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话》是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为数不多的文史普及著作之一。二十篇短文，列举了大量《三国志》、《三国志注》等文献中的文字证据，分析人物性情、政治背景、地理环境、军事实力对比等，如何成为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动因，并将史书记载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故事进行对比，“或者纠正从前的谬误，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支撑观点的证据个个都似行首拈来，行文平易近人，却颇有启发性，令人信服。

《三国史话》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惟一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吕先生治史，注重对社会的综合研究，最能融会贯通，评论历史往往独具只眼，是故《三国史话》成为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国史话

 楔子

 宦官

 外戚

 黄巾

 历史和文学

 后汉的地理

 董卓的扰乱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赤壁之战的真相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替魏武帝辨诬

 从曹操到司马懿

 替魏延辨诬

 姜维和钟会

三国史话之余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司马懿如何人

 司马氏之兴亡

 晋代豪门斗富

宦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十常侍乱政图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做了一篇传，《后汉书》（宋刻本）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他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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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字诚之，笔名驽牛，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他自幼学习文史典籍，青年时即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曾先后任教于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在此教书时曾为钱穆业师)、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1949年后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等。1957年病逝于上海。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近代史》等多部通史、断代史和近代史，另有《理学纲要》、《宋代文学》、《论学集林》、《史学四种》等专著，多达八九百万字，述作宏富，方面广阔。

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著作的特点，同时他也很注意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关注西方新知。他相信仔细读古书是可以一定程度地挖掘出历史真相的。有限的证据罗列出来，可以给出一些暗示；证据不足时亦不刻意追求结论，而是留待来者。这一行文特点在《三国史话》这本小书中也有所体现。

《三国史话》是吕思勉为数不多的文史普及著作之一。作者的每篇短文皆寥寥数千言，即列举了大量《三国志》、《三国志注》等文献中的文字证据，分析人物性情、政治背景、地理环境、军事实力对比如何成为每一个历史事件生发的动因，并将史书记载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故事进行对比，“或者纠正从前的谬误，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见本书“楔子”一篇)，行文颇为口语化，支撑观点的证据亦个个信手拈来，且颇有富于启发的见解，令人信服。

作者曾经说过，学习历史最重要的在于获得分析问题的能力，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任何问题都有其深远的原因，皆可溯源而上，寻根究底。《三国史话》正是作者将他的观点贯彻实施的绝佳范例。读者在阅读这部历史通俗读本后，或可对作者的治史主张有更深的理解。

本书包含“三国史话”十六篇，1943年曾由开明书店出版；198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订《论学集林》时曾补入“三国史话之余”四篇，亦收入本书中。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