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所著的《张君劢传》材料相当丰富，就笔者所见而言，作者在占有材料方面确是超过了前人。这是此书取得成功的主要前提。同时在写法上，作者能抓住张氏一生思想活动的主要线索，采取“一以贯之”的手法，将其思想、言论、著述与活动融为一体，读来顺畅、自然，步步有关联，层层有深入，极具整体性和历史感，堪称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著作。

郑大华所著的《张君劢传》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张君劢的传记著作，除了利用海内外已见的研究成果外，在许多问题上，都向前推进一步。由于种种原因，海内外研究张君劢的著述，长时期来都不免有所偏颇，或有所忌讳，许多问题难以做到深入的和客观的研究与评述。读者可以看到，《张君劢传》对于张氏的文化思想、宪政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主稿《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分析评述。不管这些分析评述能否为大家所认同，但不能不承认，作者的研究是更加深入，态度更加客观，议论更加平实了。此外，关于人生观的论战的分析评述也超越了从前一边倒的评论，而力图客观检讨双方的论点，揭示此一论争的思想意义。

引子

第一章 十字街头（1887—1918）

 1早年生活

 “小军师”

 广方言馆的优秀生

 少年登科

 被南京高等学校除名

 任教明德学校

 2留学日本

 入早稻田大学

 摘译穆勒《代议政治论》

 论今后民党之进行

 参加立宪活动

 3从联袁到反袁

 洋翰林

 进言梁启超：联络袁世凯

 “另造一个大的政党”

 袁政府之十大罪

 4欧战的旁观者

 入柏林大学读博士

 留在德国观察欧战

 战争的启迪

 放弃学位回国讨袁

 5参战风波

 《联邦十不可论》

 卷入府院之争

 北洋军阀斗争的牺牲品

 消沉中的反思：治国先治己

第二章 欧游新观感（1919—1921）

 1航向“学问国” 

 随粱启超游历欧洲

 师从倭伊铿

 介绍倭氏学说的第一人

 2关于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

 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

 3中国前途：德国乎？俄国乎？ 

 俄德革命的比较

 德国道路：中国前途的选择

 介绍俄国革命

《魏玛宪法》评论

 对《魏玛宪法》的肯定

 对《魏玛宪法》的批评

 中国问题的症结

 5理性政治的企求

 “武力政治”与“理性政治”

 实现“理性政治”的前提

 建立理想政党的关键是教育国民

第三章 讲学与办学（1922—1929）

国家基本蓝图的初步设计

 八团体国是会议

 《国是会议宪草》的内容分析

 公众对《国是会议宪草》的批评

 《国是会议宪草》与《1923年宪法》

 2人生观论战

 论战发生的背景

 清华演讲“人生观”

 答辩丁文江

 反驳陈独秀与胡适

 在成败得失之间

 3政治教育

 出长政治大学

 演讲国内战争

 第二次婚姻

 批评国民党

 政治大学的停办

 4明争暗斗

 翻译《政治典范》，介绍拉斯基学说

 出版《苏俄评论》，反对共产党人

 创办《新路》杂志，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

 被国民党绑架

第四章 内忧外患中的选择（1930—1937）

 1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

 国家社会党的秘密成立

 《我们所要说的话》

 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探求民族复兴之道

 翻译菲希德演讲辞

 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

 创办学海书院

 3明日之中国文化

 对人类文化起源的探讨

 对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分析

 对中国过去文化的考察

 对中国过去文化总的评判

 对中国未来文化的主张

 4如何抵抗日本侵略

 “他山之石，可资攻错”

 热战失败的教训

 对欧美派日本派外交政策的批评

 译刊《全民族战争论》

 发表《对外抗战问题》

第五章 投身抗战与建国主张（1937—1940）

 1投身抗战

 国防参议会参议员

 抗战三字诀：死、苦、耐

 与国民党交换文件

 出席国民参政会并被选为驻会委员

 2立国之道

 国家民族本位

 修正的民主政治

 国家社会主义

 文化政策

 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3创办民族文化书院

 民族文化书院缘起

 胡适思想批判

 民族文化书院被蒋介石关闭

第六章 致力于民主宪政运动（1940—1945）

 1参加第一次宪政运动

 向国民党要求宪政

 关于宪政提案的一场舌战

 推动宪政运动的兴起

 参与制定宪法草案修正案

 代表期成会作宪草修正案说明

 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流产

 2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民主政团同盟的酝酿

 调停国共争端的失败

 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公开

 被国民党软禁于汪山

 3参加第二次宪政运动

 充任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会员

 呼吁保障人民的三项基本权利

 介绍西方人权思想

 民主政治标准释义

 重获自由，选任民盟常委

 4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

第七章 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上）（1946—1949）

 l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政协通过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

 围绕宪草修改的斗争

 宪法草案“成了一种废纸”

 演讲中华民国未来宪法

 “扔到纸篓里的宪草又复活了”

 《中华民国宪法》与《五五宪草》的比较

 2调停东北内战

 东北内战的由来

 调停的努力

 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

 调停的失败

 3组建中国民主社会党

 中国民主社会党的成立

 中国民主社会党政纲释义

 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第八章 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下）（1946—1949）

 4率领民主社会党出席包办国大

 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

 为促成国共和谈而奔走

 改变初衷及其原因分析

 与蒋介石交换信件

 被开除出中国民主同盟

 5率领民主社会党参加改组政府

 《训政时期约法》的存废问题

 关于国府委员名额分配引起的争议

 提出参加四机构人员名单

 与国民党签订施政方针

 民主社会党的公开分裂

 6行宪国大前后的捭阖

 国代名额的幕后交易

 总统选举与修宪案之争

 把副总统选票投给李宗仁

 立委名额引起的纠纷

 参与“新的和平运动”

第九章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50—1969）

 1海外流亡

 应邀赴印度讲学

 出面领导第三势力

 写作《新儒家思想史》

 联名发表《文化宣言》

 环球讲学

 创办《自由钟》

 2关于儒家哲学思想

 儒家哲学的特点

 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

 中西形上学的比较

 唯实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3关于儒家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学的基本概念

 儒家伦理学的特点

 儒家德性的一与多

 4关于儒家政治思想

 中西政治哲学的异同

 立国之道：德与法相辅而行

 儒家思想中的民主种子

 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复兴

 现代化的意义与中国现代化历程

 复兴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

 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是宋代新儒学的复兴

 儒家思想复兴的道路：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

结语 病逝旧金山（1969．2．23）

再版后记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少年登科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震荡和八国联军入侵之打击后，开始宣布实行所谓“新政”，改革官制，奖励工商，编练新军，废除八股，科举改试策论，进行学制改革。学制改革给不太会做八股文，但学过做策论的张君劢提供了进身之机。1902年，他参加宝山县县试，取中秀才。

和张君劢一起参加县试，并考取秀才的还有他的弟弟张公权。他的父亲对他们这次参加县试十分重视，亲自带他们到上海赶考。考毕，父子三人同乘一条小船回宝山家，在船上父亲询问君劢和公权的考试情况。张君劢如实作了回答，父亲觉得他考得不错，录取没有问题，便对他夸奖了一番。当问到张公权时，张公权回答说把题目做反了，录取没有希望。父亲一听就火了，便开口大骂，骂张公权没出息，没头脑，骂得张公权连头都不敢抬。正骂之中，留在上海看榜的家人，在岸上大叫着跑来，说中了。因距离太远听不清，以为是张君劢一人中了。及至停船一问，兄弟二人都中了。父亲这才转骂为笑，张公权也才将头抬起来。那一年张君劢17岁，张公权14岁。

翌年春，马良（字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震旦学院首次招生。此学院的宗旨是招收具有一定国学根底或科举出身之士，用速成的方法，教拉丁、英、法、德文，以培养中国的翻译人才。当时梁启超在日本主编的《新民丛报》不仅刊登了该学院的招生启事，还刊登了梁写的《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梁启超在是文中指出：“士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一国语言文字者，几不可以人类齿。”而要通欧洲任何一国语言文字，又必须追根溯源，先学拉丁文字，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学问更有根底。张君劢在《新民丛报》上看到了震旦学院的招生启事和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梁启超明确宣布：“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于是他决定入震旦学院学习。尽管震旦学院的学费高得惊人，每半年要缴一百多两银子，张君劢还是想方设法凑足了数额。据他后来回忆，震旦学院的功课与广方言馆的功课完全不同，读的全是拉丁文。马相伯的课也教得特别快，一星期就讲完了一厚册。接着由其他老师讲西洋哲学和罗马将军泰西多斯的《法国战记》等书。开始时他感到很吃力，常常赶不上功课，好在那时的老师都很有耐心，随问随答，经过一段时间，他才勉强能跟上授课的进度。当时和他同学的还有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党人、国民党元老马君武。④

张君劢在震旦学院学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由于家里实在拿不出一百多两银子的学费，他只好中途退学，转入收费不高的南京高等学校学习。被南京高等学校除名

张君劢在南京高等学校学习不及一年，就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先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派遣侵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牵制，迫使沙俄不得不于1902年4月与清政府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两期撤出。但沙俄根本没有从中国撤军的诚意。第一期（1902年10月）仅把辽西俄军集中到中东铁路沿线，第二期（1903年4月）将要到期时，便提出俄国在东北三省享有各项特权的七项无理要求，作为撤军的交换条件，为俄军长期霸占东北制造借口。消息传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爱国人士和广大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或罢课示威，抗议沙俄的侵略罪行。留日学生尤为激昂，召开了有500多人参加的抗俄大会，会上一致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学生军”），很快就有200多人报名参加，其中有12名女生愿意担任随军护士。义勇队在队长蓝天蔚的率领下，每日操练不懈，并派代表回国活动，要求清政府出兵抗俄，学生军愿做先锋，表示要“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②。

本来拒俄运动从性质上来说，仅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并没有反清革命的色彩。《学生军规则》明确规定，学生军以“拒俄”为目的，其性质是“代表国民公愤”，“担荷主战任务”的爱国团体，甚至表示“在政府统治之下”以抗俄人。③但腐败的清王朝则将学生的爱国行为视为庚子年间唐才常的“自立军之役”。拒俄义勇队刚刚成立，清驻日公使蔡钧即电告清廷和两江总督，称“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他同时勾结日本当局强令解散义勇队，禁止留学生练习兵操。清廷得电，如临大敌，立刻急电各省督抚，对回国义勇队队员“不得妄为姑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①于是，沿海各省“钩党结狱，缇骑四起”，捕杀、迫害回国义勇队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当时，年轻的张君劢在爱国激情的驱使下，也积极报名参加了上海学生为响应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而组织的义勇队。此事不久即为南京高等学校当局侦知。校方便以此为由将张君劢除名，并将他交给地方“严加管束”。张君劢也因此而结束了他在国内的求学生涯。任教明德学校

从南京高等学校退学后，张君劢在故里未呆多久，即经友人介绍，去了湖南，任长沙明德学校的英文教员。在这里他结识了留日回国学生、后来与孙中山并称的革命党人黄兴。黄兴是1902年5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留学的，1903年夏天受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到故乡长沙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当时也在明德学校教书。张君劢在明德学校只教了两个月，便应常德知府、宝山县人朱其珍的邀请，前往常德师范学堂任教。张君劢上课，不仅仅给学生讲解课文，传授知识，而且还经常抨击时政，议论国内外大事。每讲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危险时，他语调悲愤激昂，闻者无不动容。据说，有一次学生殷士奇等人听到悲愤处，竟嚎啕大哭，晕倒在地。

1905年冬学期结束，张君劢辞去了在湖南的教席，带着两年问结余下来的400多元薪俸，回到了故乡嘉定。张君劢这次回故乡是遵父母之命与元配夫人沈氏完婚的。第二年春天，按旧的习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但蜜月尚未度完，他就告别了父母和新娘，到日本留学去了。P5-7

张君劢（1887—1969），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在许多方面发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但在他死后多年，却一直没有人对他一生的思想活动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郑大华同志所著《张君劢传》，填补了这块空白，这是大陆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张君劢的传记著作，相信它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张君劢既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位学者和思想家。他早在清朝末年，就积极参加当时一度蓬勃发展的立宪活动，是梁启超得力的追随者之一。民国建立后，在政党活动中，护国战争中，均继续追随梁启超。至梁启超去世后，张始独立发表政治主张，组织政党，奔走宪政。他是国家社会党和民主社会党的创立人和主要领袖。

张氏于政治，最中心的主张是实行宪政。他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也不断批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专制统治，带有明显的中间派的特点。

张氏于政治活动之间歇，复致力于文化学术。他颇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兴起的一派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持批评态度，曾发起著名的人生观问题的论战（即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文化学术领域里，张氏也带有中间派的特点。他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唯物史观，也反对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同时他也与复古主义的保守势力有一定距离。他于旧学植有根底，而不囿于旧学，于西方文化颇有了解，而并不热心西化。可谓亦中亦西，不今不古，思想复杂，多元易变。

张氏先以投身政治登上历史舞台，相继从事立宪救国，政党救国，晚年则致力于文化复兴运动，以推展新儒家为职志。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曾取得具体的成功，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张氏在政治上与文化学术上得中间性和复杂性，常常两面不讨好，这使他在近现代的中国，不足成为一代风骚的领袖人物。这大概也是长时期较少有人对他做全面研究的一个原因。

人们都承认，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然而这个比重居大的“中间社会”，却最没有力量。这才是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在。中间社会之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小生产的社会基础，无法形成统一的势力。当极权高压时，它们像沙石一样沉于水底，水面上即使波涛汹涌，也难以见到它们的踪影。当极权松懈或趋于崩解时，代表中间社会的小党派、小团体则遍地林立，但却难得有维持长久者。它们往往只有表面上的独立性。

这个散漫的、多变的中间社会，人们至今研究得太少，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历史，了解国情，这种研究我以为是不可少的。这种研究自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切入，但比较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中间社会的一些代表人物，可能是较容易人手的途径之一。

大华同志的这本书，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张君劢的传记著作，除了利用海内外已见的研究成果外，在许多问题上，都向前推进一步。由于种种原因，海内外研究张君劢的著述，长时期来都不免有所偏颇，或有所忌讳，许多问题难以做到深入的和客观的研究与评述。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对于张氏的文化思想、宪政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主稿《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分析评述。不管这些分析评述能否为大家所认同，但不能不承认，作者的研究是更加深入，态度更加客观，议论更加平实了。此外，关于人生观的论战的分析评述也超越了从前一边倒的评论，而力图客观检讨双方的论点，揭示此一论争的思想意义。

本书材料相当丰富，就笔者所见而言，作者在占有材料方面确是超过了前人。这是此书取得成功的主要前提。同时在写法上，作者能抓住张氏一生思想活动的主要线索，采取“一以贯之”的手法，将其思想、言论、著述与活动融为一体，读来顺畅、自然，步步有关联，层层有深入，极具整体性和历史感，堪称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著作。

大华同志，治学十分勤奋。自1990年来近代史所与我共事，二十多年来，已成书多种，颇得海内外好评。至今仍自我砥砺，不尝稍懈，这是学者最宝贵的精神。我对他唯一的希望是注意节奏，以爱惜身体；加意沉潜，以更求专精。

《张君劢传》的第一版出版于1997年。张君劢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但由于他既反对共产党，被毛泽东宣布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又反对国民党，被国民党绑架和软禁过，因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学术界都缺少对他深入全面的研究。《张君劢传》是当时国内外出版的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张君劢生平和思想的传记著作。著名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耿云志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写道：“大华同志的这本书，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张君劢的传记著作，除了利用海内外已见的研究成果外，在许多问题上，都向前推进一步。由于种种原因，海内外研究张君劢的著述，长期以来不免有所偏颇，或有所忌讳，许多问题难以做到深入和客观的研究与评述。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对于张氏的文化思想、宪政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撰稿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分析评述。不管这些分析评述能否为大家所认同，但不能不承认，作者的研究是更加深入，态度更加客观，议论更加平实了。此外，关于人生观论战的分析和评述也超越了从前一边倒的评论，而力图客观检讨双方的论点，揭示此一论争的思想意义”。耿云志先生还充分肯定了该书搜集和引用资料的丰富，同时对该书的写法予以了肯定，认为该书“能抓住张氏一生思想活动的主要线索，采取‘一以贯之’的手法，将其思想、言论、著述与活动融为一体，读来顺畅、自然，步步有关联，层层有深入，极具整体性和历史感，堪称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著作”。正因为该书有耿云志先生肯定的这些优点，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潘光哲教授在书评中称该书是中国大陆出版的一部最客观公正、最少意识形态的人物传记著作，对于张君劢的研究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郭齐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左玉河教授也在他们各自的书评中充分肯定了该书所取得的成果，他们甚至断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发现，后来的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者很难在整体上超越该书。当然，这些评价是否合乎事实，读者自有评论，毋须我说三道四。但我想说的是，我写作《张君劢传》的态度是认真的，也确实下过苦功，在写作该书的三年期间，我基本上没有节假日，也很少看电视，记得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时，每天我都是第一个借书，最后一个还书，前后坚持了四个多月之久。当时我家住在北京的八角游乐园附近，离北图大约有三、四十里路，而我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破自行车。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张君劢也已逐渐改变了原来备受冷落的局面，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有关张君劢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论著也不断增多起来。但检视这些成果，我们发现，大多集中在他的学术或思想方面，而对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则研究不多。实际上，张君劢是一个“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从事政治时不忘学术，从事学术时不忘政治，在中国现代学术或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就学术或思想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社会或政治方面来看，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抗战时期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代表，并且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人。所以，仅研究张君劢的学术或思想，而不研究他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反映他一生都“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生特点。

就张君劢的思想来看，也是非常复杂的。他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实现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复兴儒学，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新民族文化系统，同时，又对社会主义有着至死不渝的关切。因此，他的思想至少有三个方面，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就目前对张君劢研究的现状来看，对他的文化思想，尤其是他的新儒学思想研究得较多，也较深入，但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民主宪政思想研究得较少。而在我看来，在张君劢的思想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新儒学思想，而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民主宪政思想。他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对民主制度的建构、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他的修正的民主论的提出，不仅在当时有它的重要意义，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而且在今天也有它的参考价值。所以我希望学术界能加强对张君劢民主宪政思想的研究，并通过研究，提炼出张君劢宪政思想的现代价值。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民主宪政思想，又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例。五四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他形成了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三十年代初，在吸取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欧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他主张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了五四时期所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强调实行社会主义要顾及个人的基本自由，使社会主义与法律（保障人权）、智识三者结为同盟，并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并不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在民主政治下，通过改良的方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而不需像苏联那样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研究张君劢的思想，应该采取动态的研究方法，要重点考察他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引起他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然而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论著还不多见。

《张君劢传》自第一版出版后，已经15年了，书店也早已断书。商务印书馆希望再版《张君劢传》，并希望我对原书作一些修改，把我近年研究张君劢的一些新想法、新观点、新成果补充进去，但由于近两、三年来我的杂事太多，有多项课题要结项，根本抽不出时间对全书进行认真的修改，便将原书交给夏蓓女士了。因此，该书的再版，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尤其是广西南宁分馆的领导，没有他们的积极争取和认真负责的工作，该书是很难再与读者见面的。

衷心希望本书再版，能够对今天的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让更多人通过了解这个曾经对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而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进而更加理性地思考，由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郑大华

201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