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朔创作的《农民何谓》从20世纪50年代谈起，将60年分为“天人”、“公私”、“国家”、“今昔”4个时段，以北司徒村为据点、以时代关键词为篇，集中讨论。看似无心又独具匠心，这样的章法，时代特点一目了然，臧否和见识也自在其中。行云流水的写作，如同一幅素描简笔画、一部当代农民的微历史，将“农民何谓”这一难题庖丁解牛、化繁为简。这幅简笔或许没有那么完满，但它真实鲜活，有留白才有余韵。

不了解农民，如何理解中国？

倾听中国最后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声音！

一部当代农民的微历史！

《农民何谓》以作者司徒朔与自己的农民父母的一场绵长而深入的对话切入，紧紧围绕于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和一个平凡的中国农村家庭近60年的风雨历程，从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等最为日常的话题进入，以每一个时段中国的巨大社会变迁“呼应”，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中国最为底层的生活画卷，与那鲜活的生命历程。

自序

城与乡

引子村庄

天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期）

死亡

饥饿

半个地主

留下

河

食物

生活

公私（20世纪60年代中期—1977年）

生产队

“文革”

结婚

社队工业

新房

国家（1978—2000年）

粮食

镶牙

倒驴

生男生女

电视

嫁女

大学

今昔（2000—2012年）

病

信仰

偷窃

丧礼和婚礼

土地

后记

语言，是有黏性的。

我至今把乡政府叫作公社，把村委会称作大队，甚至提醒儿子该去上幼儿园了，“育红班”这个词儿有时还会先在脑袋中转个圈儿。这么土的人，固然属于极品。可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的影响之深。

前文写过，如果公社是总部，那么大队是事业部，生产队则是分公司。普通农民，是生产队的员工。我好奇的是，生产队是怎样运转的呢？

北司徒村，共一个大队，九个生产队。其中张北司徒占据三个，即一、二、三队。我家被划入了二队，我爸做过这个队的会计。

爸爸：“队是怎么分的呢？划片儿。街南街北，这么分。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我：“每个队多少人？”

爸爸：“每个队那时候一百一十来人，村子小。现在说不清，一共八九百口，没以前那么准。”

生产队的概念，如今依旧在。只不过它有些徒有其表，唯一的功能，也只是在分配土地时利于协调。反观当年，它的建制相当完备。核心管理团队如下：

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会计，一人。保管员（负责仓库），一人。出纳（负责现金），一人。把式（正把式赶大车，副把式负责犁地等），正把式一人，副把式四至五人。饲养员（负责骡、马、牛等的照料），二人。

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晨起，人们吃罢早饭，开始三三两两向所属队的集合点聚拢。这个松散的“上班”行为，有一个金融专业的名字“上市”。看人头攒动，队伍整齐，队长和会计等开始分配工作：你们去种瓜，他们去种豆。

等等，是不是该有个准确的时间点儿？其实没有，生产队里连块表都没有。不过当时人似乎很自觉。究其原因，无外乎领导严格，工资计件，人也本分。

夏天，稍有例外。因为天太热，人也要午休。早晨，可以日出而作。但中午，则有些不可捉摸。几点出发，全在领导者的掌控。一般估计，应该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负责人敲响大钟通知人们上工。

爸爸：“估计三点来钟，差不多都到了。男男女女，好几十口子。再去干活。”

妈妈：“去了先不干活儿。干吗呢，抽烟儿。这叫查头（音，也可能是‘茬头’）烟儿。”

爸爸：“什么叫查头烟儿呢。就是都来了，看看是不是人齐了。齐了之后，咱坐一起商量下，干什么？怎么干？然后才干活儿。”

我妈说完这句话，利索地点着一支烟。她们这一代的北方农村妇女大多是烟民。往前看，小脚老太太，并不会驾驭旱烟袋；往后看，新潮摩登女郎，也不会轻弹纸烟卷。我想这个查头烟儿，可能是主要促成因素之一。

爸爸：“一个好‘把式’，可了不得。那时候种地，讲究多了去了。比如三清。”  我：“什么叫三清？”

爸爸：“什么叫三清呢？就是耪地，三下儿，把庄稼周围弄干净了。”

耪地，用锄。锄的外形，像大号儿的铲子。只不过锄头倒转，朝向使用者。锄地之时，人弓腰塌背，倒退而行。锄头铲起一层薄土，斩了草也除了根。因为要借太阳暴晒提升效果，才会有“锄禾日当午”。

爸爸：“干活儿，人家还讲究步伐（方言念作chɑ）。割麦子的时候有分工。前边儿，是打腰儿的。后边儿这个，你这一步儿，就是割一把。然后几步儿，刚好够一捆。还得负责拾铺儿。你差了不行。”P76-78

爷爷：“北京人好，天津人不行。”

我：“怎么呢第”

爷爷：“北京人，对谁都客客气气的，说话，里边儿一个脏字儿都没有！”

我：“天津人呢第”

爷爷：“天津人第你要是门口种棵树，天天有人来给你浇水。”

我：“那还不好第”

爷爷：“开水！”

说到“开水”两个字，低头抽烟慢条斯理说话的爷爷，突然坐直扭过头来。我笑得都没能看清他的表情是否也像马三立。这成了我关于城市的最早启蒙。

多年后，我到北京上大学。先坐汽车抵达赵公口长途车站，又改乘公交来到了著名的交通枢纽西直门。那时它还是大圆盘造型，桥侧拥挤着一排排的小公交。售票员流利地叫着“……华……大颐和园了，……华……大颐和园了”。北京人习惯性的快语和吞字，让我犹豫了很久才爬上了一辆汽车。坐等发车之际，不知道因为什么两辆小公交发生了冲突。一位售票员站着扒着车门，另外一位则从窗户中探出头来，京骂犹如滔滔江水，流淌在古都的街道上。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又欣喜得喜笑颜开：原来北京人民也不那么“文明”啊第

再之后，在号称人文之地、科技摇篮的中关村，我又领教了更为纯朴的骂声。两位衣着光鲜的女士过马路，一辆汽车抢行，擦身而过。其中一位，对着远去的车尾发射出一句“抢孝帽子呢吧！”另外一位，箭步上前，补射了一句“急着去投胎呢吧！”我不禁感叹：真乃传神之作！

我爷爷的评价，有些不靠谱了。可北京是让人亲近的，起码对于我这种进城农民而言，的确如此。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第大概它来自文化的黏合力。脏话里寻找传统，颇有些礼失求诸野的感觉。京骂的博大精深，里边蕴藏着无数的传统思想。披麻戴孝，是儒家礼仪；六道轮回，是佛家用语。两句骂人话里，儒释道已经暗藏其二了。

但北京又是有距离的。它来自哪里呢第我的一位朋友常说，你看首都的街道，那种宽阔里有一股皇气。我觉得有道理，因为一般人哪会把路修得这么没人气呢第还是在京骂里找找吧。在我家乡的土话里，最恶毒的三个字是“私孩子”。北京话中类似的说法是“丫挺的”，它是“丫头养的”的连读。这自然是老爷公子们的杰作。

所以，很多人喜欢北京，因为它浸透在传统农耕文明中。至于有些隔阂，那多来自官场文化的熏染。而人们对于上海和天津的偏见，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工商文明的排斥。

我服膺一个判断：本质上，中国人都是农民。所以，不了解农民，你就不能说理解中国。

爆竹大概最怕过年，一要殒命，二要挨骂。

写下这几个字时，适逢春节。我在村中，一边享受着清夜扪心的安宁，一边听着微博上来自城市的“炮声”。我的同事，一位大V写道：“这个点儿还放鞭炮的人没孩子，我说的是双关语。”

我喜欢鞭炮，但限于农村。大型的产品，为祭祖而燃。天阔地平的旷野，一声轰鸣，或是一串的爆裂，是无法替代的情感宣泄。炸药的含量，随着人们的钱包在膨胀，可当它可以用斤来计数时又能如何第乾坤之内，那不过是个小叹息。天地之大，人生之短，感受更清晰而已。小型的产品，为祈福或游戏而放。划地而建的院落，几声脆响或是一阵的喧嚣，是静中求动的气氛调解。它不会过大，也不会过晚出现，因为放炮的人要自避其扰。

……

我决定和我爸我妈聊聊，说说那些陈年旧事。

交谈之中，我爸经常笑起来：“现在再说这些，就跟说古一样了！”他没吞字，的确是“古”。可这个“古”其实一点儿都不远，就发生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则经常感到惊诧，原来很多事，都与所谓的“常识”相反。

发现了什么呢第

1958年，当地是大丰收，隔年人们却开始挨饿。我爸的肚皮饱受煎熬，但我妈却说她能吃上大米。  生产队，其实很民主。队长和会计，需要面对一年一次的“海选”。可它并没能刹住“吃喝风”。

“文革”中，我爸成了“红卫兵”，对自己的揭发行为，他懊l每不已。可混乱中，经济依旧在发展。

改革开放，我想当然地认为制度之变，是个发动机。我爸妈却坚持技术条件的改善，才是农业进步的根源。

宗教信仰，被看作寻找内心支柱的路径。可在农村，它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遭遇了最朴素的质疑：圣水能灭害虫吗第

得知我所做的事，有朋友说，你在做口述史。我觉得谈不上。记忆，大多是靠不住的。而历史，需要确凿的时空位置。因此，我只能力图去还原一些事情。如果说历史是棵大树，我不过是捡起了一片树叶而已。

又有人说，你把它写成一部农村发展史。实话讲，我没这么大野心。况且我向来认为，“农村”这个通称下，实际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读上一本《乡土中国》，就以为了解了中国农民，是无知的自大。如果说农村是片林子，我不过是围着其中的一棵树转了几圈。

还有人说，你这是在揭伤疤。我不回避苦难，也并不掩饰自己对农民的偏护。因为我觉得，那些大的社会变动，像极了抡圆的鞭子，鞭梢儿打人最疼，而农民就处在这个末端。可我也绝不会隐藏农民的缺陷。莫言在《红高梁》里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我的家乡，在当地也被称作东北乡。

其实，我就是想和父母聊聊天。他们享受着老年生活的安宁，也品尝着儿女在外的寂寞。陪他们吹吹牛骂骂街，顺便了解一下何渭农民，不是挺好吗第

我爸说：“操他娘，你知道这一辈儿人是怎么过来的呀第！”

我的确不了解。

拉拉杂杂，写了几十年的事情，琐碎的像是一堆石头子。

这里的文字，我是没信心的。因为事关自己，难免失去判断力。于是，书稿初成，我把它发给一个朋友。看完之后，他说，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我一时难以回答。做事情，找个宏大的理由，才显得有意义。起码制造点儿“位卑未敢忘忧国”、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感觉。细究起来，我则要私利得多。

写这本书，是因为感到父母的确老了。钢筋水泥里，没头苍蝇一样的东奔西跑，我忙着所谓的“事业”。也因此，与父母的见面机会，被调整为了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计算。每次拿起碗筷，吃到家庭菜，狼吞虎咽之际，都会瞥见爸妈脸上的皱纹和头顶的白发。2013年，我妈周岁年满六十了。我想给她和父亲整理点儿记忆。

至于我自己，写字纯属副业，或者是兴趣。什么事儿一旦成了工作，就会索然无味。但业余爱好，则似乎相反。身处电视行业，我深感它的浮躁。苦思积虑的策划会，争分夺秒的制作机房，大呼小叫的播出线，让人刺激，也让人疲惫。与之相反，写写字会给我难得的安静。古人说静能生慧，我不敢奢望，只要有内心的平和就好了。这个年代，成功易找，沉静难寻。这大概就是无用之用吧。

如果非要找出一些抱负来，应该是我想尽可能的展示一下农村和农民。曾经看到个节目，被称作是“精品”。主持人满脸的道德崇高感问一位农民，怎么会非要生个儿子？其实这样的例子，打开电视处处可见。它一方面来自无知，另一方面来自缺少设身处地的理解。其实于我何尝不是如此，经常的感觉，是号称社会的嘹望者，其实最缺乏对于社会的了解。大部分情况下，言而无当，比言不由衷伤害更大。所以，我就从身边了解起吧。也希望能够给别人一点儿启发。知道，是理解的前提。

还是要强调的是，此地非彼地，这仅仅是华北农村的一个代表。不甄别这一点，恐怕会产生许多误导。当我把书稿给几位朋友，让他们指正时，我感触尤其深。来自江苏的段德峰，告知我他家乡的村民已经大多移居市内，长三角的城市化进程显然要快于其他地方；湖北成宁的孟亚凡，家乡处于丘陵地带，多为小规模的自然村，他说想写一部有关南方农村的书；而从江西三清山走出的周青丰，阅毕之后，他询问我是否有意去他的家乡买地种菜养鸡，那里的居民在从山谷向村镇中心汇聚。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守着绿油油的山。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很多涉及的人物，我都以“某某”替代，是因不想给人增加烦恼。很多事情，也会考虑到个人隐私，有些语焉不详。我只能说力求真实，尽量不回避。疏漏之处，敬请原谅。

书能付梓，有赖于家人、同事、朋友以及师长，给予的各种鼓励和支持。名字不一一罗列，在此一并感谢。

罗振宇

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

吴稼祥

这是一部家常话的当代农民史记，或岁时记。故事发生地，是大时代的小村庄，幸福来得慢，灾难来得也慢，当然不能幸免于难。土地终于不再是束缚，但也没有带来幸福，于是人土分离，农村空心，我们会迎来一个没有农民的时代吗？

王锡锌

本质上，中国人都是农民。不了解农民，就不能了解自己，就不能理解中国，也很难在天与人，公与私，今与昔，城与乡的穿越中，安顿我们不安的心灵。

司徒朔

我不回避苦难，也并不掩饰自己对农民的偏护。因为我觉得，那些大的社会变动，像极了抡圆的鞭子，鞭梢儿打人最疼，而农民就处在这个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