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山西民初散记》首篇收录的景耀月撰写的《祭义士李静斋文》，是一篇纪念李培仁蹈海明志抗议西方商人仗势掠夺中国矿产的祭文，反应了广大知识界的悲伤之情和爱国之念。本书重点收录的《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则是平定绅商保矿运动的实录。《纪闻》以日记的形式撰写，共95则，时间跨度从1905年2月18日到1908年5月18日，总计长达三年零三个月，所记内容既包括了1905年保矿运动的酝酿、发起、过程，还重点叙述了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英雄壮举。作者张士林(1856～1927)，字墨卿，平定士绅，山西保矿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平定地方保矿运动的支持者和组织者之一。全篇以文言写成，有言：“吾民之权何为外人相蹈，意谓何为?白话天下，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山西民初散记》由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茂盛先生主编，主要收录清末民初之际山西当时的历史文献，就现在来看，其内容似乎庞杂，但《山西民初散记》这些文章确确实实反映了当时山西的历史面貌。这些文章，包括劝诫社会改良（禁烟、禁缠足、儿童教育）的文章、清末新选议员的演说、阳泉保矿纪闻、卢永祥乱晋见闻、民初电文、晋祠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以及景梅九的《罪案》。

祭义士李静斋文

 (1906年10月29日)

宣讲烟字利害(选稿)

 (1909年7月3日)

劝戒烟白话歌

 (1909年7月3日)

改良(选稿)

 (1909年7月16日)

演说教育儿童新法(节选)

 (1909年7月25日)

说中国人心之日下

 (1909年7月29日)

欢迎新选各议员的演说

 (1909年8月21日)

强迫教育白话

 (1909年8月28日)

立宪浅说

 (1909年9月10日)

说国民爱国

 (1909年9月16日) 

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

 (1910年2月25日) 

申报报道交文惨案三则

 (1910年4月4、6、8日) 

寄吴岷甫

 (1911年6月)

致黎元洪促速麾军北上书

 (1911年11月) 

通电筹建吴禄贞铜像

 (1912年3月20日)

通告全国率军回省文

 (1912年4月4日) 

致内阁总理袁项城书

 (1912年)

再上内阁袁总理书

 (1912年)

致晋抚张中丞书

 (1912年)

致卢永祥书

 (1912年)

复李烈钧中央地方互相监督电

 (1912年7月19日) 

致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陆军部外蒙侵绥电

 (1912年10月11日) 

致北京大总统等请率军保内蒙取库伦电

 (1912年11月13日) 

致北京参谋部调军援绥电

 (1913年5月19日) 

致北京大总统由盐款拨军费以利绥远剿匪电

 (1913年5月20日1

致北京大总统请赴归绥剿蒙匪电

 (1913年5月27日) 

复北京大总统六月三日防剿蒙匪电

 (1913年5月31日)

复北京大总统派孔庚赴归绥协防电

 (1913年6月3日) 

致袁世凯请邀孙、黄二公人都共图国事电

 (1913年7月7日) 

复师长孑L庚坚守包头电

 (1913年8月8日) 

复孔庚等包头妥速设防以御蒙匪电

 (1913年9月18日) 

故燕晋联军大将军吴公之碑

 (1913年11月7日) 

致大总统晋绥划为三驻兵区电

 (1914年7月28日) 

军国主义谭

 (1915年5月) 

答友人论军事书

 (1915年7月中旬) 

在太谷社交堂向三晋中级以下富有资产者之讲词

 (1915年9月)

为反对帝制上袁世凯书

 (1916年春)

在山西基督教青年会第一届学生夏令会之讲词

 (1916年夏)

铭贤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日之讲词

 (1916年夏)

山西省之煤铁矿

 (1916年) 

六政宣言

 (1917年10月1日) 

致国务院禁烟办法呈

 (1918年1月15日) 

呈大总统筹补山西人民生计，先办六政，特设考核处暨

 办理情形文

 (1918年5月25日)

山西督军兼省长告谕人民八条

山西督军兼省长立身要言六则

山西督军兼省长手谕人民十四条

训诫学生四则

复晋南指挥官张培梅养电

训言三十四条

用民政治宣言(节选)

 (1918年4月20日)

呈报晋省旱灾及救济办法函

 (1920年9月20日) 

退想斋日记

 (1913年一1920年)

附：

罪案

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忆

说中国人心之日下

愿

1909年7月29日

据经济学家言，世界愈文明，人的欲望愈增长，所以消耗的量也愈进步，这诚然是不易之理了。但只把这些道理安在我们现在中国上头，可是大大的不然。这是怎么说呢?全由这人心日下，道德心薄弱，不但不能和人家外洋比较高下，就是中国古来也不是如今的样子。记者耳朵里听着，眼孔里看着，实在令人伤心堕泪，今日给大家略表一表，看的以后改良改良罢。

我们中国古来的圣贤自奉常俭、待人常厚，每以博施济众为怀。那些高尚的道德，不但如今中国人看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是外洋讲道德的也都望而却步咧。谁想，如今成了这个样子呀!论如今的大局，中国一切实业都不发达，凡消耗的款项十有八九是输出外洋的。中国人果有爱国心，此时正当力矫常情，学问求其日上，欲望消耗却不可使其增益，方于中国大局有利无害。万一不能学古圣贤的博施济众，也当学外洋人所讲的两利之法，与自己既有利益，与大家也不要受害，国家也因我们赚个富足的称号。要是如此罢，人心虽然改变也不得叫做日下啦!不料，实地里调查，可是和这些道理正相违背起来了。

记者今日发这一段议论，大家不免疑惑，是故意里说些激烈话?其实不然，试看当今的人罢，最可怜的是学界。平日抵掌而谈时务，侃侃而道，声泪俱下，很像是热心爱国的。每月所得的薪金，又是下馆子，又是逛窑子，还要穿几件顶阔的衣服招摇过市，他这欲望真可谓大大的发达起来了，消耗也可算是增长得多了。若是有一件公益事情求他出几个钱，那才是比抽他的筋还难啦。漫说是问他白要钱罢，就是办些大营业，既与股东有益，又与大众有益的事，你问他张罗也是当作耳边风。像这样的人物，像这样的欲望，消耗恐怕是进步一日，国家一日比一日的可危，还说什么文明野蛮呢?记者说是人心日下，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呢?不料，中国以四千余年的文明古国道德著名，到今堕落成这个状态，安能不令人伤心咧?

再说，学界而外就是商界。古来的以物交易，如今既是不能行的了，但只那饮羊登垄，众所不容。商人固然以营利为目的，他要是害起大家来，那就是害群之马了。总要设法限制他啦。你看，如今的商人并不是从自己营业上寻生利的法子，只求做些盘子和同业们互相倾轧，无论用什么手段把他人的营业坏了，利就全归到自己了，这便是商界的能人。可不知这和古来的饮羊登垄有甚么分别呢?如此倾轧不已，经济界日形恐慌，万民俱病，外人安坐而享渔人之利。以国家的大局计算起来，他一人的所得比较起国家的所失岂止不及百分之一咧?你看人家外国的商人全在国际上竞争，和现在中国的商人相去何远。拿中国商人的这种心附和外国商人。竞争后，事真不堪设想了。不用说不能盼望挽回利权，并现在的这些残局也恐保守不住的。你看这人心日下的影响大不大呢?

总事，今日的人心无非是自奉甚厚，待人甚薄，又不计永远。只管目前这几样坏处，遂把一个文明古国弄成个无道德、无团体、无竞争能力的一个衰弱国了。大家如其天良尚在不欲为亡国之民，今日及早回头把旧日的样子竭力改去，还可以赶得上啦。如其偷取目前的便利，不管国家的存亡，把天良弄掉，那可就难说了。记者虽舌焦唇敝，笔秃墨干也是枉然的。如今新学发明本不当说那旧日的顽固话啦，大家不慕着改去，恐终久免不了那旧日的一句口头禅，说是中国气数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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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硝烟散尽，蓦然回首，往事已百年!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武昌城头的枪声，喊出了国人的心声，震动了神州大地，惊醒了亿万民众。继武昌之后，湖南、江西、陕西、山西相继举义，革命之火迅速蔓延，不到一月，起义和光复的烈火烧遍了大江南北——云南、上海、苏州、安徽、福建宣告光复，广东、广西、贵州宣布独立，清朝两个半世纪的统治瞬间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对于山西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功绩，孙中山先生1912年莅晋考察时赞许有加，他在太原演讲时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竞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前在日本时，当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力迅疾造成也。”由此可见，山西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不言自明。

论及山西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到发生起义前的社会背景。从物质条件上讲，当时山西已是全国有名的煤铁之乡，本书收录的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燕春台的《山西省之煤铁矿》，详细陈述了山西的煤铁资源及其分布情况。从文化条件上讲，山西经过东学西学之争，学校教育已经开启，普及教育已在提倡。发表在《晋阳公报》上的《演说教育儿童新法》和《强迫教育白话》，深刻点评了当时的教育变革。从政治改良上讲，虽然百日维新宣告失败，立宪思想仍在弥漫，爱国精神正在唤醒，宪政思想深入精英阶层。发布在《晋阳公报》上的《改良》、《说中国人心之日下》、《欢迎新选各议员的演说》、《立宪浅说》和《说国民爱国》，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的政治思想。从百姓习俗上讲，人们对烟毒的危害认识已经清晰，但禁烟禁毒执行乏力。发表在《晋阳公报》上的《宣讲烟字利害》和《劝戒烟白话歌》，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烟毒和戒烟的认知。

从社会背景上说，还不能不提到革命前发韧于1905年的保矿运动和发生在禁烟过程中的“交文惨案”。这两件事看似互不相干，但都为山西的革命运动蕴酿了政治气氛，锻炼了干才。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加快了资本输出的步伐。山西向以煤铁蕴藏丰富而著称天下，西方商人对此垂涎已久，随着外国侵华势力向内地扩展，山西矿产资源日益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1898年，在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持下，山西商务局和英国福公司秘密签订合同，将山西平定、潞泽、平阳矿产六十年的开采权拱手让给注册英国的福公司。1905年，正太铁路通至阳泉，福公司紧锣密鼓筹划圈地开矿，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保矿运动”由此爆发。这一运动，经过士绅农工学各界一致努力，最终以保晋矿务公司成立，收回矿权而胜利结束。保矿运动是山西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是反清革命运动在山西的一次预演。平定，作为保矿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在保矿运动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本书首篇收录的景耀月撰写的《祭义士李静斋文》，是一篇纪念李培仁蹈海明志抗议西方商人仗势掠夺中国矿产的祭文，反应了广大知识界的悲伤之情和爱国之念。本书重点收录的《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则是平定绅商保矿运动的实录。《纪闻》以日记的形式撰写，共95则，时间跨度从1905年2月18日到1908年5月18日，总计长达三年零三个月，所记内容既包括了1905年保矿运动的酝酿、发起、过程，还重点叙述了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英雄壮举。作者张士林(1856～1927)，字墨卿，平定士绅，山西保矿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平定地方保矿运动的支持者和组织者之一。全篇以文言写成，有言：“吾民之权何为外人相蹈，意谓何为?白话天下，子龙何在?廉颇老矣，能将食否?皇恩浩深，以报寸心。矿之不存，民将安否?一方何求?吾身为大清国之臣民，焉能任之流乎?虽区区之地苗，实乃吾大清国土，弃能拱手让其雕零于外人之圄。……”字字珠玑，句句铿锵，爱国热情溢于言表，民族责任感力透纸背。

如果我们把保矿运动视为山西革命运动的序曲，那么利用“交文惨案”掀起的倒夏(学津)运动，更是山西辛亥革命的前奏。山西鸦片种植日久。在20世纪初，春天来山西的人会看到一幕奇特的情景，漫川遍野的红罂粟在风中摇曳，诱人的香气传荡在汾河两岸。伴随中国人的渐渐觉醒，许多开明之士不断呼吁全面禁烟，清政府在禁烟的问题上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1906年，清政府即下达禁烟法令。上海万国禁烟会后，人们对禁烟的要求更加强烈。1909年，清政府再次颁布了六年禁绝种烟的命令，同时宣布提前禁绝者，官员受奖。然山西下级官员为保有烟利，谎称批准种烟，百姓不明真相，继以种植。1910年春，时任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领赏，不惜出动军队，由协统夏学津率领，强行铲除烟苗，引发了武装冲突，当地民众死伤百余人，演成“文交惨案”。革命党人利用惨案扩大宣传，不仅在《晋阳公报》刊发，而且在《申报》上连载，掀起倒夏运动，促成了军政大权向有利于革命方向转变。案后，清廷觉得丢脸，调离丁抚，革除夏学津帮办职务，黄国樑接任第85标标统，阎锡山接任第86标标统。这正是革命党人所期望的，这一变化在此后的太原起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本书收录的发表在《申报》的《交文两县民变详记》、《交文两县民变续志》、《交城县乱事已平》详尽记录了上述事件的前因后果。

论及山西辛亥革命的过程，不能不提到吴禄贞提议组建的燕晋联军。太原起义后，清政府惊恐万状，即令驻防于保定的第6镇统制吴禄贞进军山西，镇压革命。岂不知吴禄贞素怀革命大志，早有倒袁意向，主动电告阎锡山共组燕晋联军，阻袁北上。阎锡山欣然同意组建联军，并亲到娘子关和吴会晤。会议决定公推吴禄贞为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并决定山西民军派两个营赴石家庄归吴指挥，共同执行截断京汉路的任务，然后挥师北上，直捣北京。但是，吴禄贞返回石家庄车站后，却被袁世凯所派刺客暗杀，燕晋联军功败垂成。本书收录的阎锡山《致黎元洪促速麾军北上书》和《通电筹建吴禄贞铜像》文，以及《故燕晋联军大将军吴公之碑》的碑文，反映了革命党人对共同推翻清政府的谋划和期待，以及对吴禄贞将军的悼念之情。

论及山西辛亥革命的结果，不能不提到袁世凯窃取北京政权后山西所面临的复杂处境和阎锡山的坚持坚守。吴禄贞被暗杀后，娘子关附近的山西民军立即受到北洋军的攻击，山西民军不得不兵分南北撤退。阎锡山率部北撤晋北，直至包头，温寿泉率部南撤临汾。全国南北议和后，在孙中山的督促下，袁世凯勉强承认了山西革命省份的地位。1912年4月4日阎锡山从包头率部返晋，并发表《通告全国率军回省文》。

1912年袁世凯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撤销各省民政长，设巡按使，并派亲信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旨在消除革命党人的势力。此时阎锡山被委任为同武将军(意即掌管大同军队，后无耐又改称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却没有行政、财政之权。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慨，许多革命党人公然出面反对。张瑞玑连书《致内阁总理袁项城书》、《再上内阁袁总理书》、《致晋抚张中丞书》、《致卢永祥书》，声讨袁世凯及袁派人物。阎锡山本质上也是反对袁世凯的，但慑于袁的势力，没敢公开声讨，而是通过与南方革命党人往来电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1912年7月19日《复李烈钧中央地方互相监督电》，他明确提出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实行“地方分权”。

鉴于沙俄虎视蒙古，鼓动蒙古独立，外蒙古派白彦台吉领兵袭击归化、潜伏库伦等内侵行径，阎锡山从1912年10月11日至1913年9月18日，连续向袁世凯发出十数封电报，要求晋绥军队驻扎绥远镇边固安。他甚至提出“恳大总统俯准锡山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先行屯驻萨拉县属之包头镇，相机进取。万一事机决裂，即率所部占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但袁世凯始终未允。这些电报有：1912年10月11日《致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陆军部外蒙侵绥电》，1912年11月13日《致北京大总统等请率军保内蒙取库伦电》，1913年5月19日《致北京参谋部调军援绥电》，1913年5月20日《致北京大总统由盐款拨军费以利绥远剿匪电》，1913年5月27日《致北京大总统请赴归绥剿蒙匪电》，1913年5月31日《复北京大总统六月三日防剿蒙匪电》，1913年6月3日《复北京大总统派孔庚赴归绥协防电》。1914年7月28日阎锡山又发出《致大总统晋绥划为三驻兵区电》。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后，阎锡山对袁世凯的态度渐次强硬，1913年7月7日阎锡山发《致袁世凯请邀孙、黄二公人都共图国事电》，大论国际局势，一边揭穿日俄虎视中国野心，一边指出袁世凯统治下中国面临的危机，强烈要求袁邀请孙中山、黄兴进京共商国事。他说：“经营年余，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倘不亡于清朝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督解职，足征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

1915年北京政府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后，阎锡山立即于1月29日与各省联电反对二十一条。1915年7月，为推动北京政府重视军事强国，阎锡山撰著的《军国主义谭》印送北京政府参阅。《答友人论军事书》是对该书的一个介绍，从中不难窥见他所谓的“军国强国”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中国社会并未完全开放，表里山河的山西民间的思想仍很保守，开拓民智仍然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一批留学归国的学子不断呼吁发展学校教育，放大眼光，拓展思想。孑L祥熙1915年9月《在太谷社交堂向三晋中级以下富有资产者之讲词》中就呼吁：“眼光放大、视线拉长——向娘子关外看、向京津看、向沪宁看、向武汉看、向广州看、向日本看、向欧美看、向全世界看。”《在山西基督教青年会第一届学生夏令会之讲词》中，他又提出“破除孤陋寡闻”，“集思广益”，“研讨学术”，“健全身心”，“务使德智体三育平行进展”。在《铭贤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日之讲词》中，他还提出“立身行事，须有主义”，要求学生“积极从事个人认为有益于社会人群之工作”。

当袁世凯紧锣密鼓拟改变民主政体为君主政体并帝制自为时，孔祥熙公开上书袁世凯反对帝制。1916年春他发表《为反对帝制上袁世凯书》，指责袁世凯“不图报效，不谋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要求袁世凯立即“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

袁世凯死后，1917年阎锡山兼任山西省长，从此军、政、财、教大权集于一身，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他从维护政治统治出发，着力推行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六项工作，合称“六政”。《六政宣言》是当时实施“六政”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六政”的目的、意义，以及实施要点无不涉猎。1918年5月25日阎锡山又把六政经办情况及设立六政考核处呈报大总统徐世昌，并获得徐世昌的允认。阎锡山还非常重视社会治理，任省长后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告谕、手谕、训言、训戒，用以规范社会。随后他又制定了《用民政治大纲》，发表了《用民政治宣言》。

辛亥革命后的社会治理，并没有完全实现革命党人的理想境界，比如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由此，也受到了不同阶层的抨击和指责。本书收录的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13年～1920年)，反映了失落文人兼商人对社会变革的看法，以及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描述。

本书在附录中收录了早期同盟会员、坚定的革命者景梅九的回忆性散记《罪案》。他较早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无论是组织发动、舆论宣传、军事策划，还是辛亥举义、反袁护法，都义无反顾。景梅九“南响北应”的战略设想曾为同盟会革命总方略的确定提供了重要参照。当山西的革命者在太原城头竖起义旗时，尚在北京主办《国风日报》的景梅九日夜兼程回到山西，参与戎机，出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部长。其时正值吴禄贞被刺，强敌压境之际，景梅九向山西都督阎锡山提出“唯有一战，不可退让，胜则长驱北上，败则分兵南北”的战略计划。

本书在附录中还收录了梁上栋受阎锡山和国民党山西支部及国民公会委托，迎接孙中山视察太原的回忆。此回忆较为详尽，也较为客观，系统记述了孙中山1912年视察山西的经过、在山西发表的六次讲话，以及对山西辛亥革命的肯定和赞誉。

辛亥革命毕竟是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产生于这一时段的山西文作不胜枚举，篇幅所限，本书只选择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难免挂一漏万。遗珠之憾，以后再版弥补。

李茂盛

2013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