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英的英文姓氏是Kuhn，按翻译的标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译成“杨”。原来云南的少数民族最常见的姓氏是“杨”，正所谓“向姓杨的人，就作姓杨的人”，因此便出现“杨志英”和“杨宓贵灵”两位一生委身服侍傈僳族人的宣教士。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是一部难得的集历史、风物、人情于一体的好书。傈僳族的使女，穿越时空的人生，一个外国女宣教士在中国的不悔记录！

杨宓贵灵等编著的《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是一部回忆录。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云南偏远地区支教的外国人，在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活中，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美好、质朴、真诚的语言记录下来给她的亲人朋友。从这些回忆里我们看到了中国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里涉及到了人文、历史、亲情，对今天的我们，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收获，更多的是对记录者的敬佩。

上篇 同行二里路

题记

写在前面

第一章 单身汉——“舍弃”的生命

第二章 贝素珍——你是否甘愿摆上？

第三章 柏德一永不言倦的救灵者

第四章 珍妮——无名小卒

第五章 星星——跳出地图的人

第六章 医生——无用的仆人

下篇 我们成了一台戏

写在前面

第一章 难关重重

第二章 旨趣不合的工作

第三章 秘密抉择

第四章 被钉死的性情

第五章 挫折连连

第六章 熄灭灯烛

第七章 小小的困扰

第八章 紧张的神经

第九章 表面上的失败

第十章 夹缝中的煎熬

第十一章 困在天涯海角

第十二章 可怕的疾病

第一章单身汉——“舍弃”的生命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九24）

那是我参加的第二个夏令会，地点在一个林荫湖畔。当我鲁莽地闯入客厅拿东西时，一位身材高挑、头顶微秃的男士映入眼帘，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我无暇顾及他在做什么），样子使我直觉联想到：“哦，准是个老单身汉！”抱着年轻女士对这种人敬而远之的心态，我匆忙地离开，也就没有再把这个陌生人放在心上。

到了晚上，大伙儿嘻嘻哈哈地聚集在枞树林中那个树香弥漫的露天会堂。当晚是大会的开幕礼，我坐在一群女孩中，随后浏览了一下讲台，吓了一跳。天啊！坐在讲员席上的不正是那位单身汉吗！他该不会是大会的讲员吧？看来如此……嗯……不起眼，难道会是什么大人物？我还在纳闷之际，主席便向我们介绍了他。接着，单身汉先生就以平静但又洪亮的声音开始讲道。他自述是在中国西部边陲部落中工作的宣教士。早在二十二岁那年就献身宣教，在那个地区已经有十四年之久，才第一次回来述职。当地的原住民叫傈僳族，是他主要的宣教对象，他们还没有文字系统。他表示在营会的每个晚上要介绍他在这些族人中不同阶段的工作，领我们神游一番。有一天晚上，他会提到如何将语言衍变成文字，另外几次会提到当地的风俗及生活面貌。今晚，他要带我们走访他们的家居和村落。

一开始，这位高个子的宣教士就赢得了每个人的注意，尽管他说话简洁，却能够栩栩如生。谈到他热爱的山野与孩子们时，他浑然忘我，引人入胜。每天晚上，单身汉都会带领我们离开婆娑的松枝、粗陋的讲台和枝叶间闪烁的灯光，转移到遥远的中国，徘徊进出傈僳族之域。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想象中与单身汉一起横渡一条有如大蛇蜿蜒，贯穿雄伟山脉中的大江，我们仿佛站在竹筏上，危险的激流不时冲来，竹筏摇摇晃晃……好不容易终于抵达岸边时，我们都松了口气，接着又要面临艰难的山路。烈目无情地鞭笞在我们的背上，踩在滑溜溜的石路上，总觉得被中国人称为“瘴气’’的水汽正从那使许多行路人丧生的河床中蒸腾而上，好像伸出滚烫湿黏的手指要抓住我们。

多么惬意，终于攀登完了第一个五百尺；站在突兀的岩石上。脱下帽子，伸出双手，沁人心脾的清凉山风，无疑是给疲惫发热的身子冲了一次冷水澡。“喔，哦”，心存感恩深深地嘘一口气。“感谢主，保卫旅途平安！什么？单身汉说这只是三分之一路程？哎呀，只是让我们先在这草岭上舒展休息一下。单身汉，请告诉那个为你背着铺盖卷、咧着嘴笑的傈僳族男孩，他当然能笑得出来，可是我们这些外国背、外国腿，可不像他自小就锻炼得会翻山越岭啊！啊，看！远处起伏的山峰，淡淡的白云，仿佛薄纱一般围在高贵的宫廷美女肩上，多么美丽！好了，好了，我起来了……哦，全身酸痛。来！继续与君同行！”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路；一路上没有供应午餐的地方，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寥寥几间摇摇欲坠、偏竖于山边的木屋才呈现眼前。怒江（萨尔温江）边缘的山谷区几乎完全没有平地，因此傈僳族人的房屋很少建在地面上。他们视乎离山边多远，然后用不同长短的柱子撑起房子，将房子维持在同一高度，所以他们的房子像个衣衫褴褛的孩童斜歪地踩着高跷；站在门前给人一种凌空的感觉，大地之母仿佛乘着巨大的雪橇，从你脚下溜过，一泻千里。

单身汉说其中一个村叫充村。我们快要到时，宣教士向着前方陡峭的小径喊了声回音频频的“哈哕！”——“嬷爸来哕！”（傈僳族称呼男老师为嬷爸，女老师为嬷嬷。）

不一会儿，一大群狗冲出来——

听！听！狗儿叫汪汪！

陌生人来到傈僳村庄！

人们纷纷走出屋外，欢迎和喜悦的喊声震天，进村的时候（尤其是在圣诞节期），枪声响彻山间，像炸弹掉下来似的。排成长列的傈僳人正等着与你握手，他们唱道：

“陌生人到门前，  请进来，请进来！”

单身汉哈哈地笑着说，夹杂在枪声中，听起来倒像：“陌生人到门前，枪毙他！枪毙他！”

欢迎的喜悦写在他们焕发的脸庞上，傈僳人古铜色的手争先恐后地伸出来想要和你握，啊！傈僳族的握手仪式（这是教会团契的表征）。热手、冷手、干手、湿手、瘦手、胖手，热情地紧握直到你叫痛的手、还有最糟的软趴趴像死鱼的手（还有更不堪提的手）。千万不可忽略母亲背上小婴孩的手，他的手恐怕是所有人中最柔软的了。因为傈僳人是靠劳力来生活的，即使是少女，也要每日出去砍柴，挑回所需的木柴。

握完手接下来就是鸡蛋。傈僳人胸襟广阔，为人慷慨且乐于施予，他们知道嬷爸喜欢吃蛋，几乎是人手一枚鸡蛋。所以，单身汉说，他总是背着一个“鸡蛋袋”在肩上，与列队欢迎的僳僳人握手，喔，鸡蛋？——放入袋中，握手，喔，鸡蛋——放入袋中，如此这般。说到鸡蛋，我必须岔开一下话题。

别以为一个像单身汉那样圣灵充满的生命，一定是很枯燥乏味的。其实不然，相反，这是惟一“丰盛”的生命，是主耶稣所应许的生命，“我来了是要叫他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单身汉其实是极具幽默感的人……他甚至告诉我们年轻一辈，如果没有幽默感而从事宣教，那将是一件悲惨的事。在描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些事，会让女听众觉得又恐怖，又刺激。我敢说，他也乐于捉弄这些女孩。绘声绘色的，就是要听到她们惊叫。有一次他讲到，在荒凉贫瘠的山区，肉类非常缺乏，食物变不出花样，然后，他轻描淡写地说，有数周之久，不知肉味——“不过，有一次，我吃了只白灼老鼠”。P7－10

对于中国内地读者来说，杨宓贵灵（Isob。1SelinaMillerKuhn，1901—1957）很是陌生。确实，这是一位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爱尔兰裔普通人，但她曾在中国西南大山深处生活数十年，影响了怒江大峡谷那一带的许多人，被称为“傈僳女使徒”。1922年，她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英文系，之后先是在温哥华做小学教师，1924年在参加夏令会时受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派往傈僳族的宣教士富能仁（JamesFraser）的影响放下工作，到慕迪圣经学院受训。1928年，她作为内地会宣教士前往中国云南。次年，她在昆明与美国宣教士杨志英（JohnBeckerKuhn）结婚，之后先后在澄江、大理宣教。直到1934年，他们才终于进入怒江大峡谷的傈僳人中，一直到1950年被迫离开中国。但他们继续在泰国北部的傈僳人中传教，直到1955年她退休才返回北美。再这后不到2年的时间中，她用上了当年的文学训练，根据记忆撰写当年在傈僳人中的经历，一共完成了8本书。1957年，她在美国惠顿市离世。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书不是什么学术著作，但其敏锐的观察和感知可以给读者打开理解我们自己的另一个角度。这本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但鲜活的生活故事可以深深打动人。实际上，这本书由两个相对独立又暗藏联系的文本构成，《同行二里路》主要是其他在云南的宣教士的小传，而《我们成了一台戏》则主要是杨宓贵灵她对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经历的描述。

简言之，杨宓贵灵并非什么重要历史人物，也没有做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她的文字所记录的也多是普通人的普通故事，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费时费力翻译和出版呢？

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将自己几乎全部生命投入到一个她完全陌生的人群，显然这并不普通。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的故事，才更贴近我们，更为亲切温暖。

得益于她的文学训练背景，读过其英文原作的人都注意到她拒绝使用奢华夸张的词藻，但其文笔相当优美，读起来畅快愉悦。更重要的是在文字中可以强烈感受到她真挚的情感，以及对自己内心挣扎的坦诚相告，读来多有共鸣之处。

当然，作为关注中国当代文化和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者，我也从至少三个方面出发来理解并积极将这一文本推荐给中国读者。首先，他者眼中的我们。这与当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的思路一样，即意识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其实需要借助于他人的眼光，至少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从这个角度说，这是带有一定的反向之人类学意味的，即如果说传统人类学是通过研究他者来认识自己，而这个路径则类似于看“镜中之我”。就像我们日常要照镜子一样，我们可以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中看到被映射出来的“我”。

其次，少数民族的中国。中国无疑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但可以直至今日仍有很多片面甚至错误的民族观和文化观，例如在我们常用的概念和表述中，有意无意地无视甚至删除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之不可缺失部分的事实，将“中国文化”简单等同于“汉文化”，将“中国人”简单等同于“汉人”。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更是有着相当深刻的政治／社会／民族关系上的不良后果的话语。因此，更多关于少数民族的介绍和论述就成为一种必要，特别是要从那种将少数民族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上被拯救的对象”或“被消费的原始文化”的谬误，转变为从他们作为中国之一部分，作为中华民族之一成员的角度来全面、准确地理解。

其三，过去的中国。近些年我将我的研究对象从西北地区的汉人更多地转向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深感虽然也有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献，但仍然有很多缺乏，特别是缺乏多样视角或线索的历史记录，而多是“政治正确”的官方文档。这些文档当然重要，但总是让人有一种难窥全貌的遗憾感。另外，多数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对大人物、大事件的记载，而缺乏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怀，让人难以察知真正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丰富。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杨宓贵灵这样的普通人笔下的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以帮助我们更贴切地感知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历史固然是个别“英雄”的历史，但也是芸芸众生的历史，尽管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历史学家余英时说过：个人的传记，是最好的史料在中国尤其如此。

通过那一个23岁就到中国，为贵州的苗族人服务至死的英国青年的传记《在未知的中国》，许多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真不知道的那个中国，那曾经闪光却被尘封的历史真相，那要攀上艰险的台阶才能发现的“石门坎”的秘密。

通过这一个27岁就到中国，为云南的傈僳族人服务了半辈子的加拿大女子的《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也会知道一个未知的中国，知道傈僳人现代史的重要一面，知道这个曾在密林中打猎的民族，为什么能在“道中生活”，知道为什么多走艰难的一里路，就会有精彩的一台戏！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又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用近三十年时间行走在云南怒江大峡谷，一出出戏，记录了她和同伴与傈僳族人的点点滴滴路，是生活的轨迹；戏，是生命的展现。这是普通的人走过的不平凡之路，也是普通的人共演的人生之大戏。

——高师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需要有更多杨宓贵灵这样的普通人笔下的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以帮助我们更贴切地感知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历史固然是个别“英雄”的历史，但也是芸芸众生的历史，尽管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黄剑波（文化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