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著名的民主斗士,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是举世闻名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造时利用国民参政会和他独立创办的民主报纸与进步书店,配合中共、民盟等强烈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宪政,为促进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都做出了贡献。建国后,王造时并未像“七君子”沈钧儒、史良等受重用,不能一展政治才能,郁郁不得志,在反右、文革期间,屡遭迫害,后生活窘迫,最终含冤病逝。《斯人独憔悴(近代民主先驱王造时)》由姜平著,真实记录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王造时坎坷波折的一生。
《斯人独憔悴(近代民主先驱王造时)》由姜平著:他是永远无法《归来》的“陆焉识” 他是诊治社会疾病的“华佗” 他找到了贪污腐败、民族信仰缺失、社会不公平等社会疾病根源和解决办法。 他是才华横溢、自恃才高的“政治家” 中共、国民党、民主党派曾奉他为座上宾。却在建国后被区别看待、潦倒半生?
《斯人独憔悴(近代民主先驱王造时)》适合传记文学爱好者阅读。
山城的顽童
江西省安福县是靠近湖南的一个偏僻山区,位于武功山的东南麓,东邻吉安,西靠莲花,南界永新,北接分宜,境内丘陵起伏,江水奔流,民风淳朴,风景秀丽。发源于武功山南麓的泸水,是全县的大动脉。山区盛产竹木和粮食,工商业不发达。安福虽然是一个交通比较闭塞、经济比较落后的山区,但在历史上却出过不少人才。全国闻名的“安福三才子”,又被称为“安福三杰”的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都出生在这里。
王造时原名雄生,1902年8月3日,即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三十日诞生于安福县城内木架巷。
王造时的祖父原是安福泸水沿岸江南村的一个农民,后来到安福做工,移居城内,最后在靠近码头的木架巷定居。王造时的父亲王济善,字嘉美,号子泉,识字不多,青年时靠在码头上做搬运竹木的苦力生活,非常穷苦,几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后来除在码头做工外,又兼做一点小本生意,逐渐赚了点钱,便在附近农村租了一片荒山栽种竹木,然后又在安福城内开了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同发架,即竹木行,从而成为商人。
王济善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先娶农家女子汪氏为妻,汪氏死后,又娶本县梁家山贫农的女儿刘氏为继室。汪氏和刘氏共生有四个子女,一女三男,其中最小的男孩就是雄生,刘氏所生。雄生不但在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也是他们中最聪明伶俐的一个,因而特别受到父母的喜爱。
雄生8岁时,被送到私塾先生朱廉夫处就读,朱先生看到雄生非常聪明,又长得很英俊,十分喜爱,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就替他改名为“造时”。这个名字,后来对王造时一生很有影响,不断地“鼓舞他树立雄心壮志,力求上进”。一年后,朱先生关闭学馆,王造时又转到周云乡先生的私塾里继续就读。他在两位老师的私塾里总共读了三年,读完了《三字经》、《四书》和《五经》。虽然王造时很聪明,读过的书能背诵,但因老师对这些书不讲解,他和别的孩子一样,都不懂得书中所讲的内容,因而始终引不起兴趣。这些“孔孟之道”,对他后来也就影响不大。
在王造时进私塾读书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也震动了偏僻的山城安福。当时只有九岁的王造时,“听说北京的皇帝老子被赶下台,看见家家户户都插起了上面写着一个大‘汉’字的白旗”,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关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的传奇式的革命故事也很多,传遍了山城,王造时非常崇拜这些了不起的英雄,他们的故事在他幼小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民国建立后不久,许多人剪掉了辫子,王造时看到大人剪掉辫子,他也将盘在自己头上的辫子剪去,不少孩子也跟着王造时剪掉辫子,这一举动当时使大人们感到震惊。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许多孩子都从私塾转到小学读书,王造时也向父母提出了转到小学读书的要求,1913年暑假,11岁的王造时,经过考试,考进了当地有名的安福小学为插班生。校址在县城外东南,校长是前清举人彭仲池,不少教员也是前清的秀才和拔贡。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格致”、“修身”、“音乐”、“图画”、“手工”、“体操”等,最后半年还加了一门“英文”。王造时对这些课程是很有兴趣的,学习颇为用功,成绩也很好。但毕竟因为年龄小,很顽皮,因而在进小学后也闹了一些“乱子”。
辛亥革命后,因为皇帝老子被打倒了,受皇帝老子保护的庙宇和神像的权威也动摇了,有些大孩子说“根本没有菩萨,相信菩萨是迷信”,王造时也颇以为然。因此,有一次,王造时带了一班孩子,砸掉了学校附近的土地菩萨。这件事曾遭到一些大人的责备。’
另一个“乱子”是“罢课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王造时班上的国文教师谢涵,拔贡出身,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又自命才高八斗,学问非凡,是全县有名的“狂士”。学生写的作文他都看不上眼,总是批得一塌糊涂,常常用红笔上下一勾,一字不留。王造时的作文是写得不错的,有一次也被谢老师勾得不成样子,而且谢老师在课堂上发还作文本子时,还要王造时站到讲台上来,听他宣读批语,然后还问他“勾得好不好?”王造时性格倔强,他看到自己的作文被老师批得一塌糊涂,很不服气,于是他大声地回答:“勾得不好!”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王造时出乎意料的公开反抗,弄得谢老师下不了台,他把作文本子往地下一摔,狠狠地训斥王造时。王造时更不服气,愤然冲出教室去找彭校长告状,哭着说谢老师在课堂上欺负人。班上的同学课也不上了,跟着涌到校长室门口,别班同学闻讯后也赶来看热闹,大家议论纷纷,都同情王造时。为了替王造时出气,有些高年级同学就鼓动王造时班上的同学,一起罢谢老师的课,逼他辞职。第二天,谢老师去上语文课时,看到教室里竞空无一人,非常恼火,便去找彭校长发脾气,要他严厉处分王造时,但许多老师对谢涵的“狂士”作风早就看不惯,都不赞成处分学生,结果僵持了许多天,后经彭校长耐心地做了各方面的工作,将谢涵调到别班上课,给王造时班上换了一位国文老师,才把这场风波慢慢地平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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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鸦片战争后近200年中围绕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和争民主、反专制两大历史使命,多少志士仁人不惜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乐章,他们的英雄业绩千古流芳,他们的英名家喻户晓,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就是这英雄群体中的一位。他把一生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曾四次被捕入狱,历经磨难,永远值得人们敬仰和纪念!
王造时1902年出生于江西安福,15岁考入北京清华学堂,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五四后成为清华学生领袖,1925年赴美留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他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做官,被上海光华大学聘为政治学教授和文法学院院长,起先致力于教育事业,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是我国教育家之一。后因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立即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政治活动,而成为我国一位举世闻名的爱国民主志士和无党无派的杰出政治家与理论家。
王造时的一生,对我国历史发展有两大突出贡献:
第一,从1931年“九一八”起,他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是我国救亡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对挽救祖国危亡做出了重大贡献。
“九一八”后,他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先后发表了《救亡两大政策》、《安内必先攘外》等一系列文章,公开谴责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不抵抗的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停止剿共,国共两党相互让步,实现共同抗日。这一大胆主张如石破天惊,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1935年华北事变后,他和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发起救国运动,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使救国会会员发展到数十万人,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位领导人(被人民称为“七君子”)一同被捕,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诬陷,王造时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地慷慨陈词,痛驳《起诉书》颠倒黑白罗织的罪名,使审判官、检察官狼狈不堪,使“七君子”的声名传遍海内外。在国内外人民的大力营救下,“七君子”终于获得无罪释放。王造时出狱后,又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国活动,在八年抗战中,他应邀担任国民参政员,并历尽艰辛创办了《前方日报》,为促进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反对分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他受救国会同仁的委托,起草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批评苏联的错误。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他以国民参政员和《前方日报》社社长的名义,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其援助中国抗战,起了促进作用,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关于加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性建议。这一切,都对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第二,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为在我国宣传民主思想和争取建立民主宪政制度进行了持久不懈的英勇斗’争,是一位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民主斗士。
在五四运动中,王造时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理论。五四后他立志救国,认真研究政治,从各种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的比较中,他反对独裁政治和集权政治,赞赏欧美的民主政治和孙中山的“民权”主张。为了深入研究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论和社会现实,1925年留美后,他在威斯康辛大学刻苦研究政治学四年,并到美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又到英国研究考察一年,从而更加坚信民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的落后与反动。从此,他把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作为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1930年回国后,他立即参加了人权运动,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曾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等文,将矛头直接对着蒋介石。1932年,他联合国民党内主张实行民主宪政的孙科等人,在全国发动了一场要求当局“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民主宪政运动,在上海各大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名批驳汪精卫等人反对实行民主宪政的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终于促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第二年就开始起草宪法。为了宣传民主思想,抨击独裁理论和专制制度,王造时还先后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和《自由言论》两个民主刊物,并积极参加了宋庆龄等人发起的保障民权、营救政治犯的活动。由于这些活动,国民党多次对他进行恐吓和各种打击迫害,并派特务准备将他暗杀(未能得逞)。但王造时早就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毫不畏惧,始终坚持斗争。八年抗战时期,为推动政治民主化,他和各民主党派及共产党参政员一道,在全国发动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抗战胜利后,他主张建立多党合作、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反对国民党加强一党专政与消灭异党的政策,为宣传民主思想、发展民主力量、反对内战独裁、营救民主战士进行了大量的艰苦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他以复旦大学教授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继续关心和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1957年春曾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受到一致好评。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宴请,二人在宴会中共同回顾建国前在国统区并肩战斗的情谊。后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又诚恳地向党提出了希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宝贵意见。因遭到误解他被错划为“右派”,摘帽后重新走上讲台,并建立了新家庭。不幸的是,“文革”期间他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冤死于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由上海市政协和复旦大学联合召开纪念大会,为他恢复名誉。
纵观王造时的一生,他原是一位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走上了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救国道路,从而成为我国一位举世闻名的爱国民主志士和无党无派的杰出政治家、理论家。他虽没有担任过什么地位显赫的要职,主要是靠嘴和笔为国家和人民效力,但因其具有渊博的知识、坚定的信念、过入的胆略、卓越的才能、非凡的勇气、高尚的人格并坚持奋斗了数十年,因而对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光辉业绩应该名留青史。他的爱国民主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得到发扬。
基于这种认识,本人经过多年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写成了这本书,用以纪念这位爱国民主志士,并希望青年朋友从王造时的事迹中获得启迪。
姜平
2013年12月于南京
王造时是我国一位举世闻名的爱国民主志士和无党无派的杰出政治家、理论家,又是一位政治学博士、法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清华读书时就积极进行政治活动,赴美英留学期间又认真探求救国道路,1930年回国后长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民主活动,曾数次被捕入狱,走过的道路非常坎坷。加上他在“文革”期间又三次被抄家,致使其保存的各种论著、手稿、书信、日记及珍贵历史资料与历史照片损失殆尽。因此,要搞清楚王造时一生在国内外的活动及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如实地全面地写出其传记,搜集资料便成为首先要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
我对王造时资料的搜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断断续续用了许多年时间。在这期间,我先后从南京、上海、北京、四川、江西等地图书馆、档案馆中查到了王造时在各个时期发表的近百万字的论著,以及反映其历史活动的许多重要档案资料;同时我向王造时生前的战友、朋友、同学、同事数十人,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调查访问。接受调查访问的先生和女士虽然均年事已高,但当知道我们要写王造时传时,都不顾年老体弱,克服各种困难,给予热情支持。如王造时的战友,现已去世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孙晓村先生,不但向我们提供了他经过认真回忆亲笔书写的关于王造时的爱国民主活动和营救中共党员的情况,而且在来信中恳切地指出,写好王造时传对教育后代很有意义,鼓励笔者早日将王传写好。王造时的战友、上海市政协常委冯英子先生,不但多次向我介绍他所知道的王造时的情况,而且还将他多年保存的有关王造时的资料赠送给笔者。原《前方日报》总编辑陈楚先生,年过八旬并患有眼疾已多年不动笔,为了支持我写好王造时传,这次竟破例重新握笔,向我提供了他亲笔所写的关于王造时历尽艰辛创办《前方日报》的各种感人事迹的宝贵资料。曾任该报总编辑和记者的王泗原先生和徐宝璟女士,除向我提供王造时进行爱国民主活动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外,还多次协助笔者对一些重要史实进行调查核实。这一切都使笔者深受感动。在王造时传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向这些热忱帮助我的令人尊敬的前辈,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查阅图书杂志和档案资料过程中,我得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四川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江西图书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室、安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搜集资料和撰写传记过程中,我更得到了王造时夫人郑毓秀女士的全力支持,她不仅将其千方百计搜集和保存下来的全部资料交给了我,而且多次和我长时间交谈向我介绍王先生及其家庭的情况。也得到王造时的侄儿王钧天先生、王钧衡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多方协助;还得到了王造时的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森根先生,上海铁道师范学院教授秦建君先生,复旦大学赵寿龙先生,同济大学葛士忠先生,彭文应的女儿彭燕妮女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等多方面,我的儿子姜伟协助我做了很多工作。也得到了我夫人吴佩芳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在生活上她对我作了无微不致的关怀和照顾,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此书的出版,得到了群言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盛利君女士的热情支持,在此我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姜平
2014年2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