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杰选编的这本《卧听松风》是《人间世》散文随笔选萃，分人、论、书、艺、地、游、闲7部分编辑。所选的这些文章既注重闲适清新、诙谐美妙之作，亦不忽略伤时感事、忧国忧民之文及愤世嫉俗、勇猛奋进之章。

《卧听松风》是“民国名刊简金”系列丛书之一。选录了刊物《人间世》上的散文随笔80多篇，包括：丰子恺的《闲》、老舍的《小病》、朱自清的《说扬州》、林语堂的《论玩物不能丧志》等。

《卧听松风》由张杰选编。

前言

人

 林琴南先生

 王静安先生

 章太炎先生

 记辜鸿铭先生

 李叔同

 胡适之

 知堂先生

 刘复

 郁达夫丰子恺合论

 梁漱溟先生

 老舍

 记鲁彦

 黄庐隐

 记齐白石

 徐悲鸿先生

论

 说自我

 论真率

 说浪漫

 谈忍

 论中国人鄙视欧洲人

 论风度与人情

 谈死

 谈“本色的美”

 谈美丽病

 谈服装

 谈迷信

 谈旅行

 论高下

 警句

 谈金钱

书

 论读书与谈话

 谈读旧书

 自序《屐痕处处》

 《不惊人集》前记

 有不为斋丛书序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

 书店

 北平旧书肆

 巴黎的旧书摊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

艺

 文言画

 论山水画

 谈指头画

 说牌子曲

 滩簧

 谈桂戏

 川戏

 靠山调——天津特有的一种歌曲

 琵琶小记

 刻印小记

 草书学说

地

 说扬州

 芙蓉城

 闲话襄阳

 湖南杂忆

 太湖

 浣花溪

 塞外点滴——宣化特写

 牛津忆录

 暹罗湾与湄南河

游

 登泰山

 出昱岭关记

 扬州旧梦寄语堂

 焦山望月

 秦淮

 游牛首山记

 赣滨之行

 马达山游踪

 华茨华斯故乡游记

闲

 闲

 等闲

 谈闲话

 睡的哲学

 小病

 论玩物不能丧志

 弄蟋蟀

 试猎记

 论烟

 谈麻将

 蜘蛛

 蝌蚪

 河豚

 谈“吃田鸡”

 萝卜

 相思子

“民国名刊简金”丛书例言

林琴南先生

苏雪林

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虽曾瞻仰过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

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了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个的人格。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国文导师。

这话说来长了。只为出世早了几年，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在私塾混了二年，认识了一二千字，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像什么《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等等，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见了一个新天地。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完全的林译计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于是我更像贫儿暴富，废寝忘餐日夜披阅。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也者的用法，渐渐地能彀用文言写一写景或记事小文。并且摹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由读他的译本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当时出版的什么《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还有笔记小说如《技击馀闻》、《畏庐琐记》、《京华碧血录》，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无一不勤加搜求。可惜十余年来东西奔走，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个“林琴南文库”呢。

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一天，我正打从他门口过，看见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面貌宛似《畏庐文集》所载“畏庐六十小影”。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当他转身人内时，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但彼时究竟年轻胆小，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接，所以只好怏怏地走开了。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帮忙，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诣也有独到处。其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这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其实能彀超越自然。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拘以迹象求，而以其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为贵。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读之满口槎桠者似乎还比它不上。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他翻译西洋文艺作品时，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摭拾为攻击之资；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乱作评注，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不过这些原属小节，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五四”前的十几年，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说。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遗妻书》、岑春萱《遗蜀父老书》，笔调都逼肖林译。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礼拜六》一派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为林氏之过，我则以为不必。“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他创作里，我知道他姓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籍。天性挚厚，事太夫人极孝，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读他《先母行述》、《女雪墓志》一类文字，常使我幼稚心灵受着极大的感动。他忠君，清朝亡后，居然做了遗老。前后谒德宗崇陵十余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声，引得守陵的侍卫们眙愕相顾。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说到恳切之际，每每声泪俱下。他以卫道者自居，“五四”运动起时，他干了许多吉诃德先生的可笑的举动，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书画也著名。他死时寿约七十余岁。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过中过一名举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受过皇家什么深恩厚泽，居然这样忠于清室。我起初也很引为奇怪，阅世渐深，人情物理参详亦渐透，对于他这类行为的动机才有几分了解。第一，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能没有一个信仰。这信仰就是他的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标准。旧时代读书人以忠孝为一生大节。帝制推翻后，一般读书人信仰起了动摇，换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精神哪能不感到空虚和苦闷？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们也未尝不可以在新时代再做一次人。民国初建立时，一时气象很是发皇，似乎中国可以从此雄飞世界。琴南先生当时也曾对她表示过热烈的爱和希望。我恍惚记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里曾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但是这新时代后来怎样？袁世凯想帝制自为了，内战一年一年不断了。什么寡廉鲜耻，狗苟蝇营，覆雨翻云，朝秦暮楚的丑态，都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觉得新时代太丑恶，他们不能接受，不如还是钻进旧信仰的破庐里安度余生为妙。在新旧过渡时代有最会投机取巧的人，也有最顽固守旧的人，个中消息难道不可以猜测一二？第二，我们读史常见当风俗最混乱，道德最衰敝的时候，反往往有独立特行之士出于其间。譬如举世皆欲帝秦，而有宁蹈东海的鲁仲连；旷达成风的东晋，而有槁饿牖下不仕刘宋的陶渊明；满朝愿为异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军奋斗的文天祥；只知内阋其墙不知外御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战淮扬的史可法，都可为例。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事如其用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的话来解释，不如说这是一种反动，一种有激而为的心理表现。他们眼见同辈卑污龌龊的情形，心里必痛愤之极，由痛愤而转一念：你们以为好人是这样难做么？我就做一个给你们看！你们以为人格果然可由利禄兑换么？正义果然可由强权压倒么？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远蒙蔽么？决么！决不！为了要证明这句话，他们不惜艰苦卓绝去争斗，不惜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灭！历史上还有许多讲德行讲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像凿坏洗耳式的逃名，纳肝割股式的愚忠愚孝，饮水投钱临去留犊式的清廉，犯斋弹妻纵恣劾师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于沽名的卑劣动机，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比上述两点还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了。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时间，也自有它的精深宏大、沈博绝丽之处，可以教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所谓三纲五常的礼教，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典章文物的灿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抹不煞它们的价值。况且法国吕滂说过，我们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来作主。因为死鬼的数目，超过活人万万倍，支配我们意识的力量也超过活人万万倍。文化不过一个空洞的名词，它的体系却由过去无数圣贤明哲英雄名士的心思劳力一点一滴抟造成功。这些可爱的灵魂，都在古书里生活着。翻开书卷，他们的声音笑貌，思想情感，也都栩栩如生，历历宛在。我们同他们周旋已久，就发生亲切的友谊，性情举止一切都与他们同化。对于他们遗留的创造物，即有缺点也不大看得出来。并且还要当作家传至宝，誓死卫护。我们不大读古书的人，不大受死鬼的影响，所以对于旧文化还没有什么眷恋不舍之意；至于像琴南先生这类终日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自然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了。他把尊君思想当做旧文化的象征。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人墟墓。那情绪的凄凉悲壮，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同情的。辜鸿铭说他之忠于清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见林语堂先生的《辜鸿铭》——王国维先生之跳昆明湖也是一样。如其说他殉清，不如说他殉中国旧文化。  总之，林琴南先生可谓过去人物了。我个人对他尊敬钦慕之心并不因此而改。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一个木强固执的老头子，但又是一个有血性、有气骨、有操守的老头子！

载第14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

P2-5

文学期刊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既慢又贵且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即使在名山胜景、邮亭驿馆的壁上题写，在盛会雅集沙龙中吟诵，影响可以扩大一点，经久一点，究竟也很有限。印刷术虽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其用于文学作品，长时期只是为前代作家或自己晚年才刻成集子，慢慢送人，不用于随时写成的单篇文字，除了进学中举点翰林时的刊文之外。而自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20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以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而且，还有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种的作品，同时在一本期刊上与读者相见。并且这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期刊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着常在那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多少读者，知道读者大致会怎样接受，欢迎不欢迎，考虑要不要适应读者，或是引导读者，或是改造读者，或是有意与读者为敌；也大致知道自己在这上面将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为伍，考虑要不要适应他们，或是我行我素，或是有意立异，或是委而去之。有了文学期刊，所谓“文坛”的“坛”才有了实物，“坛”就是主要由期刊组成的。新文学对旧文学的迅速胜利，就表现在新文学期刊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占领了期刊就是占领了文坛。新文学运动以来，认真努力作旧体诗文的人一直未绝，仍自有其师承流派，也有成就颇高的；然而，他们没有什么期刊，偶有几个也势孤力薄，不成气候，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坛”，就显得溃不成军了。有了文学期刊所组成的文坛，而后才可能有职业半职业作家。每种文学期刊有一个主编或编辑部，在作品的催生、接生，促进、促退，安排、协调，组织、引导等等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文学市场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这一角色是先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他给文学史带来许多全新的东西。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晨报副刊》，没有“开心话”这一栏的设立，没有孙伏园，没有孙伏园与鲁迅的关系，没有孙伏园善于笑嘻嘻地催稿，就不会有《阿Q正传》，或者不会在那个时间写出来，或者不会是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样子。《阿Q正传》如果是在没有文学期刊之前写出来的，即使能达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也不会在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危惧不安，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头上，从而对作者为谁作种种猜测，多方打听，先是到处说《阿Q正传》处处在骂他、后来又逢人便声明不是骂他这些戏剧效果。甚至，孙伏园如果不是离开北京一段时间，《阿Q正传》就会比现在长些，阿Q被枪决就会迟些。

研究晚清以来的文学史，特别是研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史，当然要研究各种别集、总集、长篇专著，但单是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研究各种文学期刊(以及有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期刊)。一个文学期刊，往往大致上体现一个流派、一种主张、一种倾向；即使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商业性刊物，也仍然有一个大致共同的倾向。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作品的“语境”，作品中未明言的所指，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影响的比较和受读者重视欢迎的程度的比较。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文学流派倾向的全貌，看清一个个文学流派倾向如何以其全部作品而不仅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在起作用。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一个一个文学论争(也有些不纯是文学范围上论争)的全貌，看清论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看清论争各方的是非得失。鲁迅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十多二十年来，时常被举为鲁迅如何“尖刻”如何“不宽容”的例子。只有研究了当时的有关期刊，才看到其实是梁实秋首先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么一个文艺理论上的问题，引到“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引到“到××党去领卢布”的问题，给论敌扣上一顶当时千真万确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红帽子，这才看得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称实在还是很宽厚的，这是近来逐渐有人弄清楚的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散文的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鲁迅、周作人两个高峰的创作成就主要都在散文方面，就是证据。要研究新文学的散文方面的历史，尤其要研究文学期刊。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特别还因为，散文多是短篇小幅，无论是再现现实，还是表现自我；是针砭时弊，还是抒写性灵，多是一片一面，一花一叶，所以更需要从文学期刊上来研究，才能够把每一篇散文作品放在其具体“语境”中，同一流派倾向中，不同流派倾向的竞争中来理解。

新文学中的新散文，滥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新青年》不是文学期刊，后来它一分为三：后期《新青年》继承了前期的政论而外，《小说月报》继承了它的文学方面；《语丝》继承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小说月报》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是商业性的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不能不任命沈雁冰(茅盾)出来接任该刊主编，是鸳鸯蝴蝶派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沈雁冰接编后把它彻底改造为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则是新文学的一大胜利。《小说月报》以小说和文学理论为主，其所载的散文随笔，常常带着小说的印迹，是后来的社会速写报告文学的先声，代表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语丝》则是第一个散文刊物，其主要人物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其共同点是充分发扬主体性，任意而谈，批判旧的，催促新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后来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周作人从“我思故我在”的立场，坚持思想自由、个性自主，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论语》、《人间世》、《逸经》、《文饭小品》等散文随笔刊物，被论者称为“闲适派”。鲁迅则从“我在故我思”的立场，坚持面向人生，解剖黑暗，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太白》、《杂文》、《鲁迅风》、《野草》等杂文小品刊物，被论者称为“战斗派”。这两个称呼未必十分贴切准确，但大致可以说，二者正好分别代表《语丝》的一面，是《语丝》的一分为二。二者曾经尖锐对立，今天从文学史的宏观上看，又未尝不可以说是合二而一，共同发扬了《语丝》所开创的光辉传统。此外还有比较中间比较兼容并蓄的《现代》和《万象》，二者不纯是散文刊物，而所载散文亦有相当分量，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上面说的《新青年》之后的十种新文学期刊上的散文，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现在按期刊分别选集，较常见的名家名作，也与同一期刊上较不常见的作家的优秀之作选在一起，这样就接近于以期刊为载体的散文发展史的“原生形态”，带露沾泥，生香活色，读起来自与读作家专集或他种选集不同，那些多少有些折枝花的味道。对于爱好散文的读者和研究散文的研究者来说，这是我们敢于说这套选本有他种选本所不能代替的价值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舒芜序于碧空楼。

“民国名刊简金”丛书例言

晨钟暮鼓——自古以来，钟声总是伴着东升的旭日，宣告黑夜的消逝和新的一天的开始。钟声的浑厚、雄壮，带给人们的感受是：新的希望、新的生机。当新文化运动的钟声报道了旧文化旧思想的一统地位的终结后，人们发现，透着新思潮新观念的气息、一展新文体新文风的格调的散文园地，也迎来了它的满园春色。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散文尚处草创期，尚有那样多的旧的思想文化桎梏需要进一步冲破，那么，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的十年间，现代散文则步入了一个多彩多姿花团锦簇的时代，正如朱自清先生《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所说——散文“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在那众芳争妍的散文苑囿中，尤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文体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小品文”文体最具影响力。对前者来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十分注重文章的战斗性，强调散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而不是“小摆设”。它反映出在当时中国那样的黑暗时代，“敏感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进步的作家们一定有一番新的奋起、新的努力”，决不会像“归去来兮”的陶渊明那样“自谓是羲皇上人”而超然物外。

对于大张“性灵文学”旗号的自由主义作家而言，因为“立志做‘秀才’”，不愿持久地用肩膀承受“国事”那样的重负，所以总是希望把散文带入一种“闲适淡雅”、“和平静穆”的境界，“百忙中带入轻笔，严重中出以空灵”，追求散文纯粹的艺术美、意境美，并不理会那山河破碎时节的“十万军声半夜潮”的气氛。从理念上说，这般超脱世务牵累、心仪平和冲淡，对散文意境的深入开掘，对散文文风的进一步发展，不是没有意义。只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犹如此心平气静，自成一统，坐看浮云，闲庭信步，那显然是一种理论与现实的错位，理所当然地要遭到学界的激烈反对。尤其抗战爆发后，这种文学主张也就陷入了明日黄花的境地。

当抗战的烽火也燃遍整个文学界时，传统的“儒生无力荷干戈”、只作“艰声长叹”的状态，被现代身兼救亡与启蒙双重角色的知识分子所改变。他们手头的笔，既是唤醒民众的号角，也是刺向敌人的投枪。这样，战斗性的散文成为这时期散文领域的主流。就其奋勇进击、鼓舞民心方面看，这种文风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而且其时确也形成了抗战文艺中暴风骤雨式散文的新气象。然而，挟带着激愤、焦躁情绪，在一个相同的主题下，用一种近似的文风，所创作出来的散文势必缺乏个性，从而显出了格调单一的弊端。尽管曾有人发出没有硝烟味的、“与抗战无关”的文章也应做做的呼吁，但在群起鸣鼓而攻之的氛围中，那种试图有所更新、有所恢复战前已达到一定高度的散文文体、文风的声调，终究是微弱的。抗战胜利后，劈头而来的又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内战，使政治关系左右散文创作方向的状况没有大的改变，散文除了在严肃的主题下体现时代精神外，似乎很难由单一性向多元化嬗变。

有感于现代散文曾取得那般辉煌的成就，也有感于现代散文曾历经那样曲折的道路，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发表散文的重要阵地——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期刊，试图从中一览现代散文发展变迁的概貌，并欣赏到其中最精彩的散文篇章，同时也让人大致领略不同期刊的思想志趣、文章风格的区别。于是，我们有了分刊分类整理出版旧刊中的散文名作的愿望。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中，早已说过选文章之难：选者“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如果选者“眼光如豆”、那可就是一个“文人浩劫”了。尽管我们也深知此中之难，但岁月的尘封湮没了多少曾经流光溢彩的“金声玉振”之作，旧刊的面貌今人也已难以知晓，为了使读者在欣赏旧作的过程中获得关的享受、品性的陶冶、思想境界的升华和知识面的增广，也为着免去专业研究者查找旧刊上的某些散文的麻烦，我们还是尽自己所能去遴选，并且也自信基本能选出诸刊中短小散文的精华、反映各刊在散文创作方面的基本风貌。《世说新语·文学》中谓：“潘(岳)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机)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本乎此义，故题丛书名日“民国名刊简金”。

既是丛书，自有“凡例”之类说明文字：

时间——以散文领域流派纷呈、千帆竞发的30年代的文学期刊为主，亦兼顾20年代和40年代。

刊物——首批所选之刊物有：《小说月报》(1921～1931)、《语丝》(1924～1930)、《现代》(1932～1935)、《文饭小品》(1935)、《太白》(1934～1935)、《杂文(质文)》(1935～1936)、《论语》(1932～1937，1946～1949)、《人间世》(1934～1935)、《逸经》(1936～1937)、《鲁迅风》(1939)、《万象》(1941～1945)、《野草》(1940～1943，1946～1949)。

文风——既注重闲适清新、诙谐美妙之作，亦不忽略伤时感事、忧国忧民之文及愤世嫉俗、勇猛奋进之章。对各家各派兼容并包，反映特定时代、特定流派的思想志趣和艺术特点。当然，派别不同，立场有别，某些文章就难免带有门户之见，甚而有彼此相互攻讦的文字；并且也不排除个别文章在思想倾向上有偏差的情况，这就需要读者将文章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阅读、去理解了。

作者——名家固不可少，无名作者而有精妙之文亦广为容纳。个别作者后来在思想立场上或许是消极甚至反动的，但他们当时的有些作品却有进步意义或有较高审美价值，故也适当选录。

形式——以2000字以内的短小精悍之文为主，亦适当选入(或节选)某些长文。当然有的长篇名作只得忍痛割爱了。一刊(或性质相同的两刊)之作编为一书，并根据刊物特点，将所选文章分为几类，如民风世象、雅人深致、百味人生、书里书外……之类。

此外，为便于读者理解，个别疑难问题作有简注。但原文文句有不合乎语法者，不加改动；一般的异体字也保持原样。唯以下几种情况有所修改：

原刊不规范的标点符号，径改之；不规范的版式，适当作调整；明显错字或不规范字，径改；疑为错字或当时通行而现在视为错字者，酌情用[]标出正字；衍字，直接删除；漏字，用< >补上。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切都在变化，都在更新。当新世纪的钟声行将敲响，回首那半个世纪前散文园地曾有过的烂漫与辉煌，重温那个性鲜明、异彩纷呈的美妙篇章，我们感受到了时代风云撞击下的心灵震撼、艺术享受中的品性净化。我们不禁要期待“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新时代的散文华章对以往的超越，我们也坚信，随着五四运动“‘个人’的发现”的传统的发扬光大，散文创作更美好的春天必将到来。

(陈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