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皇的日子(一个前中情局情报官的越战回忆录)》原著出版25周年纪念版！一部触动美国言论自由底线使作者深陷危机并引发法律大战的传奇读物。

美国CIA“荣誉与功勋奖章”获得者、前CIA西贡站高级战略情报高弗兰克·斯奈普现身著述，双料揭秘：越战大溃败和中情局内幕的标杆性史诗巨著，细节再现美国在越战中不为人知的仓皇时刻。

《仓皇的日子(一个前中情局情报官的越战回忆录)》由弗兰克·斯奈普著，讲述的是：1975年4月，美国在越战中已陷入“仓皇辞庙”的最后告别时刻，与北越和谈以建立南北分治政府被认为是最体面的结局。但是，年轻的CIA情报官斯奈普通过分析线报认为，北越政府已决心放弃和谈，将占领西贡。他将消息上报后，却遭到美驻南越大使和军方的冷置；无奈之下，斯奈普将消息透露给媒体，却又引来大片质疑。美国政府上下的错误判断，最终导致美军不得不在11个小时内狼狈撤离西贡，并将大量与美军并肩战斗过的南越盟友的命运交给了战争的残酷逻辑去决断……本书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谍报活动留下了一份引人瞩目而又难以违抗的圣约。

致中国读者

前言

25周年纪念版序言

上卷 阴错阳差临危受命

久别重归

序幕

审讯

停火之后

马丁领导下的使馆

对腐败政权的支持

中卷 山雨欲来风起云涌

临时决定的进攻

争取援助

战役开始

从北部撤离

灾难降临

首批撤离计划

岘港覆灭

逃出重围

芽庄失陷

下卷 地动山摇分崩离析

是打是谈？

无需撤离

总统府遇袭

能否谈判解决

毫无准备实乃蓄意而为

鸵鸟战略

空中撤离开始

加快撤离步伐

阮文绍退位

继续加速撤离

高层的幻想

放逐阮文绍

杨文明接任

首轮进攻

暮光之晨

日薄西山

夜晚

后记：两年之后

附：波尔加关于斯奈普获中情局“荣誉与功勋奖章”的推荐信

久别重归

在离开西贡一年之后，1972年我又回到了那里。当时北越的进攻逐渐江河日下，整个国家都在疯传和平马上就要降临。几十年来越南人民第一次敢于让自己有了怀揣梦想的奢望——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国泰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式客机终于要着陆在位于西贡的新山空军基地之时，我猛然意识到，自从1969年6月我第一次踏上越南这片土地以来，我们和盟国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在3年前那个闷热的下午，为了避开来自机场周边越共的地面火力，飞机左躲右闪、跌跌撞撞，勉强进入机场。而此时，飞机的最后一降则是一段悠长平缓的滑翔，飞机的下方恰好是因为难民涌人城郊而建起的一片片波浪般错落有致的窝棚屋顶；远处或青或黄的农田一望无垠，如同路易斯安那州的乡间景色一样安静而祥和。

使馆派来接我的越南籍司机还记得我，他引着我快速穿过航站大厅前的一群出租车和三轮车司机，登上了他那辆装有空调的雪佛莱。当我们的车驶出空军基地的主大门时，我瞥见了当时南越刚刚建立起来用以纪念美国阵亡军人的那座小巧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的是“盟军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字。而在那之后的第三年，西贡落人北越之手，越共又将纪念碑改涂为黄色，并以胡志明的语录取代了之前的碑文。

像所有初次到达这个地方的人一样，我被安排在德望酒店。这是一个专供中情局工作人员居住的、戒备森严的建筑群，距离南越总统府和美国使馆仅隔几个街区。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时正是我的第一次西贡之行，当时的德望宾馆看起来就像士兵营房一样，唯一不同之处在于酒店的氛围要热烈得多，而且大家穿的都是T恤之类的便服而不是军装。就在前几年，位于佛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情局总部有人做出决定：前线的年轻人应该过得更舒服一些；尤其是现在，上层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跟随到西贡，所以，德望宾馆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国化、纯净化：餐厅已经搬到楼上并按照豪生酒店的风格重新装修；在原来的酒店旁边也建起了一家酒吧、一个游泳池和一个日光浴平台作为配套设施。  每晚8点，大家可以在一楼大堂正下方的放映室观看首轮上映的最新电影；另外还有一问设备齐全的摄影暗室、录音室和图书馆，全天开放。中情局的班车每天早晨会准时发往使馆，所以大家不必在交通高峰时段去忍受挤公交车的痛苦；同时还有配备专职司机的汽车，可以随时接送大家到街上的便利店、供应站，或是中情局开办的那家超级现代化医院；这家医院保证全天都有两名资质还算说得过去的值班医生，给那些纵欲过度的“伤员”提供24小时医疗服务。几乎每一位中情局官员都有自己的配车，同时还享有免费的汽油配额；曾几何时，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其他某个角落还分配有永久居所——或是一处公寓房，或是一所别墅，视级别而定。最令人好奇的是，这家中情局工作站在配车的时候似乎对福特平托情有独钟，开上福特平托就好像穿着带有“我为中情局工作”字样的衣服，开着它就表明我们是“官方美国人”。

对于在这家中情局工作站上班的300名男男女女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局限在这个有限而利落的范围之内，而每年一次的回国休假则是他们唯一的例外。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热点地区工作的中情局工作人员都不如在这里生活得如此惬意、如此奢侈——这真是要拜美国纳税人所赐！

在德望酒店住下大约一天之后，我忽然心血来潮到西贡市中心去了一趟，其实也就几个街区的距离。我匆匆离开住处的时候恰好是中午，邮电总局大楼正面巨大的钟表上，时针和分针都笔直向上，当时我开着借来的平托驶出前门，穿过人头攒动的人群时，他们都在争相回家，或穿越马路到天主教堂的廊柱下去争抢一片可供午睡的阴凉地。为了避免撞倒任何一位漫不经心的行人，我不断踩下刹车，这使我想起1969年夏天一个同样无所事事的日子：那一天，越共把一枚塑胶炸弹的引线系在了钟表的指针上，炸掉了整座邮电总局办公楼的前脸。

此时，类似的暴力事件似乎已经是过眼烟云。但毫无疑问，如果你夜里登上凯乐威酒店的房顶，仍然可以看到越南的武装炮艇将一颗颗降落伞照明弹投向远处无尽的天际，如同黑色天鹅绒上一枚枚闪闪发光的大头针；夜间火炮的轰鸣和远程B-52的轰炸依然摇晃着我们的床榻。但值得庆幸的是，越共已经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有制造重大的破坏活动了。

P2-3

1975年4月，越南战争的最后几天，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美国人的“越南梦”破灭了。这本书最为全面地记录了结局如此槽糕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们背叛了上千名为美国工作的越南人，而将他们留了下来。西贡的美国大使格雷厄姆·马丁认为，对西贡美国人造成冲击的可能事件之一就是突然撤离。因此他犹豫不决。电报在华盛顿和西贡之间频繁往复。大使和中情局情报站负责人托马斯·波尔加，以及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都认为他们还有时间与北越进行斡旋，直到最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徒劳无益的。实事求是地讲，大使对撤出越南人的计划马虎其事，似乎并未将此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细节性计划。

在河内部队没遇到抵抗就轻而易举地占领西贡的两周前，一位名叫弗兰克·斯奈普的中情局年轻官员——越南首席战略情报官——会见了一位乔装的特工，这名特工是潜伏于北越的间谍中数一数二的角色。这名越南特工告诉了斯奈普他最为担心的消息：北越会一直战斗，直到完全胜利；不会有谈判，也不会有联合政府。但波尔加不为所动，对斯奈普的消息置之不理。

最终，我们在斯奈普出色的《仓皇的日子》一书中知道了美国人是在哪儿出了大差错以及出差错的原因。即使是对这场战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没能想象出内幕人士斯奈普所揭示出的一切。掌权的马丁和波尔加如此迷恋谈判这条出路，以至于没有听斯奈普的话。他们都被蒙蔽了。斯奈普既害怕又痛苦，向美国记者们简要说明了将要发生的事，希望华盛顿能够读到这些报道并采取行动；但没有一个美国记者为他报道。甚至有几人还争论说他们有更好的信息来源。事情就是这样。

越南战争并不神秘，最后不光彩的结局本不应该发生。斯奈普的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以出色的、引人人胜的方式指明了我们中情局和高级官员曾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这是我读到的描述美国人在最后一刻所作所为的唯一记录。有些人英勇地营救越南同事，并不是所有努力都没有成效。“撤退计划实施过程中混乱无序，就像瘫痪了一样。”斯奈普写道。

《仓皇的日子》一书以其不同寻常的细节向我们描述了美国使团在最后时刻的挣扎。鲍布·卢米斯是兰登出版社的编辑，他与斯奈普秘密合作，对其手稿进行编辑，他说道：“这是一个里程碑。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聚焦于这场灾难。尽管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但其初衷和方式无可厚非。”斯奈普曾两度赴越南，分别是1967—1971年和1972—1975年，他不仅是首席战略情报官和汇报官，同时还是重点囚犯的审讯官，这是一个丑陋的职业。他自己选择了待在西贡一直到最后一刻。8月结束时，北越有18个师在装甲车和炮兵的支援下逼近西贡。斯奈普仍旧继续撰写情报分析报告，竭力寻找着一丝丝不存在的希望。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忘记电视和照片中的那些越南人，他们拼命想进入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大门，向我们喊着他们自己的名字哀求我们带他们走，一些人还挥舞着几份文件表明他们曾为美国人工作过。

斯奈普是一个忠诚的人，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忠于职守直到最后时刻。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美国人正在疯狂地销毁大使馆和中情局的文件，马丁拖延了销毁的时间，因为他担心烟尘和灰烬会让越南人知道我们会马上撤离。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斯奈普回国之后立即辞去了中情局的工作，因为当时上级很明显不会对我们从西贡不光彩地撤出进行认真的调查，他写的报告也不会受到重视。政府机构不想检查自己的错误。于是斯奈普写了这本书，这样他就能继续作为一个高尚的人一身轻松地生活下去，这样美国人就能够了解他们所犯过的让人作呕的错误，以及那些为这些错误付出了代价的人。

20世纪70年代，当斯奈普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纽约的一个好朋友在西87街我公寓的旁边用打字机逐字逐句地打出了这本书。一天，斯奈普按响了我的门铃，做了自我介绍。我不太乐意见他，因为我对中情局和他们残忍的工作感到恐惧，对他们在越南的特工也感到憎恶。但是我认为《仓皇的日子》是一本重要的书，这个国家需要阅读并理解这本书。当《仓皇的日子》出版时，司法部在中情局的强烈要求下起诉斯奈普，理由是他违反了心照不宣的协议，即不能透露他为中情局工作时所了解的事情。最终，法院要求他向政府支付处罚性的损害赔偿。斯奈普请求最高法院重审这一判决。这也是一个教训，就是寻求报复的政府机构可以毁掉一个无辜的人。

斯奈普所遭受的长期痛苦煎熬，以及他怎样成为违反惯例的不公正法律的受害者，都在其第二本书《无法修复的伤害》中有所描述，该书由堪萨斯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再版。

但是在纽约的那段焦虑的日子里，斯奈普仍然强烈地希望政府对他的起诉会——如他所说——“土崩瓦解”。朋友们担心他的安全。我担心他会突然被狙击手射杀或遭遇闪电式袭击而身亡，因为我知道中情局在越南执行暗杀的效率极高。一位朋友建议我让斯奈普换个住址，因为弗吉尼亚主审他案子的法官公然有所偏见。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我不逃跑。”斯奈普说。这句话流露出他是一个纯粹的南方人，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但我知道他会遭受挫败的。最高法院听证了他的案子，判决斯奈普必须向政府交出他从《仓皇的日子》一书中所得的全部收益，这是最高法院做出的一个违法判决。直到今日，斯奈普都不能从他的书中获取一分钱的收益。而且他所写的任何与中情局工作经历有关的内容都必须上交中情局进行审核。

斯奈普因为勇敢地坚持告诉大众越南战争中有关美国举动的内幕消息而付出了太多代价。他写道，当他听见被留下的越南朋友和特工在充满静电噪声的中情局电台频率中发出的求救声时，他哭了。1975年8月30日，斯奈普在使馆屋顶登上了最后一架直升机撤离到了美国军舰“丹佛号”上。军舰上撤离者非常之多，他们只能轮流在用坚硬的吊索临时做成的铺位上睡几个小时。当时的斯奈普已经被悲痛和愧疚所吞噬，但他远远没有想到未来在自己的国家他将依然面临惩罚。

凯莱·艾默生

凯莱·艾默生，越战战地记者，美国著名反战人士，曾采访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她的《赢家和输家：越南战争中的战斗、撤退、收获、损失与破坏》一书获得1978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2004年因病自杀。

后记：两年之后

损失统计

文进勇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坦言，1975年4月29日至30日的空中撤离行动实在令人叹惊，在“美国历史上的直升机撤离行动”中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70架直升机和865名海军陆战队员参与了撤离行动。据统计，在最后18个小时里，这批队伍出动直升机超过630架次，总计撤出美国人1373名、南越人5595名、“第三国公民”85名。其中，直接从使馆大院用直升机撤出的就约有2100人，其中978名为美国人。

空中撤离行动后的第二天，福特总统致信国会，详细汇报了此次撤离行动，并指出撤离部队与北越部队曾“偶尔”交火。作为美军总司令，整项行动均由福特总统本人亲自授权，但他在指出这一点时却颇为小心翼翼，唯恐国会以违反《战争权力法》为由向自己发难。福特曾经就在本月的早些时候使用过相同的论调，为自己未经国会批准便出动美国军队开展撤离行动寻求正当而合理的依据。但两次的结果都差不多，许多国会议员根本就不买账。虽然大家对身为总统有权采取一切措施拯救海外美国人的看法一致，但他擅自动用军舰、战机和武装部队协助外国人撤离的做法，仍值得商榷。未经国会同意授权，总统便出动本国军队撤出5595名越南人，这种行为是否已经违法？最后，福特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率先放弃了与国会的争辩，让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向公众表明，总统的行动是建立在“道义而非法律的基础上的”，同时还引述总统的原话：“我这样做，是拯救了那些无辜的人的最宝贵的生命。为此，我深感自豪！”

这一招果然奏效，总统的万丈豪情立即感染了其他很多的行政官员，他们都站到了总统的阵营里。其中，马丁大使及其贴身助手是立刻接受了这个观点；在撤离行动结束后的几个月里，莱曼、布德鲁、杰辛卡、麦金利和谢普·洛曼在和我的谈话中，也都认为这次行动是一场“巨大的成功”。之后，马丁在国会证词中也再一次阐述了同样的观点，而且推思缜密，雄辩有力。在证词中，他写道：在4月份共有51888人乘坐美国军用飞机撤出西贡，其中包括6763名美国人、45125名越南人和部分第三国公民。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如果把乘坐商用飞机及舰船撤离的美国人、乘坐“黑飞”航班撤离的越南人和最后乘坐驳船撤离的另外6000人全部计算在内，那么，由美国使馆协助撤离的人员总数则多达65000余人。

最后，在总结自己的贡献时，马丁对国会说：“毋庸置疑，在整个事件公开之后，美国人民对我们更加支持和推崇——我们的确做了一件举世无双的善举。”

但是，还是有一些议员仍然对此并不认同。虽然没有人质疑马丁大使当时所遭遇的困难，但却有很多人认为许多问题的出现要归咎于马丁本人。4月份前几周，在撤离行动尚未开始之时，马丁似乎曾故意拖延，而采用的手段之一便是在基辛格与韦扬德将军的帮助下，大肆宣扬“进一步拨款有望扭转危机”。最后，直到4月19日总统改变想法并下令采取行动，马丁才启动撤离计划，但此时已经错过最佳的撤离时机。

即便那时，真正推进开展撤离行动的其实也并非马丁本人，而是他的F属史密斯将军，要不是史密斯将军一次又一次的“警示”，可能撤离行动根本不会展开；除此以外，如果当时防务办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摩尔菲尔德、乔‘麦克布莱德及其身边的一些领事官员们要是等到使馆下达命令才开始行动的话，那么，空运撤离计划还不知道会耽搁多久。摩尔菲尔德后来估计，在他和同事们的帮助之下，大概有20000多名越南人免受了繁文缛节般的程序耽搁，才得以安全撤离。

当然，撤离成功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是运气。如果文进勇将军选择正面进攻西贡，而非提前解除其外部防御，那么西贡将直接沦为一片战场，空中撤离当然也就无从着手。当然，同样关键的还有中情局泰德’沙克利等人的决策——4月初，他们就采取措施把从农村逃来的大量难民封锁在西贡之外。

此外，西贡的城市格局与新山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对空运的结果起到一定作用。与岘港机场不同，新山机场距离市区较远，并且有军事据点层层把守，敌人很难进入。正是借助这样的外部防御，史密斯将军才能着手建立撤离中心，并在西贡市民对整个行动过程悄然未觉的情况下，成功撤出数千人。  但是，不管成功的因素有多少，真正促成我们开展拯救行动最为关键的还是要数越南人自己的态度。在岘港和芽庄，越南朋友和同事们知道尚有退路，甚至无需借助美国人的帮助便可轻易实现。但在西贡遭到攻击之后，他们已被逼进了死胡同，毫无退路。没有选择，他们只好退往美国人驻地，听从我们的安排。

当然，由于这次撤离行动本身的准备仓促、计划不周，也导致了一些不利的后果。比如，虽然华盛顿方面所有指示，但鉴于事情紧迫、指挥不力，摩尔菲尔德、莱斯·赖特、罗森布拉特等几十名负责人未能合理筛选撤离人员。结果，酒吧小姐和女佣们都得到了撤离的机会，而那些真正“高危”的人士却只能滞留在越南。甚至，那些专门为“优先人士”准备的“黑飞”航班也不能幸免，亦遭误用。西贡沦陷后，勒格鲁就曾承认，自己和下属们秘密撤出的2000名越南人中，真正可以算作是“高危”人群的仅仅只有20％。

然而，马丁大使在向国会提供的证词中，却试图弱化这些问题。他指出，1975年4月30日，约有22294名越南雇员或亲属得以撤离。这个数字表面看来似乎很了不起，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根据国务院最终统计，使馆前任及现任雇员多达90000余人，而从马丁提供的数据来看，真正得益于空中撤离的人数尚不足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人员或是滞留在越，或是被迫自寻出路。

据统计，在美国驻西贡使团各个部门中，防务办的当地雇员撤离比例最高——其3800名雇员中共有1500人成功撤离，其他机构的当地雇员撤离比例则望尘莫及。至1977年夏，各部门当地雇员的具体撤离数据如下表所示：

……

我确实无法为那些错误的政策做出任何辩解，但我依然无法接受这种逻辑。作为一名曾经的中情局情报官员，即使这种想法显得很天真很浪漫，我也坚决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获得准确情报的基础上适时地做出正确的决定，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至少对最终结局能够有所改变。无论是在南越还是北越，我的这个观点都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因为这恰恰符合了越南文化中古老的信条：万事或有宿命，然亦事在人为；因势利导，或可转变结局。  显然，自停火以来，亨利·基辛格成为了对越南问题产生最直接影响的美国人。他先是通过巴黎和谈取得了这份“和平”，紧跟着又调整了美国对越政策。他在这两个事件中都犯下了严重错误，而且行事太过草率。但是，他是否就该因此受到指责？在任何情况下，美国人都想尽快离开越南；就算基辛格因促成此事而犯下错误，那他也是在前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所犯下的错误给国内民众造成敏感和挫败感的前提驱使下，而犯下的错误。

停火之后，基辛格又犯下另一个错误。他错误地相信苏联和中国会提供合作，相信美国保护西贡不受北越侵犯的援助会长期有效。但他当初万万没有料到，援助政策的基础和前提会因“水门事件”而崩溃。

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所犯的所有错误中，或许只有两个可以明确地说是他“本人的错”。其一，是他的处世方式、他那种追求卓越成就的强烈愿望。基辛格事必躬亲，不肯把监管越南的实责委托给他的下属们。因此，当他为中东等其他问题分心之际，华盛顿对这一潜伏已久的危机失去了监督和控制。当危机爆发之时，一手遮天的格雷厄姆·马丁就成了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的全权代理。

其二，基辛格动辄以保密为由，从不对国会和民众坦白在维持越南这份“非全面”的和平中，到底什么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马丁曾经告诉我，作为一纸和平条约，巴黎协议本应递交给国会请求批准，但事实上却没有。这是自停火以来最大的悲剧，因为，如果当初把巴黎协议交由国会，起码会让他们在因“水门事件”而限制总统的战争权的时候，考虑到越南的危急状况。

除基辛格之外，马丁也必须为越南最后发生的一切承担主要责任。作为美国政府的代理人，在停火之后他被派往西贡，责任是确保基辛格求得的和平没有变成共产党接管整个越南的“入场券”。马丁的“错误”就是把工作做得太过——而且持续时间太长。他的强硬态度反映了尼克松总统的思想，致使南越人不肯做出让步，并强化了他们对美国的依赖。因此，当美军最终停止轰炸、尼克松本人也因身陷丑闻而倒台之后，马丁大使和他的亲信们都没能及时转变路线，朝着妥协的方向发展。相反，通过巧妙运作，马丁一意孤行地创造出一种错觉，让阮文绍相信华盛顿仍在背后支持他。但这只能让阮文绍陷入了更深的固执和误解之中。马丁的确在这一点上存在严重过失。不过，真的只有他一人应该因此而遭受谴责吗？马丁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凭借自己的幻想来编造“事实”，也是因为基辛格和后来的福特总统十分乐于相信他的幻想。

当然，除了这些鼎鼎有名家喻户晓的名流巨子之外，还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同样应该为西贡美梦的破灭负责。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国民众。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反战情绪在全国上下激荡蔓延，致使越南战争向着结束迈出了第一步，同样也逼迫美军停止了武力干预。然而，随着士兵们奉召回国，那种“往事随风”的感觉不仅最终影响了外交政策部门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而且也影响到了大多数美国民众——从此，人们便把越南问题抛诸脑后，不复反思。一种逐渐滋生的自满情绪和冷漠态度致使一些当权者仍旧坚持实施那些已被证明存在问题的方针和策略。我们的健忘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该使我们自己警醒。1975年4月文进勇将军挥师攻陷西贡之前，实际上我们已经重复了当初我们决定插手越南问题时所犯下的所有错误和疏忽：两任总统误导了国会；马丁大使夸大了胜利的前景；那些在西贡施行弄巧成拙政策的工作人员被轻而易举的谅解。似乎过去的一切教训都被我们的政府高层忘得一干二净。

但愿，时间是治愈一切伤痛的良药。随着渐渐远去的岁月，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创伤会逐渐愈合，我们也能够无所畏惧地去还原一段完整而真实的历史，打破那些一直蒙蔽我们双眼的陈词滥调和相互指责，让所有人都清楚地了解当年越南历史的真相和巴黎和谈之后的两年里我们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到现在都还不能大彻大悟，而依然把在越南的失败，尤其是最后阶段的狼狈，仅仅归结为一次失误、一段不堪回首以及想要永远在记忆中抹去的往事，那么，情报界和决策圈内的错误领导就会穷年累月亘古不变。那么，从“堂皇介入”到“仓皇出逃”的历史悲剧必然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重新上演。

—部令人震惊和愤怒的书！作者控诉了中情局对真相的掩盖，并详细记录了越战后期美国在南越那一段惨痛的日子。

——迈克·华莱士

(美国CBS《60分钟》主持人)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以引人入胜和才华横溢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到了CIA和某些政府高官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甚至对战争最严厉的批评者都难以想象斯奈普这个[CIA]内部人士在书中揭示了什么。

——格罗莉亚·艾默生

(美国作家，《纽约时报》战地记者)

一本令人震惊的书……精巧辩论与优雅笔法的完美结合。

——西蒙·赫尔斯

(美国著名调查记者，普利策奖得主)

关于美国越战的迄今最丰富的档案。

——《华盛顿邮报·书世界》

人物形象丰满，故事扣人心弦，场景险象环生。

——《洛杉矶时报》

充满大量披露，提供了CIA在南越运作情况的最富有细节性的记录。

——《纽约时报》

一个理解1975年春天越南所发生事件的最好读本……其他所有关于那段时间的记录都将不得不参照斯奈普的作品，从他的唯—的、高信息量的作品中找寻答案。

——《纽约时报》书评

没有斯奈普的独特观察，对美国在越南那段难以置信的历史的理解将会永远陷于贫乏。

——《波士顿环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