波堤石，堤石好似是下沉的弯月。
我打开台灯，借着灯光观察一只番茄，看它溢出的金黄色籽儿；看那一碟芸豆；还有像玻璃一样透明的白葡萄酒。酒使我的嘴巴和喉咙一阵发冷，孤独感却也因之释然。我吃力地咬着亮闪闪的芸豆，嚼着那一大块儿白乳酪和切开的番茄，还有蘸了番茄汁的玉米面包。食物固然是好东西，但酒是蒸馏过的阳光，它才是人生。
在这些最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翻阅以前的文稿，想在撒手离开它们之前，重读每一篇东西。我连续数小时坐在窗前的阳光里，读着读着就昏昏欲睡。我以前保存了不少信件，还有一卷卷铜凹版手抄诗，有的字迹已模糊不清了，是波德莱尔、叶芝、艾略特、兰波、卡瓦菲斯的诗；有搔首弄姿的照片和素描；有纪念品、干花、卡片；还有街头笔记，街名早忘了。这为数不多的文稿是我唯一愿意留给后人看的，以此证明我的生命轨迹：我并不只是现在这副干尸样的躯体：裹着一袭黑衣，连床都是租来的。
墙上那幅沾满灰尘的odalisque油画是我的。房东太太可以留下它，只要她不反感。那是我巴黎岁月的纪念，“一个淫荡的女子”。画中的女人依然身材颀长，雍容华贵，躺在床上仿佛凝固了一般，烛焰亲吻着她的身体，拉长了她的影子。她戴着一条琥珀项链，大腿上方阴翳浓密，身旁放着一只绿色的小瓶和一支蜡烛。此时，她正在啜饮高脚杯里的葡萄酒。
我又倒了一杯酒。
马塞尔死了，这幅画就是他的作品。我仍然还活着，而活着的人没有谁记得我了。我倒没觉得他有绘画的天分，他还酗酒吸毒。我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倒在光秃秃的床垫上，面色惨白，形容枯槁，冰冷的血、尿液和呕吐物沾满了一身。我给他擦身，又给他更衣，还把那些脏衣服全部洗了，挂在房间各处晾干。不仅如此，我还找人要了些骨头和捣碎的蔬菜熬了汤，一口口地喂给他喝。是我对艺术近乎病态的热爱。最后我还是离开了他，只拿走了那幅油画。
我的第二任丈夫汤姆是一名记者，40年前在欧战爆发前他把我带回了墨尔本。那时我们住在郊区，常在炉边喝茶、吃红枣司康饼，还在茶树下野炊。我记得，黄昏时分，电车驶向那些木房子浴室，平缓的海湾披着红霞，街灯初上，与夕阳交相辉映。后来，汤姆在几内亚被枪杀，我却继续活了这么多年。一生中，我曾经有过那么多的男人，多少事都历历在目。可是为什么要记住这些呢？
我时常看见一位老人独自在街头踱步，步履蹒跚，长得像我的汤姆。他的头发是那种黄白相间的颜色，长长的，直垂到他皱巴巴的脖颈处。他留着凌乱的灰色胡须，花格呢上衣搭在肩上，不时地从衣兜里拿出本子写些什么。路人不解，盯着他看。我也同他一样，踯躅在寒风阵阵的街头，一面做着笔记——墨尔本以前总刮风吗？——我的记忆力不行了。我很想知道他写的什么，家住哪里。没办法，只好自己画他的房间、火炉、饮水槽，还有他的床。我看到了窗户里落地灯的灯光。
战后我坐船重返欧洲，那些曾经的繁华城市到处是断壁残垣。忧郁的巴黎。我需要钱的时候就出去工作，旅馆、餐厅和酒吧。我拖着日渐衰老的身体四处漂泊，渐渐地精神委顿，心如死灰，也厌倦了诡谲复杂的爱情。陪伴我的唯有孤独。
我已记不清何时以及为什么要回到墨尔本来，在城里四处漂泊，直至搬到此处。我在这间屋子住得太久，已离不开了，一如我离不开这具老迈的皮囊。
屋里的垂直推拉窗朝阳，挂着灰色的网兜，结着灰扑扑的花彩蛛网。我早先在齐肩膀高的地方钉了一个袋子放糖果。我习惯于大白天把天花板的吊灯开着，直到大半夜，拉窗最上方的玻璃却是金色的。金色的光。那玻璃与四壁的镜子交相辉映，映出我的模样。地上是打过蜡的木地板，方形地毯已磨损得不像样子。四面的墙上贴着有蔷薇图案的壁纸，盥洗台上放着饰有花卉图案的水罐。屋里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摇椅，一张沙发床，上面铺着杂拼花布的被子。墙上还有一幅装帧精美的裸体画像，以及多面镜子。壁橱上镶了一面椭圆形的镜子，里面装得满满的：我的黑衣、铜制燃油炉、大瓶葡萄酒、咖啡、蜂蜜、面包和糖。房东太太帮我购买各种日用杂货，上帝保佑她。她会给我端来一锅热汤，锅已锈迹斑斑。心地善良的女人，就是爱唠叨。
浴室和卫生间在走廊的尽头，有点远。我用的是陶瓷便壶，上面绘有玫瑰花蕾。为了尽量不弄湿掀起的裙摆和地毯，我蹲下屁股，贴在冰冷的便壶边缘。每天早晨，我得蹒跚地穿过昏暗幽深的走廊，伸直手臂提着便壶到卫生间，里面的秽物荡来荡去。我一周会在某个晚上洗次澡：胆战心惊地站在小小的浴缸里，下身、腋毛、稀疏的头发以及阴毛处都抹上肥皂，膝盖一直颤个不停。温热的水流冲在身上，轻轻拍打着骨节楞楞的双脚。我赶紧擦干身子，重又穿上衣服。我可不能感冒啊。
我啜饮着杯里的最后一点酒：头就像在燃烧一样。我站在镜子面前，小心翼翼地脱下黑衣：乌青的骨节和血管上，那根项链光彩夺目，身体却已佝偻变形，附在骨头上的肉体仿佛就像抹在裂开的灰泥上剥落成网状的油漆。柔弱顺从的女人啊，就像是那嵌在琥珀中的蜜蜂，我们又有多少人会相信自己有朝一日将沦落至此呢？我熄灭了所有的灯，黑暗中，费力地爬进冰冷的床单里。
我已厌倦了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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