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印度
很多人曾经问我：为什么留学印度？要知道，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三分之一出国留学，但去的都是欧美发达国家，或者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这样的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人们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清华大学文理双学位的毕业生，竟然跑到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度去留学。有时被人问得多了，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我就开玩笑说：“一天早上起来，我站在地图前，不知怎么，眼睛一下就盯上了印度，忽萌生一念——去印度留学吧！所以我就去咯。”
其实，去印度留学并非出于一时脑热，而是源于一个长久的思考。从小时候起，爸爸就给我讲过司马迁的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的意思是，了解世界既要读书，也要实地考察，真正亲眼看看。在爸爸妈妈的支持下，我从10岁开始，便立下了在14岁花季到来之前只身一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独自走遍中国的誓言。于是，我开始利用寒暑假和各个假期游历中国，和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大人孩子们交朋友，了解人们不同的生活和对世界的看法。
14岁，我独自走遍了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访问了200多个城市和乡村，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游记，发表在各类媒体上。那是2001年，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中国正式加人世贸组织，开启了全面参与全球化和经济更加迅猛发展的10年。就在这一年，在中国西南边的最大邻国——印度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人口过十亿的国家，却深陷于其西北与东北分离组织不断制造的内部事端、与邻国巴基斯坦近于崩溃的外交以及罕见的古吉拉特7．9级大地震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灾难之中。也是在那一年，“金砖四国”的概念由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标志着全球经济增长点由传统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印度与中国、巴西、俄罗斯同为金砖四国之一。可那时候，印度于我和其他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神秘莫测的遥远国度。
从14岁到22岁的8年时间里，我从初中到大学毕业，不断践行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走访和回访一座座古老或崭新的城市，一个个渐脱贫困或已经致富的村庄，写下的文字却渐渐从游记变为考察报告，结交的朋友也和我一起长大，友谊日深。也是在这8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开始直逼中国，成为继中国之后最令人瞩目的新兴市场。国际上对“中印现象”“中印比较”的讨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而在国内，关于印度的话题却总是提不起人们的兴趣。在中国人的印象里，这轮全球化竞争中被称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始终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根本不是“世界工厂”中国的竞争对手。
2007年，我在清华建筑学院建筑环境系上大二，开始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修读法学第二学位，第一次系统地学习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沿革。“民主与法制”是法学院里长盛不衰的话题，但是，无论在课堂上还是课下的讨论中，提起“民主与法制”，大家都齐刷刷向西方发达国家看去：美国的三权分立、英国的议会政治、德国与法国的大陆法系……
但世界真的只是那么简单吗？民主真的只在人口少、素质高、经济发达地区才能成功吗？那时，我在修读赵晓力老师开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这门课。课堂上，我们花了很大功夫来研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我发现，19世纪的美国，在当时的世界来讲，远非一个人口素质高、经济发达的国家，但现代民主制度却是在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在这片新大陆上正在形成的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制度，虽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却将取代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贵族社会，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印度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那本著作让我第一次发现，印度这个在中国人看来“贫穷落后”的国家，从其1947年建国以来，便成功实行了民主制度——选举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司法独立都得到了制度性保障。而且，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不仅拥有比中国还高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低的识字率、比中国还多元的文化，还有比中国更加盘根错节的等级制度及悠久历史。也是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自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阿马蒂亚·森用翔实的数据论证，正是因为信息相对透明，才让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免于饥荒之劫。
一边是国际上人人在讨论经济蓬勃发展的“世界最大民主政体”，一边却是国内无人问津简单归类于“贫穷落后”、无足挂齿，印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的10多亿人的民主又是如何运作的？它如何实现了直逼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增长是可持续的还只是昙花一现？它有没有惠及广大民众，还是只局限于社会中上层？我越来越感到好奇，越来越想搞清楚这背后的根源，越来越想看一看当代印度的庐山真面目。但是，我在国内能够找到关于印度的资料少之又少，还多是些观光客浮光掠影的简单描述，根本不能解答我心中越滚越多的疑问。于是，我萌生了去印度看一看的念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作为清华大学奥运志愿者在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进行翻译和引导服务。有一天，我在场馆里遇上了两位正在休息的印度记者，便兴冲冲地和他们聊了起来。这其中的导演名叫拉密时，是德里电视台的知名导演，只见他浓眉大眼长发黑须，手戴佛珠胸佩毛主席像，俨然一副沙僧模样。那主持人名叫拉吉使，西装笔挺精明干练，原来是孟买的知名企业家，曾在总理办公室任新闻官，体育节目主持是他的业余爱好。我问他们对中国奥运感受如何？导演拉密时拍手称赞，说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举办如此气势恢宏组织严谨的国际赛事；主持人拉吉使却连连摇头，反问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办一个体育赛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是为什么？说着说着，导演和主持人竟当着我的面为各自观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辩论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一幕令我对印度更加好奇了——印度国家派出的记者团，内部意见竟然如此不统一，而且还公开辩论起来！等他们的讨论告一段落，我便说出了我一直想去印度看一看的想法。导演和主持人都举双手赞成，纷纷给我留下联系方式，让我到了印度和他们联系。我还试探性地问他们，有没有可能去印度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他们都说没有问题，而且都和我提到在首都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说那是在印度声誉甚高而且非常国际化的学校，还建议我去那里看一看。P3－6
自2009年2月第一次去印度，至今已是第4个年头。2010年10月，我从印度来到英国牛津大学拿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2011到2012年又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员。这4年间，断断续续在印度学习、考察、工作、游历，满打满算17个月，并且马上要再次长时间驻扎印度，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进行实地考察。
这4年间，全世界经历了痛苦的经济低谷。就连曾经令全球资本激动万分的“拯救世界经济之最后一根稻草”，也在通货膨胀、资产泡沫、贫富分化、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等重重压力之下，揭开了那令人迷惑的绚丽面纱，露出不堪重负的本来面目。在全球顶级智库荟萃的华盛顿特区和网罗了世界各地精英学者的牛津郡，我和全世界最聪明最有趣但也可能是最顽固的头脑们一起，经历了这从繁华到萧条，一次次编织起希望，又一次次希望落空的悲喜剧。在这场惊心动魄尚在高潮的世纪大戏中，我是一个亲历者，但更愿做一名观察者。这4年间求学游走欧美亚，源自内心深处的动力，依然是中国先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世界、了解未知的古训，豪迈而审慎。
这本小书源于我2009一．2010在印度求学的考察笔记。笔记的初稿3年前就已完成，离开印度之后，我不断查找资料、与人讨论，重读、修改，甚至重写部分章节。直到书稿即将付梓的这一刻，我也并不认为这本小书已经完成。它只能说是我对这世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考察之初探报告。在这本小书中，我把自己在印度的经历、困惑、思考写出来与大家一同探讨。书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却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从各种意义上讲，它只能算是一次“抛砖引玉”式的尝试。
但这次非常不成熟的尝试确实也历经坎坷。历时4年，我竟也从21岁的大四学生，变成了25岁的博士生。在这一小小旅程中，我得到了来自家人、师长及同学朋友的鼓励与帮助，他们是这本书的见证者与合作者。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小书的出版。
首先我要感谢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通往世界的路，是他们二十余载含辛茹苦为我夯实根基。这本书献给他们。
其次要感谢收容养育了我10年的清华园。自1999年12岁进入清华附中住宿部以来，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在这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浪漫无邪的时光。我在清华附中的班主任兼数学倪斯杰老师、语文崔琦老师、英语张舒敏老师和赵庆刚校长（前）以及其他师长对我一路关心呵护。大学本科期间，建筑学院我的导师杨旭东教授对我毕业论文悉心指导并鼓励帮助我求学海外，辅导员王远、班主任赵斌老师、系主任江亿院士、院长朱文一教授也在生活学习等诸多方面给予耐心的指导。在我修读法学第二学位期间，我的导师赵晓力老师、毕业论文评审委员会主任高鸿钧教授，以及鲁楠师兄对我去印度留学的想法力排众议大力支持，并时时阅读我的印度笔记，给予宝贵意见。在我担任清华电视台主持人、记者的4年间，清华电视台的覃川老师、刘玲玲老师以及其他老师同学给予我无限鼓励与支持，这份情谊一直伴随我左右。我还要感谢公共管理学院的薛澜教授、齐晔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董关鹏老师，以及法学院的车丕照教授在我面临人生重要选择之际，给予中肯的建议与积极的支持。薛澜教授还在百忙之中为小书作序，令人至为感动。我还要感谢在清华的同窗好友李菁华、张旭、李奇文、林婧怡、张海强、毛捷、朱勇、杨鹏、刘洪岩、麻常昕、司书甲、马彦、马瑞、张锐、刘晋文等等，在我留学印度期间给予了极大的精神支持。感谢你们与我彻夜长谈，并常常阅读我的思想片段，与我通信交流、切磋讨论。
与此同时，我要特别感谢印度尼赫鲁大学我的老师布托拉教授、昆杜教授、哈吉特教授）、沙玛老师以及其他师长在我求学印度期间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谆谆教诲。感谢印度国会议员阿雅先生（ManiShankarAiyar）带我去他的选区考察，帮助我理解印度社会政治；感谢我的好朋友露娜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并允许我把她的故事与世界分享。我还要感谢在印度结识的好朋友才旦、Pramod、Amit、娜伊德（伊朗），以及和我并肩在印度奋斗的肖洁、刘南、毛晓晓、潘文济、刘彦平、汤梦激、姜磊、廖政军、张■等等来自中国的好朋友。没有你们的帮助与陪伴，我无法想象在印度的时光是否还能这样令人难以忘怀。
离开印度之后，我在牛津大学的导师芭芭拉·哈里斯一怀特教授，安娜·罗拉·温莱特博士、尼克·艾尔博士（DrNickEyre）、凯特·苏利文博士（DrKateSullivan）以及忘年交兰卡斯特爵士对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并时时与我探讨其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我诸多启发。还要感谢伦敦的作家孙书云女士以及我在牛津的同窗挚友蒋净柳、陶郁、蒙克和唐昆对书稿提供的宝贵意见。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学期间，我与王丰老师、李侃如老师和李成老师的多次谈话，也对本书的写作有所启发，在此一并致谢。
这本小书能够出版，离不开出版界老师的帮助。在此感谢《中华读书报》的张隽老师、漓江出版社的杨志友和章勤璐两位编辑。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在这本书的写作及出版过程中给予的无限宽容与支持。这本书的终稿是在与你们无数次的深夜诵读中诞生的，感谢你们耐心地倾听、敏锐地纠错与慷慨地鼓励。这本书同时也献给你们。
宇歌
2013年4月9日星期二于牛津大学沃尔福森学院（wolfsonC0llege）
几年前意外地收到一封邮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位就要毕业的大四学生马宇歌发来的，希望能够跟我约个时间与她谈一下毕业后发展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但又想不起来是从哪里知道的，于是查了一下关于马宇歌的情况，结果让我有点吃惊——这个清华女生不寻常！她不但是清华电视台的主持人，而且从小就一个人走南闯北，14岁只身走遍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18岁时考入清华大学，修读建筑技术和法律双学位；还获得过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赛女子甲组800米、1500米冠军，是学校中长跑队队员，以优异成绩跑完马拉松42．195公里的全程比赛！
最近这些年有不少学生找过我，主要都是了解如何申请读美国的研究生，但我内心更希望有人能够跳出窠臼，闯出新路。我们学院已经开始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读书。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就不敢走向非洲，走向印度，走向拉美？也许这个不同寻常的清华女生敢于去走那条人迹稀少的新路？果然，宇歌见面时提出想去印度留学！我非常高兴，积极鼓励她的这个想法。印度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我们去认识学习。而中国对印度了解得太少，还有一些偏见。我因为工作的原因，与印度学术界有过不少接触，对那里还算有些了解，就为她提供了一些关于印度高校的信息。当然，我也告诉她，印度的物质生活条件与中国大城市相比比较清苦，基础设施和环境也有待改善，要做好充分心理准备。
那次谈话之后没多久，宇歌来信告诉我，她已经去印度考察了一圈，并且取得了著名的尼赫鲁大学的硕士录取，正准备出发去印度留学了！她敢想敢干，勇于承担未知的风险，这在他们这一代人中是不多见的，令人印象深刻。
宇歌到了印度之后，通过电子邮件继续与我保持联系，讲她在印度的求学生活。她写自己刚到印度遇到的种种困惑，作为班上唯一一名留学生，如何克服学习上、语言上、生活上、与人交往上的重重困难。她写下那些苦中作乐的小故事，写下周围有意思的老师、朋友，写下她经历的罢课和校园政治集会，读来往往令人忍俊不禁。渐渐地，宇歌开始思考印度社会这热闹表象背后的逻辑，试图去探讨认识一个全新国家崛起过程面临的诸多挑战。可以感到，这个时期，印度的新奇与复杂正让她经历一场身心蜕变。我曾经希望能够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网站上把她的来信登出来，对我们的学生也是一个启发。现在，她的这段宝贵的留学经历终于结集出版，可喜可贺。
宇歌的思路流畅，文笔清新，不但生动地记述了她留学印度的动机，求学生活的经历，还更多地写下了她对印度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本书的第三、第四和第五章是三篇自成一体的社会考察，每一篇以作者的实地考察和亲身经历为主线，侧重于一个方面探讨了印度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第三章《阿萨姆邦的露娜》通过一个印度女孩儿的爱情故事，探讨了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经历的身心巨变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当我读到还是新鲜出炉的这篇文章时，感到既震撼又欣慰。震撼的是宇歌能够跟随她的同学深入到印度东北部外国人罕至的阿萨姆邦，在城市和乡村进行广泛而细致的考察，并用优美的语言写下了那里的景色、人物与社会，展现了与中国既相似又有所不同的印度城市化图景。欣慰的是，从她如人类学笔记一般细微从容的文字中，读者能够感到，宇歌在深入印度社会内部之后，开始突破对一个国家的表层描述，逐步建立起更深层次叩问本质的思考与探索。
第四章《泰米尔邦的基层民主》记录了宇歌跟随印度国会议员到南印度泰米尔邦选区访问的全过程，探讨了印度民主制度在基层的具体运作。通过对这一次访问的所见所闻以及和印度著名政治家的深入讨论，为中国读者带来关于印度基层民主运作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经历本身便可遇不可求，作者恰好又对基层社会从家庭、宗教到政治的观察细致入微，描写人物众多，并适时穿插印度执政党国大党的历史及印度民主制度的介绍。文章中描写的印度著名政治家阿雅先生本身即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外交家，对印度政治有着独到见解。通过阿雅先生之口，文章生动地展现了民主制度在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大量贫困人口并正经历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在相关领域正在进行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发。
第五章《冰川十五日》讲述了宇歌和全系师生去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境地带的一次长途考察，探讨了印度所面临的“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悖论。作者本身的专业即是能源与环境，这篇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为主线的文章融汇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文章标题《冰川十五日》与作者在考察途中一直在读的一本书，托克维尔《美国游记》的最后一章《荒野十五日》暗合。行文一边描写了喜马拉雅的壮美山河以及恒河源居民的生存困境，一边叙述了作者与印度之间充满艰辛与喜悦的相互认识、彼此探索的过程，外在描述与内心对话相呼应。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对在印度一年多学习生活的总结，并在通篇暗示了她为何最后决定离开印度求学英国的心路历程。
宇歌在印度完成学业后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师从牛津大学国际发展学院前系主任、南亚发展问题专家芭芭拉·哈里斯一怀特教授，研究印度和中国共同面临的低碳发展与能源政策问题，其间她曾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我们也多次在各种场合下讨论她如何能够与中国读者分享自己印度求学生活的经历与思考。现在这本书终于出版，相信读者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生动的印度——其蓬勃发展不可遏制的巨大生命力及其与宗教、文化与传统的冲突与挣扎。印度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也许比中国更多，但恰恰如此也能够给我们以更多的启迪。同时，这本书也是认识一个不同于自己的社会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的成长故事。最近关于中国80后与90后年轻人有很多讨论，涉及这一代人所面临的种种压力与挑战。宇歌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敢于冲出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生活环境，敢于承担风险，走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丰富多彩的蓝海将在大风大浪之后欢迎那敢于劈风斩浪的勇者。
本书出版之际，恰逢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李克强在访印期间，特别强调了中国与印度增强了解，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亚洲的未来看中印，中印的和与兴、两大市场的携手对接，是亚洲之幸、世界之福。中印共同前行，必将造福两国民众，也会为世界带来更多更好的机遇。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起到促进作用。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2013年5月22日星期三于北京
马宇歌编著的《去印度成长》内容介绍：印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的10多亿人的民主又是如何运作的，它如何实现了直逼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增长是可持续的还只是昙花一现，它有没有惠及广大民众还是只局限手社会中上层，它是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巨大矛盾的。
为了解答心中的疑问，作者在取得清华大学工学、法学双学士学位后，毅然决然地去印度尼赫鲁大学留学。
在印度学习的一年里，《去印度成长》细致观察记录了印度尼赫鲁大学的校园生活，并深入印度南部和北部的城市与乡村，展现了在印度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别样的印度风土人情。
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三分之二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深造，但往往都是选择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作者这么优秀的清华大学双学位毕业生，选择去印度这一发展中国家留学？印度的大学生活又是怎样呢？作者在书稿中，对自己为什么去印度留学作出了明确的解释。马宇歌编著的《去印度成长》通过对留学生活的记录、和印度同学露娜回到她的家乡印度阿萨姆邦、与印度国会议员玛雅先生一起下到印度南部的泰米尔邦选区，以及去喜马拉雅冰川十五日考察，展现除了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印度，不仅有印度的日常大学生活，也有印度城乡的不同面目、印度的民主生活等，深度描绘了印度这一神奇之国的世态人情和人生百态，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印度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