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之家(一个华裔美国家庭的百年传奇)》讲述一个华裔家庭数代人整整一个世纪（1860s-1950s）的美国经历，故事非常动人，情节也很曲折复杂。艾明如教授花了近十年时间寻找史料与研究，在此书中细述了早期华裔移民Tape家族，一家三代在美国生活的史迹。本书以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大家长Joseph Tape (Jeu Dip)移居美国的故事为发展主轴。Joseph在十九世纪中期加州淘金热潮时，自中国来到工业和经济正在起飞的旧金山，他以担任车夫和中国新移民掮客谋生；Mary McGladery(mui tsai)是个中国女仆，她自幼以孤儿身分移居旧金山，11岁在“少女保护救济协会”协助下自妓女户脱困。积极向上的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并立志成为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虽然当时有限制中国移民的法令；且基于厌恶中国移民逐渐取代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旧金山的排中主义与日俱增。即便情势不尽理想，Joseph Tape还是努力自车夫和担任中国新移民掮客的工作中累积财富；有志一同的Joseph和Mary在美国携手共组家庭，婚后的生活相当富裕，俨然成为华裔新中产阶级的典范。本书既让读者见识这传奇的华裔中产阶级的生活全貌，也补充了一段海外华人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

如果你是爱尔兰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或者犹太裔美国人，那么你可以从数量繁多的著作中了解你的祖辈初到美国白手起家的故事。然而，直到今天，还没有一部著作讲述第一代华人在美国奋斗发展的历史。艾明如所著的《幸运之家》弥补了这个缺憾。此书为读者呈现了泰普家族三代人的故事：虽然没有大起大伏，却也曲折动人。泰普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本书叙述的主要内容。故事的核心是这个家族在美国的创始人赵洽（约瑟夫·泰普）在淘金潮之后成为移民代理人的奋斗经历，泰普家族也成为第一代华裔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随着故事的展开，作者叙述了中国城发展的历史，华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表现方式以及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作者以旧金山的泰普家的发展为主线，展示了十分广阔的社会画面，从小家庭的历程透视了华裔移民群体的历史以及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本书绝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艾明如教授耗时十年，用新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为我们讲述了华裔美国人群体的一段真实的历史。

作者序

泰普家族谱系图

地图

第一部分 奋斗(1864—1883)

 1．幸运儿

 2．第一次拯救

 3．约瑟夫和玛丽

第二部分 上学的日子(1884—1894)

 4．“那个中国女孩”

 5．唐人街的边界

第三部分 美国化的儿女们(1895—1904)

 6．郊外的乡绅

 7．两桩婚事

 8．中国村

第四部分 翻译阶级(1905—1917)

 9．血与火

 10．追捕偷渡客

 11．现代生活

 12．审判

 13．“水手应该上岸”

第五部分 重塑(1917—1950)

 14．新儿媳

 15．失去

 16．服务

后记

中文名称表

致谢

注释

索引

1．幸运儿

那个男孩，中文名字叫赵洽(广东话发音为JEU DIP)，在12岁时离开中国，来到了美国。他是广东省新宁县浮石村人。男孩的祖上是在南宋时期移居到新宁的三十三大家族之一。由于宋朝的建立者姓氏为赵，广东地区拥有赵姓的人们常常自称是皇室的后裔。但是到了19世纪，新宁一带大部分是贫穷。的农民，而非皇亲国戚。

新宁这个地方原来被称作台山，广东的西南四邑之一，19世纪移民美国加州的中国人有90％出自这四个县。四邑是广东最不发达的地区，大量移民从四邑这里涌出，形成了巨大的宗族网络。四邑一带地形多山，土壤坚如岩石，旱灾和洪灾循环交替，再加上相对的隔绝状态造成当地农民极度的穷困。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和1856—1860)之后，由于英国的经济侵略带来的不稳定局势以及由兄弟会等秘密组织引起的政治动荡使贫者愈贫。新宁出产的大米仅够维持本地人半年的生计。农民们在山坡上种植红薯和花生以补充粮食的不足。很多四邑人会在农闲时到广州附近更繁华的地方做小生意，当帮佣或进工厂做工。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到大洋的另一边谋生以贴补家用。如果幸运的话，加州金矿蕴藏着他们致富的机会。

赵洽在12岁的时候便独自远涉重洋。大多数男孩子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一般会有父亲或表兄陪伴踏上旅程，或者至少会有人在加州等待迎接。但是，这里并没有资料说明赵洽移居美国是一次家庭行动。他或许是一名孤儿，或许是为了逃离残忍的父亲，或许仅仅为了逃离悲惨的生活而背井离乡。能够确定的是，一旦踏上征程，他从未回头。

1864年赵洽启程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中国人从广东来到“金山”。这条通往加州之路已经是被很多人走过的了。他首先抵达广州，珠江河(Pearl River)从这里注入南中国海。广州距离新宁并不遥远，大概80英里。但是，在新宁和珠江三角洲之间却丛山矗立。20世纪初的时候，一位名叫陈宜禧的旅美华侨从西雅图返回中国，并修建了从新宁到江门——位于这片三角洲末端——的铁路。在这之前，那些携资出行的人可以乘坐由苦力抬着的轿子，而没钱的人只能步行。至少到达江门这段路程，赵洽很有可能是徒步旅行的。毕竟，如果他有一点儿钱的话，他一定会沿着密布于三角洲的河流，乘坐小船或者舢板顺流而下，他就是乘着舢板来到广州的。

他在广州发现了一个移民代理机构，能够帮他出资购买跨洋船票，待他来到加州后再对船费进行还付。那些去往加州、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的人们(自愿选择目的地)一般都会采用这种信贷船票的形式，以实现其远程航行。但是，一个12岁的孩子，没有家庭担保，如何获得这笔贷款却是个问题。更潦倒的移民则不得不签订契约，允诺在马来亚或者荷属东印度公司(印度尼西亚)的种植园里工作一段时间，直到能够抵得上这次远航的费用。最穷困的乡下人则被苦力贩子所诱拐，甚至直接被绑架到原来用于贩运非洲黑奴的船上，然后被送到古巴收割甘蔗，或者到秘鲁收集鸟粪做肥料。赵洽可是个机灵的孩子，他不仅聪明，而且雄心勃勃。还有，他很幸运——这是每个移民的祈福，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尤其珍视运气在其宿命世界里的意义。

赵洽搭上一艘运货船从广州来到香港。在英国的治理下，香港成为东亚最繁忙的转运港口。香港联结了中国和东南亚、欧洲、澳洲、美洲之间的贸易，大米、丝绸、锡片、鸦片和苦力是流通最快的商品。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最初大多通过印度洋和好望角，到达纽约。但在19世纪早期，美国北方商人同时开辟了一条跨越太平洋的贸易路线，主要经营夏威夷的檀香木和产自美国西北部的水獭毛皮(后者为约翰·雅各·阿斯特的事业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他又进军曼哈顿的房地产业)。

随着檀香木和水獭皮的耗尽，跨越太平洋的美中贸易曾一度中断，当1848年加州金矿发现之后，成千上万人的涌入使其重新恢复了生机。1864年，赵洽从香港到旧金山的这条路线就是在那个时候开辟的。19世纪50年代初，大批中国人搭乘装载着丝绸、茶叶、大米、糖、古玩和草药的商船涌入加州。这些船只并没有固定的出发日期，当装载了足够的货物和乘客，船主的跨洋航行有利可图时，货船才会启航。正如其他充满期盼的移民一样，赵洽也必须等待着——也许在等船出发的日子里他在广州或是香港能够找到零工赚点钱。

P9-11

这本书始于一次意外的发现。

大约十多年之前，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阅览室里，就在华盛顿市的外围，我正在写作我的第一本书，关于非法移民的历史。当时我正在读美国劳工部的档案，突然注意到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这份报告写于1915年，涉及为美国移民总_署做翻译的一位华人。一个名字映入我的眼帘：弗兰克·泰普。我知道“泰普”这个名字——并不是华人的姓氏——曾作为原告出现在华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一个案例中，即“泰普诉赫尔利”案(1885)，这个案子的结果是旧金山市允许华人儿童进入公立学校上学。这两个泰普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之后查找的人口普查资料确证了我的预感。弗兰克·泰普是玛米·泰普的弟弟，而后者正是挑战旧金山排外政策的那个女孩儿。好奇心驱使我进一步去发掘。我发现，不仅弗兰克·泰普是一名翻译，玛米结婚的对象也是一名翻译，她的妹妹艾米丽亦是如此。他们的父亲约瑟夫·泰普(他中文名字的粤语发音是赵洽，而用普通话则为赵夏)是为旧金山的蒸汽船公司和铁路公司工作的代理人。他们的母亲玛丽·泰普，在少年时期被传教士从妓院中救出，后来成为了画家和摄影师。尽管泰普家的成员并未接受过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他们在美国迅速地崛起。他们居住在白人社区并且被高度同化。同时代的人称他们为“美国化的华人”。有关他们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故事——包括游览车、猎狗、在加州伯克利的大院落，还有上流社会式的婚礼——带来了意外的发现：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一直聚焦于劳动者群体，而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前，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工会的组织者；这时，我才意识到，关于华裔美国人中产阶级的起源，我们知之甚少。

随之出现的疑问是：如果玛米·泰普曾作为民权先锋，那么如何解释他的弟弟弗兰克在三十年之后被指控在处理移民的案子时从华人那里勒索钱财——而这正是从他的姐姐曾经抗议的排华法中获取利益这一现象呢？这之后的十年，弗兰克又成为在旧金山履行陪审团职责的首位华裔美国人，我们如何理解这些矛盾曲折呢？

发现的越多，疑问就越多。在为此书写作进行的十年调研过程中，我发现了越来越多关于这个家庭和华裔美国人诞生过程中令人着迷和惊叹的事情。生活在排斥华人的年代(1882—1943)——法律长期在实质上排斥所有的华人移民进入美国——泰普家的成员既是生存在夹层中的人，也是文化中间人，他们在其双重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发现了积累财富和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作为中介人，他们曾权力显赫，同时却身处社会的边缘：华人移民既尊敬他们又憎恶他们，白人雇主需要他们却不信任他们。泰普家是十分不寻常的，与同时期在美·国的大部分华人移民不同，他们是第一批华裔美国人中产阶层的典型代表。在很多方面，他们的故事应和着美国的其他移民群体的历史，无论移民从哪里来，做中介人都是获得成功的具有开创性的策略。

与其他有关华裔美国人家庭的著作不同，《幸运之家》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回忆录，而是历史。对泰普家的研究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挑战，因为泰普家人并没有留下信件、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而这些正是传记作者重构其描述对象的生平通常所依靠的资料。泰普留给后人的是一些相册。我很感激杰克·金和琳达·多尔的帮助，使我能够翻阅这些相册，获得了泰普家的一些生平资料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泰普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很多照片，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玛丽·泰普拍摄的照片，从中能够管窥出泰普家引人人胜的生活侧面。

由于泰普家是半公众性的人物，报纸或杂志的文章会对他们的活动有所评论。泰普家受雇于政府部门的成员的相关资料能够在官方记录中查到。随着互联网能够提供联邦人口普查的数据(到1930年)、军队注册信息、入伍记录和其他一些必不可少的重要数据，家族谱系的研究也变得更加轻松。还有法院的记录、桑伯恩火灾保险公司的地图、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政府报告、当地历史协会的资料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对玛米·泰普·洛、艾米丽·洛·卢和鲁比·金·泰普的访谈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有时，某些资料相互矛盾显得并不那么可信，有些方面则是缺乏资料。但是，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没有编造任何情节，只是在尽力阐释资料，在大量的资料中选取比较有力的细节来处理遇到的问题，同时利用合理的推测来弥补证据的不足。在书后的注释中，对于如何利用推测来推动对于资料的解释，我做出了详尽的说明。

华人原有的名字以中文拼音出现，姓氏在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大部分的华人姓名取其广东话发音而非普通话发音。因此，在此书中首次出现的姓名会标出其广东话发音的名字，在其后用圆括号标出其普通话发音的名字。例如，赵洽(赵夏)。书中主要人物、地方和组织的名字已经在书后的词汇表中以中文标注。

泰普一家的三代人经历了排华主义浪潮时期，他们不时抗议种族歧视的立法体系，但他们也从中受益。泰普家的生活充满着悖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凭借对一直被边缘化的华人而展开的业务。泰普家可算是例外，但也是华裔中产阶层的典型代表。19世纪末期，在约瑟夫·泰普的时代，做代理人不仅是获取财富和资产的理想途径，而且是赢得社会地位的阶梯，不仅在移民社区里，同时也在白人社区。年轻的移民们——通常是在少年时期就来到了美国，他们很快学会了英语，接受了西式的风俗，并在基督教的传教所里发展了社会关系，正如约瑟夫一样——有的成为合同劳工中介人，有的则是运输业的代理，还有政府的翻译。他们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之后便开始经营生意，无论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手段，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当然，他们并不是中国城里唯一从事商业的群体，但是，由于他们精通两种语言和文化，他们慢慢成为了被白人社会承认的群体。

做代理人和翻译的职位一直以来不仅是华裔人口而且是美国的其他移民群体提升自我的重要途径。新来者，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中国、爱尔兰、意大利、俄国或墨西哥——都会首先融人本族裔的社会网络中，尤其是基于出生地和亲属关系建立的组织以帮助他们找房子、找工作、共同休闲娱乐并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但是，当移民们与主流社会机构——雇主、交通公司、移民局、警察局和法院打交道时，他们需要一种特殊的帮助。每个移民群体中都有其代理人，为无法交流或者进行买卖的双方提供沟通渠道：包工头、商户老板、律师。

代理人通过控制对方想要获得“商品”(工作、行李托运、移民证件、股票、房地产、保证金)的渠道谋生。移民代理人通过对双方语言、文化和需要的了解，弥合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他们垄断越多的相关知识和信息，他们就越强大。如果代理人为移民和主流机构双方提供服务，那么他们就可以收取手续费获利。有时候则是通过在交易中对某一方采取欺骗或勒索钱财的手段。凭借不同寻常的语言才能和社会地位，他们通常是本族裔群体中率先实现美国梦的人。可以说，他们是幸运儿。最后，在移民安顿下来并学会了英语之后(尤其是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不再需要代理人了。移民代理服务一直是或者大部分是存在于第一代移民中的现象。但是，在法律藩篱和种族歧视存在的时期，华裔移民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华人中的代理人和翻译比他们的欧洲同行们发挥了更长时间的重要作用。

排华法为第一代华裔中产阶级家庭的出现铺设了道路。尽管排华法使移民依靠代理人，维系了代理人的生计，排华也把代理人阻挡在了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但是，他们还是最大限度地靠近了主流社会。尽管他们的成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这个群体的人数少，他们的社交世界相对封闭，与中国城的交往不多，也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第二代人为了成功而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并因此为其婚姻带来了负面影响，有些人甚至抵抗不了由排华立法所带来的贪污受贿的诱惑。

泰普家以及与其类似的其他人的经历为叙述华裔美国人而且是所有在美国的移民群体的历史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传统的观点认为排斥和包容是朝向美国梦这一线性路径的两个相继的阶段：移民克服了障碍融入了社会，通常看法这是通过他们的勤奋和坚毅获得的。代理人的故事则显示了排‘斥和包容并非总是前后相继的，有时这二者是移民经历中同时发生或者动态地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尽管看似对立。最成功的代理人是那些谨慎精明的企业家，他们知道如何在排华法体系的缝隙中寻找机会并敢于打破规则。

我们看到有很多种途径能够打破规则。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仅仅按照白人中产阶级的准则生活的少数族裔群体会激起欧裔美国人的不满。抗议种族歧视则是一个人“傲慢自大”或者不安于种族阶梯中自身“位置”的进一步标志。有人还利用本族裔的人违反种族一致的原则。当合法致富的途径受到限制的时候，从事犯法的活动——走私违禁物品、贪污受贿、非法交易——也并非是不常见的。并不是所有的代理人都从事非法活动，但是，他们被追求财富和社会认同的雄心不停地驱动着。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正是典型的美国人。

如果说做代理人和翻译的职位是泰普家实现社会地位转变的关键动因，那么泰普家的两名女性成员，玛米和鲁比——第二代中最长寿的成员——则体现了新的华裔中产阶级的现代精神，而其影响的持久性远远超过代理人这种事业。玛米是争取民权的先锋，而且为爱情而结婚。鲁比也许并非为爱情而结婚，当当下的财富和地位使她无法满足时，她就会开始独立从事新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她带来了成为一个独立女性的机会。玛米和鲁比所选择的道路对于当时的华裔美国人来说是非比寻常的。可是我肯定她们两人对自己的选择从未后悔过。

1950年弗兰克去世后，鲁比继续住在拉塞尔大街上的泰普家，这是一座老房子但很舒服。她在房子的后面开垦了一处花园，在这附近约瑟夫曾经挖过一口井，园子里种着芹菜、西红柿和空心菜(由于其长而中空的茎而得名)。她还在院子里种了苹果树和柿子树。鲁比最小的弟弟杰基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伯克利上学的时候也住在这里。鲁比的妹妹埃德娜则定居在森尼维尔，她在那里开了一间叫作“圆月”的餐馆。鲁比经常去看她。

鲁比仍然在继续工作。在之后的15年中她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中国城的进出口公司，阿拉梅达①的美国海军军事基地的社会安全管理部门，最后在旧金山中国城的移民法律公司做过翻译。她于1964年退休不再工作了。

鲁比，既是一名现代女性又是有责任心的儿媳，妥善地保存着泰普家的相册。最早的相册是19世纪90年代维多利亚风格的——很厚重的一大本，有浮雕图案的赛璐珞材质的封面，黄铜的附件，里面带有插照片的小格子。玛丽在相册的封面上自己画了一幅身穿粉色连衣裙的年轻的欧裔美国女性的半身像并以紫罗兰花镶边。她在这本相册里放着在照相馆拍的照片：第一页是在1884．年学校诉讼案期间拍的家庭合影；在下面对开的两页中是麦格拉德里小姐，玛丽的资助人和代理母亲与四岁的格特鲁德(她在1884年时还没有出生)。然而，玛丽并没有把她自己在那个期间拍的照片附在里面——在加州的乡间或者她的孩子们在旧金山和伯克利玩耍时的照片。这些并非随便抓拍的而是展现出现代风格的精心拍摄的照片。在二十年之后的20世纪初，格特鲁德把这些照片收集起来并与她自己最近的照片一起放在了另一本相册里。弗兰克去世后，这些相册就传到了鲁比那里，她把这些照片按照时间顺序与自己成为弗兰克·泰普的太太时期的照片，然后在战时作为专业中士的照片放在一起。这些照片向我们叙述了泰普家从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时期不同寻常的故事以及移民代理人的经历使他们最终成为一个美国式的家庭的历程。

鲁比1964年退休的时候，她丈夫的姐姐玛米已经88岁了。在波特兰的玛米与她的女儿艾米丽一起住在艾米丽的丈夫于20世纪20年代为她建造的大房子里。两个人的丈夫都已经去世了。她们的房子里摆放着玛米家族里传下来的遗物：玛丽·泰普于1901年所绘的菊花静物的油画挂在起居室里；玛米的妹妹艾米丽·帕克制作的一套彩绘的瓷器摆放在餐厅的橱柜里。

这时玛米已经有了三个孙儿和十一个曾孙。她的孙子小肯尼斯迁到了俄勒冈州并在那里娶了一个华裔女孩儿，她曾是胡德里弗高中的舞会公主。由于继承了泰普家擅长运动的基因，小肯尼斯在州里的钓鱼及运动委员会工作。后来，他和_他的妻子一起开了一家“中国茶园”，科瓦利斯的第一家中餐馆。几年之后，玛米的孙女卡罗林与她的丈夫在城里开了另一家中餐馆“同园”。这两家餐馆并非炒杂碎大排档。那里确实有炒杂碎，但也提供配广东酱汁的龙虾、姜汁牛肉和T型牛排。那里还设有提供鸡尾酒的休息厅，宝华酒吧和龙酒吧，光顾这里的都是白人。科瓦利斯城里很少有华人老板雇佣俄勒冈州的白人学生做侍者。这两家餐厅是20世纪中期华裔美国文化的典范，他们向白人中产阶级介绍了中国的菜肴风味。

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玛米年事已高而且视力在不断衰退，但她仍然精力充沛。她喜欢看电视上劳伦斯·韦尔克的节目而且总是要确保长筒袜上的接缝笔直。她有时会给她的曾孙讲她从前的事情。他们尤其喜欢听在19世纪80年代时赫尔利小姐不允许玛米上学的那一段。“他们说，所有的‘梳辫子的，都不能来上学”，她讲到，但是她的“父亲却顽强抗争”并起诉了教育委员会。孩子们简直无法想象华人曾经一度不允许上学或者只能上隔离的学校仅仅因为他们是“东方人”。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里的每一个圣诞节，波特兰的泰普家总会收到一个包裹。这个包裹总是载着同样的东西：一盒时思牌(See's)的糖果，加州最好的糖果。鲁比舅妈总是寄来糖果——并不是普通的棒棒糖，而是由很稠的奶油和黄油为原料制成的方块形糖果，其中有的混有巧克力，有的则是奶油风味。每年的糖果使约瑟夫和玛丽·泰普的家族关系在后代中延续着。

1864年赵洽离开浮石村前往金山的一百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三个历史性的民权法案：1964年的《民权法案》，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和同年通过的《移民和国籍法案》。前两个法案结束了在公共场所的种族歧视，禁止在招聘、住房和教育等领域里基于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别的歧视行为，并保障了少数族裔群体的选举权和代表权。《移民法》则终结了根据“民族出身”来签发签证的制度，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制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排斥来自亚洲和东欧与南欧的移民。

1965年以后，从香港、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兴起的新的一股移民浪潮涌向了美国。从那时开始，大部分移民通过合法手段进入美国。但是，由于申请签证的数量一时超过了美国的接收能力，新一代的中介人突然出现来帮助移民以非法手段进入美国。这里面就包括臭名昭著的“蛇头”，在他们的运作下，华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并以很高的代价偷渡到美国。其中最著名的蛇头是一个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城里的名叫郑翠萍的福建籍女人。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里，她通过偷渡移民到美国积累了40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被称为“萍姐”的她拥有一艘货轮“金色冒险号”。1993年6月，这艘货轮在纽约市皇后区的罗卡韦海滩附近搁浅。当时货仓内搭载了300名华人，其中10人在试图游向海滩时溺水身亡。在躲避追捕多年之后，“萍姐”于2000年在香港被捕并于2003年被引渡到美国，对其偷渡移民罪名加上“金色冒险号”事件进行起诉，法庭于2005年宣判其有罪并入狱35年。

联邦检察官把郑翠萍称为“蛇头之母”，因为她运营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利用他人悲惨境遇和贪婪欲望而形成的大型团伙”。但是，很多福建移民尊重“萍姐”，他们把她看作是“有良心的蛇头”——她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家庭团聚”。“萍姐”对待她的顾客还算公平(据说她雇佣黑社会去干地下勾当)。尽管她拥有巨额财富和强大的权势，她并未以高于普通人自居。她在中国城里自己的餐馆和日用百货商店工作，衣着朴素，乘坐地铁。

萍姐被视为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是对约瑟夫和弗兰克·泰普时代的中介人形象的讽刺性的歪曲。这些人拥有财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尽管移民偷渡仍然是利润丰厚，同时也带有风险性的生意，做中介人却不再是进人中产阶级的唯一途径。与在19世纪并且排华法发挥影响的时期来到美国的移民不同，1965年之后的华人移民中出现了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包括药剂师、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拥有一技之长的移民住在郊区并送其子女接受大学教育。他们中有些人在中国城里工作，包括为那里的病人服务的医生，但其他人则与华人社区鲜有接触。他们与现在服务工人群体的中介人并无认同感，其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像泰普父子这样的中介人为华人融入到美国的中产阶级铺垫了道路。

《幸运之家》使我们有了意外的发现。它扩大了我们关于美国移民的视野，使我们重新思考移民群体。泰普家族的故事具有伟大小说的情节和结构。艾明如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扣人心弦又令人兴奋的故事。

——玛丽·戈登，《最终的报答与我的母亲》一书的作者

艾明如讲述了我们从未听过却十分需要了解的故事。吸引人的情节，富于开拓性的研究和带有启示性的阐述，“幸运之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令人愉快又发人深省。

——吉什·詹，《典型的美国人、世界和城镇》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