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等曾祖长吉(平畴)公(105世)、祖父调元(慰萱)公(106世)生活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清末年问，接受儒家传统文化。
曾祖父吴长吉(1832-1884，号平畴)是职业画师。盖囚政见开明倾向维新，于太平天国时期由安徽泾县迁居江苏苏州，重返吴域。方“知天命”，与世长辞！大部分画作流散，小部分由107世作人先生传“报”辈(108世)珍藏，苏州“吴作人艺术馆”、安徽茂林“三吴纪念馆”均有收藏。
祖父吴调元(1872-1912，号慰萱)供职苏州县衙司钱粮。育子女十二人，长大成人者三女：之琪(大)、之琦(-二)、之珞(八)，四男：之屏(二)、之翰(五)、之藩(六)、之寿一作人(十)。他继承开明家风，培育子女攻读诗书，并组家庭民族器乐小乐队，由我伯、父、叔、姑(107世)演习笙、笛、扬琴。惜乎英年早逝，年方四十！留存在世少量书法。
曾祖母杨凤卿(1845一1935)，河北固安人氏，膝下除我祖父调元公，并有二女，惜均早故。曾祖、祖父早逝，全由曾祖母、祖母两代孤寡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刚柔并济齐心协力秉承曾祖、祖父遗愿，维持全家十数口生计，供我父辈兄弟姐妹攻读诗书于极度清贫。伯、父、叔、姑痛感幼年失怙，无不勤奋，各具坚实国学基础。曾祖母于我出生前两年(1935年)享九十高寿去世。
祖母王宝书(1874-1953)，江苏扬州人氏，1953年80岁去世时我16岁。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她老人家慈中有严爱而不溺，以她青壮年时期的勤劳艰辛换得儿孙绕膝的幸福晚年，深得后辈敬仰。六十岁时轻度中风行走不便，日常安坐藤椅，保持端庄形象。虽不主家政，然全家无不以她为中心。不论住在二伯家或我父亲家，总是以宽大明亮的正房作为她的卧室。当时二伯事业辉煌，然在我奶奶面前依然是膝下承欢的长子。我父亲虽教务繁忙，每天下班必先探视奶奶向她请安为她打针然后回家。三姑、八姑对她更是体贴人微嘘寒问暖。她老人家时刻牵挂远在他乡的大姑、六叔和小叔。我至今记得她老人家含泪思念远嫁四川因蜀道难难以回沪探亲的大姑妈。记得因不与日寇合作而离开沦陷的香港远涉他乡的六叔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沪时，奶奶向她痛诉思念之情，无比慈爱陪他单独进餐的情景。记得她老人家日夜思念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痛失妻、子的小叔，时时念及兼具西方风韵、东方贤淑的比利时籍儿媳LINA和未见过面的孙儿报发，以及日后得知小叔重组家庭时的莫大欣慰。
奶奶以她饱经风霜历练而得的博爱之心，在轻声慢语之中培育了事业有成的下一代。以诗礼传家孝悌为本，凝聚着和睦相处的吴氏大家庭，影响了众多的第三代。
我幼时深得她老人家关爱，每天早晨去她房中请安，拉长了声调叫一声“奶一奶”，她也总是拉长了声调答应一声“哎一乖”，接着便飨我以糕儿饼儿，使我开心非凡。稍长每关心我的学业，谆谆教诲嘱我“捋捋功课”不可懈怠。也关心我的仪容，嘱我勤理发、剪指甲，“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二伯买了“状元筹”、“牌九牌”等供她老人家消遣，每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她会对我等开禁，但是绝不允许赌博。她的最后几年长住在我父亲家中，直到寿终正寝。时值我高考前不久，便在她住过的房中复习备考，觉得她老人家音容犹在。
我的大姑吴之琪(1897-1970)，早年随大姑夫张幻仑客居北京，大姑夫退休后同返四川铜梁县，未曾生育，嗣子张泽春、媳李求精，当地从医，又嗣孙女张诗原，三代本非一家人。大姑以其吃苦耐劳仁慈谦和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团结三代人亲密无间同心同德，面对艰难岁月贫困地区的清贫生活，却能尽享天伦之乐。她的后代保持与京沪各寓竹报互通，融人吴氏大家庭。
我的二伯吴之屏(1898-1961)，以长兄之责负家庭重担于年少，为重振家业劳而无怨。通过夜校学习凭藉自身努力，弱冠之年从书记员开始逐步以其卓越才华成为驰名沪上的大律师。事业鼎盛的同时，以仁爱之心敬老爱幼，建祖坟于苏州枫桥镇白马涧，带领全家由苏州迁上海定居，“之”辈兄弟及下一代因此而改变了日后的命运。1930年我父亲赴欧留学，家中留下妻子儿女，全仗二伯照应，有宽厚大度的二伯母李继诚(1896—1983)主持家政，维系着和睦相处的吴氏大家庭。二伯国学根底深厚，书法精湛，惜乎留存甚少。
我的三姑吴之琦(1899．1984)，因幼时家境清寒，命运坎坷，然以惊人毅力不顾右手残疾，自学成才精通书法，尤以汉隶雄浑苍劲不让须眉，名列《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作品颇丰，“吴作人艺术馆”藏有数幅。P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