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9月16日，库克船长开始了“奋进号”船只的首航。晚上10时，他在赤道以南10度靠近澳大利亚北部的帝汶岛观测到南部的极光。帕金森(Sidney Parkinson，1745—1771年)和后来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植物学家班克斯(Joseph Banks)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现象。极光在地平线上方20度闪烁，覆盖了至少90度或100度的视角。光一直都很强烈，没有任何摆动，极光弧形的中心朝着南—西南方向静止不动。同一天，即1770年9月16日，在北纬40°1′、东经117°4′、北京东北部过去一点点的中国河北省冀州县，人们也看到了极光。再向南几度的邻近省份山东省也看到了这个现象。极光中红色占了很大部分。1770年9月16日，日本没有人观察到极光，但在第二天即1770年9月17日晚上，有15个日本人看到了这一现象。朝鲜因为下着大雨，什么都没有看到。
刘松龄时期1770年开始的极光史无前例地被南北半球观测者清晰地记录了下来。几乎恰在1769年太阳黑子爆发最大年之后的一年，极光出现了异乎寻常的色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600种颜色。
1770年9月17日下午7时，赫尔在维也纳北纬48°4′处观测到极光。因此，他的观测只比刘松龄晚了几分钟。根据赫尔的测量，太阳位于室女座25°赤纬角2°5′处。离1770年7月19日8时出现新月只剩下两天了。极光的视觉角度至午夜变小了。极光的亮度超过了太阳，因为太阳降至地平线下60°了。这一现象支持了赫尔关于极光会异常耀眼的观点，而北京一整晚都看到了极光最耀眼的过程。
赫尔在其总历表的第一部分发表了刘松龄的报告，同时还发表了特恩伯格关于木卫的观测结果。在历表长达116页的附录中，赫尔发表了l769年金星凌日时太阳视差的测量结果。
1776年，特恩伯格报告了在格拉茨北纬47°4′lO″处所观测到的极光。他的观测比赫尔和刘松龄早九个月。1769年12月14日，他于晚上9时开始观测；1769年12月27日，提前至8时30分开始观测。1769年12月30日早晨5时30分，他观测到极光呈现绚烂的色彩，这些色彩一直持续至1769年12月31日晚。与赫尔和刘松龄不同的是，他不只观测了光度，还用磁针测试了这一现象。当雷云覆盖山区的天空时，磁针指向东面。特恩伯格使用了特殊的量角器测量指南针的摇摆。指南针朝着偏离北面的35度角左右摇摆。
1769年之前的10年中，北纬46度至55度间很少能观测到极光。这之后的25年中，极光变得更加频繁了，但是特恩伯格再没有关于极光的报告，后来的观测记录中也再没有提到他。距特恩伯格观测最近的是1769年12月20日在德朗维利耶(Deainvilliers)城堡所作的观测，该结果由巴黎科学院发表了。1769年10月24日，格拉茨和维也纳观测到了极光。1770年1月18日，维也纳、特尔纳瓦和德国的一些地方也观测到了极光。
天文学家特恩伯格的极光观测结果与气象测量结果合在一起出版了。1768年和1769年，特恩伯格测量了空气的相对湿度。1765年至1768年间，他一连几个月测量了风、云、平均气压和温度。他发现1769年4月中单独一天内气温变化最大。他记下了1767年12月31日中午12时30分和1768年2月27日下午2时41分两次地震的数据，但他没有把这两次地震与极光联系起来。
极光激起了几位耶稣会士和其他一些天文学家的兴趣。1777年，在刘松龄关于极光的有关描述出版五年之后，赫尔的历表中附录的全是极光。赫尔用启发性的表述、论点和论据进行了论述，如
P123－P124
翻译本书缘起于2007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斯坦尼斯拉夫·叶茨尼克(Stanislav Juznic)教授的相识。那次会议上，斯坦尼斯拉夫·叶茨尼克教授提交的论文即是关于清朝乾隆年间来华耶稣会士刘松龄在科技方面的成就。当他在会议讨论中得知笔者从事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研究时，有意将其于2003年出版的关于刘松龄的传记一书交由笔者翻译为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因本人的研究偏重于史学方面，对科技则一无所知，故当时不敢贸然答允。
2008年，斯坦尼斯拉夫·叶茨尼克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著作的英文稿，笔者粗略阅读了一遍，不禁为刘松龄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贡献所折服。可以说，刘松龄在钦天监任职多年，其在科技上的成就异常卓著，然而学界对其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及与其同时代的蒋友仁、郎世宁等耶稣会士。国内学者的研究，虽有鞠德元先生的《清钦天监监正刘松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一文，但是后继研究者寥寥；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正如斯坦尼斯拉夫·叶茨尼克教授所言，主要是斯洛文尼亚学者所作的研究。有感于此，笔者决定接受这一翻译工作，意在将这位旧耶稣会在京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成就介绍给国人。
翻译过程中，笔者有幸得到上海交通大学钮卫星教授和中国科技大学石云里教授的无私帮助。如果没有他们在百忙之中给予的悉心指点，本书中的天文学名词定会令笔者望而却步。在此，向两位学者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感谢张西平教授、郭红教授、王鹏辉教授、薛忠洙博士(韩国)、徐卫翔教授、陈志辉博士以及斯洛文尼亚前驻华参赞：Bernard Srajner先生和曾在华留学的斯洛文尼亚学生Klara Bagic小姐等的帮助。最后，感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林子淳博士的积极推荐和上海三联书店编辑们的辛劳，使本书能够得以早日面世!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进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21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由斯坦尼斯拉夫·叶茨尼克编著的《刘松龄(旧耶稣会在京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为清代著名天文学家刘松龄的研究性传记。刘松龄，原名奥古辛·哈勒施坦因，出生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738年，他来到中国，从事天文学观察和研究，至死未离开中国。曾掌管清帝国的钦天监，任监正，为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长期以来，耶稣会士一直是现代科技史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致力于耶稣会士学校研究。中欧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可以为研究带来一种新趋向，而刘松龄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之一。但因为刘松龄出生于今天狭小的斯洛文尼亚国，而且该地区资源有限、历史变迁复杂，因此至今尚无刘松龄的传记出版。特此作者斯坦尼斯拉夫·叶茨尼克编写了《刘松龄(旧耶稣会在京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这本刘松龄的专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