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惜重金延聘名师
在晋商的家族教育中，晋商族人除了亲教子侄外，有条件的家庭，还专门聘请有一定影响和威望的人担任塾师。明人张四维的《条麓堂集》中记载蒲州商人徐时望，当其子尚年幼时，他便“为之延师授业”。汾阳儒侨陈氏家族的十三世陈瑞拱，靠经商起家，拥有一定的资产后，便十分重视“延师训后”。灵石巨商王氏家族的族人王钦让，生平勤俭朴素，“衣服饮食均不染豪华气习，本族十余家子弟，代为延师课读，才具平庸者，送入自己商号斓习生意”。生活富裕后，不是追求生活的奢华，而是为家族子弟延师课读，可见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太谷县武家堡人杜如椿，常年在塞外经商，不能亲教子侄，于是便为子孙后代延请专人进行教育。代州商家冯氏家族的冯实君，“延师课子，风雨不辍”。同治《河曲县志》对河曲县人常怀礼，有如下的记载：“始而业儒，孝友成性，继而服贾，信义孚人。踪鲍叔之宏通，慕弦高之豁达，贸易中，罕有其人……至家道蒸蒸，田园滚滚，其由贫致富，由困及亨……承先固，笃启后，尤勤重道崇儒，尊贤取友，为子侄辈延师课读，不惮千里之遥。”可以看出，常君作为一个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商之人，是非常注重为家族后辈延请教师的，甚至不惜财力。
或许是追求良好的家庭教育效果，或许是由于财力的支持，明清时期的晋商在聘请塾师时，尽量选择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和文人。介休商家温氏家族的温勤斋，其族谱中记载说：“子孙率皆勤业，而尤雅爱斯文，必延访名师以成其学。”猗氏县人张映斗，爱好读书，但因为家贫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出外经商。也许是自己放弃学业的遗憾，也许是在经商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体悟，在经商致富后，他毅然决然地“延名师教子侄入庠”。太谷县敦坊都商人温忠善，民国《太谷县志》记载他：“经营筹划，不以顷刻废学，延名师于家，课弟侄，皆有成就。”常氏家族的族人常维丰，“尝延名师为子侄师”。还有代州冯氏家族的性初公，为了“克振家声”而注重“教子读书”，族谱中记载他：“名师良友更招致，不少吝惜。”也由于尊师重教，他受到乡人的推崇。平遥商家冀氏家族的宗谱中记载其族人最堂公：“建凤鸣书院城西别墅，择族人颖秀者弦诵其中，所延师皆通籍明儒。”此处的“通籍明儒”，指的就是学问造诣很深的儒士。
近代驰名中外的书法家赵昌燮，出生于太谷城内一个富商家庭，幼年在家塾读书时，其父聘请定襄梁一斋和盂县史卓如两位先生为其授业，这两个人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学者。太谷巨商曹氏家族的最后两位塾师，一个是文水县的乔汝衡，清朝拔贡；另外一个是文水县的苏尚宽，是清末举人。自然，这两位先生都可以算得上是当地有名的塾师了。据《榆次教育志》记载，清末民初，榆次北田镇富户侯对庭和聂店村富户王文洲先后聘请常立范、郝维藩等为塾师，教授自家子弟。而常立范、郝维藩在当时更是山右有名望的学者。
为了能够聘请到一些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晋商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而且，对待塾师礼遇有加。
代州冯氏家族的寿山公，族谱记载他说：‘‘逮长，从祖父贸迁秦梁间，训子业儒，多方启迪，隆师亲友，供意备至。”这里的“隆师”，即是指对塾师的礼遇和尊重。“供意备至”也体现了对塾师的照顾周到。而这一切，都需要一定的财物作保证。介休商家温氏家族的温绍周，其族谱记载他：“凡事省费，惟读书一事，绝不吝惜。”温公在生活上艰苦朴素，而唯独在读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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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晋商在中国商业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空前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那段令人激奋和无奈的岁月，只留下斑驳的记忆和深深的叹息。如何重拾昔日辉煌、重振晋人精神，如何改变百年封闭思想、形成晋人与时俱进的理念，如何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实现文化强省，如何改变外界对山西的偏见、重塑山西的时代形象，成为当代有识之士急于破解的难题。
在国家日益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背景下，正值山西省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历史机遇，2008年初夏，时任山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荆作栋以敏锐的市场把握和独特的文化视角，结合晋商出版物的现状，将晋商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作为出版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提出做一套能全面展示晋商文化图书的出版思路；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晋商研究，曾先后出版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相关论文二百余篇。鉴于此，张沛泓、杨文两位编辑在多方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合作，以《晋商五百年》丛书的形式，将近年来晋商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以通俗和生动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在深入思考和集思广益之后，决定全力以赴做好这套书。相信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晋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更好地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需求。
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晋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粗具规模，其研究的外延亦不断扩大。《晋商五百年》丛书主要从经营行业(盐商、典商、票商、茶商、粮商等)、会馆、家族、教育、公司、建筑、经营、镖局、走西口等方面，对晋商现象进行概括性捕述，基本可以反映出明清晋商的全貌。在本丛书的各分册中，对晋商饮食起居、书法戏曲、官商关系、社会公益以及特有的商业习俗等也都有所涉及。
《晋商五百年》丛书十四册的编写历经五年有余，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各分册作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丛书作者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和体育学院研究晋商学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分别从自己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对晋商现象进行了介绍。在五年多的编撰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和作者两方多次探讨，反复修改，几易其稿，达成共识；特别是在丛书整体的文字表达上，尽量使用通俗的描述语言，并配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的“延伸阅读”，让各册内容更加丰满，知识涵盖面更加广泛。在此，对各位著作者的辛苦工作表示敬意。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委主任张沛泓、项目部主任杨文在本丛书的论证、策划、立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成书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在此对她们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各册责任编辑为使图书更加美观形象、内容更加生动丰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拍摄了大量图片，下了很大工夫，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山西教育出版社美术编辑刘志斌在丛书的装帧设计、正文图片的统筹和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对山西教育出版社相关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辛苦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本丛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和研究同仁的研究成果，但囿于体伽和篇幅限制，不能全部一一标列，在此对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由于本丛书有的分册是师生合作编撰，其中在结构安排、行文内容等方面还有一些尚需斟酌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指正和谅解。
刘成虎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未曾消逝的风华
(代序)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热土。距今180余万年前，山西匼河西侯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原也因此成为大唐帝国的北都。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维、柳宗元、狄仁杰、河东裴氏……一个个镌刻在青史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太宗的铁骑踏过黄河，刘汉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盛极一时的河东文化似乎真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化名人匮乏，山西的文化凋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时代变革、文化演进的浪潮中，山西扬弃旧腐、推陈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变迁方式。17世纪以降，在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兴衰至为重要的因素。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利之辩中无法自拔时，被梁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发”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纵横捭阖五百余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凭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他们栉风沐雨，远渡重洋，北至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南抵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大阪、横滨、仁川，西涉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务涉及盐、茶、粮食、布匹、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创造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我们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循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瀛，到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崴收集相关史料。大家无不为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金融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交易费用，但他们并没有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等古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去，掩映在夕阳余拜中的是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还有那商号店铺的门帘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的流苏。熙攘而恬静，喧嚣而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上的错觉。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票号柜台上眼镜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亮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传说。发现故事讲给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会集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及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者，捃摭多年研究成果，从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号、镖局、会馆、家族、大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通过点滴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明清时期山西民间重教兴学的风气和广大士民对教育的热心，为晋商的成长和崛起提供了一定的沃壤，晋商“弃儒经商”的经历以及经商以后对儒学的倾心，尤其是晋商以传统伦理道德指导其经商行为的史实，都表明晋商是从传统文化教育中走出来的一支商帮，传统教育对晋商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郭三娟的《晋商五百年(崇儒重教)》是从教育的视角对晋商的追踪，试图追随着晋商成长的脚步，寻觅被人们忽略的晋商教育在晋商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作用、晋商对山西传统教育的积极参与及对山西近代教育的促进作用。全书以翔实的史料，展现晋商重教崇儒的传统，说明晋商能称雄商界的文化背景，从世人相传到家谱记载，从文人笔记到院落文化，无不透露出浓厚的儒学情怀；从自设家塾、亲教子侄到出资兴办学等，无不彰显着文化气息。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晋商崇儒重教的传统和晋商教育的作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传说。发现故事讲给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晋商五百年(崇儒重教)》编著郭三娟会集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及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者，捃摭多年研究成果，从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号、镖局、会馆、家族、大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通过点滴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