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撑死的？只有亲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因为这种事还没有轮到他们头上。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
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
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
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
P22-24
列克谢耶维奇真实而长久地记录着她那些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同胞们的生活经历，用庄重大气的文笔，清晰地传达出他们的激情与悲伤。
——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授奖词
正如这本书所描述的，不管在什么地方，战争的本质都一样：残忍，丑恶，摧残人性。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娃娃兵的母亲，尤其是当娃娃兵被装到锌皮棺材里运回家时，母 亲们在墓地里讲述着儿子们的事，就好像他们还活着。
——《出版人周刊》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那些士兵们所面对的战争是什么样的，也揭露了强加到人民头上、扭曲人性的暴行。
——《图书馆》杂志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鸿篇巨制展现了20世纪人类历史里的细节。
——《纽约每日新闻》
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的纪实文学
高莽
1984年2月，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刊出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作品面世后，苏联评论界和广大读者一致为之叫好，认为这本书从新的角度审视了这场伟大而艰苦的战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颇负盛名的作家康德拉季耶夫读了这部作品以后，立刻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他感慨万千地说：“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语言来感激这位作者，因为她替男性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的前线老兵都感谢她。”
他又说：“我早就感到自己对于我们的女战友，对于战争中的姑娘们，负有一种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早已着手写她们，然而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是根本写不出这种作品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我在阅读《战争中没有女性》时才知道的一切……我痛苦地想到：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竟然没能写出关于我们的姐妹们的真实行为和真实情感。是她们为我们包扎伤口，在医院里细心地照料我们，并且和我们一道在战场上进行非人的战斗，而我们却没能写出她们，我感到既惭愧又痛心！”
他称赞这位女作家在战争文学领域开发了“深深的岩层”。的确，战争文学的作者一向以男性作家为主。如今，一位三十几岁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位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竟然写出了男性作家感受不到，并为之赞叹不已的作品。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用女性独特的心灵揭示了战争的另一个层面：用谈心式的陈述，说出了战争的本质；用女性身心的变化，说明了战争的残酷。同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颁发了荣誉勋章。
1985年，《战争中没有女性》中文版面世。
1989年初冬，阿列克谢耶维奇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11月6日，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苏俄文学研究人员与代表团见了面，那天大家谈得很随便，很坦诚。阿列克谢耶维奇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思，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每句话出口时，似乎都在她心中掂量过。
她讲述了自己在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怎样当了记者，怎样认识了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达莫维奇怎样以他为师，后来又怎样从媒体进入文学界。
她还讲了写作《战争中没有女性》的过程。她说她用四年的时间，跑了两百多个城镇与农村，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笔录了与她们的谈话。她说战争中的苏联妇女和男人一样，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爬冰卧雪，有时还要背负比自己重一倍的伤员。战争以苏联人民的胜利结束，同时也使很多妇女改变了自己的天性，从此变得严峻与冷酷。
她的话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讲述自己怎么孜孜不倦地追求“书写真实”，还有她关于“纪实文学”的想法。她用的是“文献文学”一词，我对这种提法既感到新鲜，又觉得对其含义理解不透。
我一边听她讲述自己采访的经历，一边想象着作为女性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去感受战争的惨剧和承担感情的压力。
那天，她说她在撰写一部新作，是关于通过孩子的眼睛观察成年人的战争和战争给家庭与人们造成的不幸。几年后，这部书问世，名为《最后的见证者》，也是一部有关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纪实作品。
告别时，她赠给我一本白俄罗斯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原作，书上题了一句话：“纪念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土地上的会晤。”字迹规规矩矩，和她的讲话、衣着很相配。我把书接过来，感到沉甸甸的。
1999年末，我在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的第七期上，读到她的又一部新作《锌皮娃娃兵》。这篇纪实文学作品让我心潮翻滚，她写出了阿富汗战争时苏联部队的内幕，不同阶层官兵的心态和他们在阿富汗令人发指的行径。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该书中说，她的研究对象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全书由几十篇与战争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我认为其中心人物是战争中的人。
……
他又说：“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部队不应执行没有弄清楚是否合法的命令。’只有非常不理解军事生活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军人是按军事组织的规律，是按一长制的原则在生活、在行动，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没有讨论的余地。这种法则是严峻的，却是合理的，否则就无法作战，更谈不上取得胜利。打仗时不举行群众集会，打仗时要厮杀。因此不应当向军队问罪，而应当向作出使用武力决议的人问罪。”
苏联人民是否向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问罪了呢?当时入侵阿富汗的苏军，是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苏军并没能征服条件极差的游击队，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军。梅里姆斯基中将对这些现象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谈到士兵的心态时，他写道：
“还流传着一种关于当年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们心理扭曲的说法，我从根本上不同意把一切都扣在阿富汗头上。我们应当理解打过仗的、经历过死亡的人的心理，当他回到和平的生活中，看到人人都在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没人对他感兴趣时，他便想用自己的种种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并高声疾呼：‘人们啊，我是经历过死亡的人，请你们看看我，哪怕是讲一句好话呢!我是值得你们重视的!’他撞到了漠不关心的墙壁上，他们当中一部分创伤最深的人便会和社会对立起来，因此出现了冲突。” “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士兵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他们的青年时代在二十岁便结束了，应当把他们当作成年人对待。从阿富汗回国的绝大多数战士，保持并带回了和荣誉相称的忠诚。”
这位中将承认：“阿富汗战争给苏联和苏联武装力量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场战争给父母们也带来了沉重的痛苦，他们的孩子在战争中残废了，或是失去了生命。”
直到现在，读者围绕着《锌皮娃娃兵》的争论仍然未休。
到目前为止，阿列克谢耶维奇已出版了五部纪实文学作品，即《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和《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现有三部话剧和近二十部纪实影片，都是根据其纪实文学作品改编、拍摄而成。她准备再写两部书，即《永恒狩猎的美丽》和《啊，傍晚的光亮!》。这两部作品虽还没有着手，但她已联想到它们诞生时的情形，这也许正是女性作家的一种特殊感悟。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和书写“真实”的特色。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连接的事件、局部的现象，却给人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记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让讲话者倾诉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
世界是斑澜的，而真实是刺眼的，更是刺心的!
我想起九年前与她会晤时，她一再强调的创作“文献文学”的原因与其重要意义，我想起她在赠书上写的题词。如今，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又会晤了，这次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作品。这是值得纪念、值得庆贺的会晤。
1998年9月30日于北京
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完成《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由于普通磕碰从鼻子里往外流血的孩子。在别墅区，看到捕鱼人欢天喜地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沙滩上时，我扭头就跑开，鱼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睛让我作呕。
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而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我听见猫被汽车轧死时的惨叫声就要发疯，见到被踩死的蚯蚓就回避。我不止一次想到，鸟类、鱼类，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也有形成自己历史的权利。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它们的历史写出来。
然而，突然的事发生了!如果这事可以称为“突然”的话。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了。
“人世间的悲痛有百种反映。”(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开车去农村的路上，我们顺便捎上了一个上学年龄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采购了食品，一个大提包里露出几个鸡头，行李架上塞了一网袋面包。
进了村子，她的母亲出来迎接。她站在篱笆墙旁高声喊叫。
“妈妈!”小姑娘向她跑过去。
“哎呀，我的好闺女，可来信了。咱们的安德烈在阿富汗……噢——噢!……他们像运回费多里诺夫的伊万那样，也会把他运回来的……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抚养大的不是一个小伙子，是一棵大橡树啊……有两米高。他来信说：‘妈妈，骄傲吧，我是空降兵……’噢——噢——噢，积德行善的人们哟……”
再讲一件去年的事。
一位军官带着旅行包坐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大厅有一半空着。他身旁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脑袋剃成士兵的秃瓢，用叉子在盛着千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几位农村妇女老实巴交地凑到他们身边，坐了下来，她们问：“到哪里去?干什么去?他是什么人?”
军官是护送小兵回家的，小兵精神失常了。
“从喀布尔开始他就乱挖，手里有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挖，不管是铁锨、叉子、棍子，还是自来水笔。”那个孩子仰起头来说：“应当掩蔽起来……我在挖战壕……我挖得可快啦……我们把战壕叫阵亡将士公墓……我要为你们大家挖条大战壕……”
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
我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呢?都在撰写什么呢?他们议论的、撰写的都是什么国际主义义务，地理政治，我们的国家利益，南部国境线。
在预制板搭起来的房子里，在农家茅舍里，窗台上摆着一盆盆无忧无虑的天竺葵。民间暗地里流传着有关阵亡通知书的事，有关锌皮棺材的事，说赫鲁晓夫时代建起来的小房子容纳不下那种棺材。不久以前，母亲们还扑在钉得严严实实的铁箱子上，绝望地呼天抢地；这时她们又在职工面前、在学校里，号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对祖国应尽的义务”。
在书报检察机关所密切注意的关于报道战争的文章中，从不提苏联士兵的死亡。他们硬要我们桕信，“苏军有限人员”正在帮助兄弟国家的人民铺修公路，正往村子里运送肥料，而苏联军医们正在为阿富汗的妇女们助产接生，很多人信以为真。回国的士兵们把吉他带到学校里去，唱一些本来应该大声疾呼的事……
我和一个人谈了很久，我想从他口中听到，作出开枪还是不开枪这一选择时的痛苦心理，可是他走开了。对他来说，这事似乎不是什么悲剧。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为了社会主义”杀人就好!军令已经为这些孩子划定了道德的规范。
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
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这么一句话：“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
可是，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很快，阿富汗各派游击队逐渐结成联盟，同入侵者和阿富汗政府军展开了游击战争。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的《锌皮娃娃兵》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是20世纪纪实文学经典作品。
1990年，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发表了一部新作———《锌皮娃娃兵》。这是一部血淋淋的纪实文学作品，它由几十篇与入侵阿富汗有关人员的陈述组成的。内容揭示了为世人所不了解的苏联部队的内幕，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官兵的悲惨遭遇和令人发指的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