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先生是我省考古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上有重大贡献,其代表性成果为《侯马盟书》,即对1965年在侯马新田发现的春秋末期晋国赵、韩、魏诸国结盟文字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张颔先生在史学界、考古界、天文学界、书法界的多方面才华,被社会所广泛认可。《张颔传:一位睿智的学者(收藏版)》由我省著名作家韩石山根据张颔先生的经历,根据张先生的学人经历及先生健在的特点,访问先生二年有余,采用采访体的形式予以表达,故全书故事性、现场权威性很强,是韩石山先生继《李健吾传》、《徐志摩传》之后又一部名人传记力作。
韩石山编著的《张颔传:一位睿智的学者(收藏版)》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张颔先生的传记,《张颔传:一位睿智的学者(收藏版)》中不仅可以看出创作《侯马盟书》、《古币文编》之张颔先生的才情,亦可领略其才情风骨,该书同时收录多幅珍贵照片。
张颔先生是山西考古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上有重大贡献,其代表性成果为《侯马盟书》,即对1965年在侯马新田发现的春秋末期晋国赵、韩、魏诸大夫势力的结盟文字(用朱砂刻在玉石片上),作了全面的考证。
张颔先生由研究古文物,逐渐集中于研究古文字及古货币、古天文学,因此成为国内以篆书著名的书法家和古货币专家、古天文学家。有关古货币,著有《古币文编》,2004年由中华书局初版,是迄今为止国内古货币研究及收藏的最权威、不能绕开的著作之一。有关古天文学,有《天文指掌图》。
二 堂兄张帆
下午三时去了张先生家。事先打了电话。这是我跟张先生约好的,他要是有事,或是身体不适我就不去了。毕竟是八十八岁的人了。
上次谈他干爹干妈,给了我个启发,就是要谈得细些,挖得深些。这次不想往下谈,谈在樊城的事,还想谈他少年时在介休的事。我想知道,他的家族中可有什么文化人。所以挑起这个话头,是我总觉得,像张先生这样没有多少学历而终能成大器者,少年时必定有某种引导,至少也是某种启迪,否则,一个寒家子弟,怎会从小就有那么大的志气,一心向学,终生不懈。
没想到我会这样提出问题,张先生沉吟片刻,随即朗声言遭:有一个。有多大影响当时也不知道,不过,我是很佩服他的,是我的堂兄。前面说过,原名张连仲,后来叫张帆。还有个笔名叫张中筲,一度用作本名。
做什么的?我问。
张先生说,天津一家当铺的小伙计。看出我有些失望,又说,可别小看了这个当铺的小伙计,二十四岁时就出了书,署名张中筲。当年可是我们那儿一件引起轰动的事,介休城里有个书店,叫普通书店,就卖过张帆的这本书。
接下来说起这位堂兄的简历。一九一一年生人,伯父张缙绅先生的独子。十六岁县立高小毕业后,随其父去天津学生意,进了位于东门外水阁大街的“德恒当”做学徒。财东是天津八大家之一的黄家。
张帆是个有志气,也有文才的年轻人。进入典当业后,经过几年的观察,决心兴利除弊,为旧典当业开一条新生路。这志气可不能说小。于是广泛调查,潜心结撰,写了一本书,叫《天津典当业》。成书在民国二十三年,出版在民国二十四年,当时不过二十四岁。这一年我十五岁,高小还没有毕业。人家这么小就能出书,我很佩服也很羡慕。
我说,你们和伯母家……
张先生听出我的意思,说,各是各的,伯母待我们母子太刻薄了。堂兄对我,没有成见,反而有更多的同情与关爱。 张帆比我大九岁,小小年纪就到天津进了当铺学生意。当铺规定,前三年不准请假,满三年后,每两年有六个月的假期。也就是说,我平日是见不到这位堂兄的,假期回来,只是在一起坐坐,年龄悬殊,没有更深的交往。不过,能感觉到,对我这个堂弟还是亲热友好的,常问些学业上的事,鼓励我求学上进。有次他从天津给我寄回铅笔和小人书,激动得我一连多少天,晚上睡觉都要把铅笔和小人书放在枕头边才能睡得着。出书不久,张帆就回到介休老家,从了政。再后来就在二战区当了干部。抗战期间,山西这一带属第二战区,是阎锡山的地盘。后来就一直从政。
我说,张帆从政,有没有什么背景。
张先生说,没背景,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天津回来不久,就是一九三六年吧,阎锡山政权在全省各县,考试录取村政协助员。介休全县会考,张帆考了第一名,没当村政协助员,委任为县公道团的区团长,全县只有四个区。后来省里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介休去了三个人,另两人中学毕业没有考上,他高小学历却考上了,任命为祁县公道团的县团长。这时我已去了樊城。抗战开始后,张帆随二战区党政机关去了晋西的乡宁县,在第二战区军政干校第十五分校任政治教官,后又考人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为研究员,结业后任石楼专员公署秘书。抗战胜利后当过繁峙县县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最初也是张帆的引荐。不是说他是个革命人士,是他给了我这个机缘。从经历上说,他只能算个进步人士吧。
我想多听些张帆写书的事,便问《天津典当业》是本什么样的书。
张先生说,他这里就有,说罢起身,从东侧的书柜里取出一本,说是介休市原博物馆馆长师延龄同志,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买下送他的。
P25-26
这是我新写的一部传记,传主是张颔先生。
老先生还健在,已九十岁了。
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也可说是一位历史学家。作为学者,他的成就是很高的,堪称大家。又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书法家。这两项是他惯常示人的面目。还是一位诗人,作旧体诗的诗人。《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这类著作,见出的是他的才学,而那些旧体诗词,见出的是他的性情,还有他的风骨。他有他的自尊,也有他的谦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自嘲,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
若不是有这样的人生境界,一个人怎么能经历那么多的磨难,活到耄耋之年又有这样大的成就?
我写这部书,不是谁人的托付,也不是哪个部门的任务,是我觉得张先生这样的人,值得我为他献上这么一部书,就写了这么一部书。很想仿效某些大作家的派头,说写什么人就是写他自己,比如郭沫若先生,就说写蔡文姬是写他自己。但我知道,就我来说,无论德行还是才具,哪样都配不上。我枉上了历史系,虚耗国帑,荒废时日,成不了历史学家,能为历史学家写部传记,也算是聊补此生的缺憾吧。
若说此书,写作上有什么可称道的,那就是从容,采访一年多,写作大半年,修订又是大半年。从开始采访到定稿,不觉已四个年头了。
再就是,写法上还是费了些心思,采用一种我过去从未用过的新体例——访谈体。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局限。最大的好处,是将历史与现实糅合在一起,又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出之。最大的局限,也正在这里,一种固定的方式,用于这么长的一部书中,显得太单调了。我竭力想做到的是,两端之间,允执其中,将它的好处尽量地扩大,将它的局限尽量地缩小。纵然如此,仍要提请读者体谅的是,它毕竟只是一种写作的体例,又是一种新的尝试(对我而言),迁就之处多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亦多多。
我不敢说这是一部什么人都可以看的书。就我所知,在中国,除了某一特殊时期,有一种书全国人民都要读以外,世界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书。但我可以大胆地推测:它对那些少小就有志于学术,一时又昧于方法的年轻人是有用的;对那些已有相当成就,又不以眼下的成就为满足,年龄已然不小的学问中人是有用的。再就是,对那些不想著述,也不想精研某种学问,只是喜欢看看书,增加一点与朋友的谈资的风雅之士,也是有用处的。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在别的书里得不到的东西,比如诗文掌故什么的,既滋润自己,也娱悦同侪。
不管是哪种人,有一种功效是敢肯定的,就是让你在短时间内,振作起来,聪明一些。至于这种功效能延续多久,那就看你的造化了。这也是我为什么给此书加上“一位睿智的学者”这么个副题的道理。
感谢降大任、张庆捷、姚国瑾、张继红、苏华、薛国喜、张崇宁、梁金平、李海涛诸位先生与女士,在写作过程中对我的帮助。感谢林鹏先生为本书题签。感谢三晋出版社,肯为我这样一个已然淡出文坛的作家,出版这样一本书。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于潺谖室
《张颔传》能再版,殊出意料。
主其事者问我,是不是写个《再版后记》什么的,想想,是该写。
临到要写的时候,又不知该写些什么。
说我怎样从文学创作上败退下来,逃到文学与历史的交界处,落草到一个叫“人物传记”的小山凹里,乞得一条活命吗?不妥。不是对我有什么,是先就对不起上了五年的历史系,是没学下什么,毕竟在校园里待了那么多年。
说我怎样奸诈,惯于偷机取巧,先是借了乡贤李健吾先生的声名,混入传记文学界,随后又扯住了徐志摩先生那云彩一样的衣袖,博取“大名大誉”,退休了,还要在张颔先生衰老的身上打主意。也不妥。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固然没有请我去写,但也没有说不让我去写。硬凑上去是可鄙的,一块宝石在那儿搁着,过去擦拭擦拭,能说是怎样的罪过?
依着惯例,该感谢的人很多,够拉一个长单子的。还是免了吧。
这回要切切实实感谢一下自己,韩石山先生。
如果还要加上什么,就加上他几十年攒下的,堆满了半屋子的书。
作者2013年12月5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