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芒狂欢节(从圣烛节到圣灰星期三1579-1580)》一书由法国作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所著,由徐明龙翻译。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1929年出生于诺曼底,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1973年起担任法兰西学院近代文明史讲席教授。他先后出版了:《朗格多克史》、《朗格多克的农民》、 《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历史学家的领地》、《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巴黎-蒙彼利埃,1945--1963年间的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历史学家中间》,参与了《法国经济和社会史》(费尔南·布罗代尔、埃斩特.拉布鲁斯主编)的编著,合作编纂了《法国乡村史》和《法国城市史》。
《罗芒狂欢节(从圣烛节到圣灰星期三1579-1580)》一书由法国作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写著,徐明龙翻译。
《罗芒狂欢节(从圣烛节到圣灰星期三1579-1580)》讲述的是在1580年2月份的两周时间中,罗芒城(当年属于多菲内省,现今属于德龙省)的居民妆扮成各种各样的人物乃至动物,欢快地跳舞、游戏、赛跑、联欢……在狂欢节期间每天上演的节目中,罗芒人的游行队伍行进在手艺人和显贵之间。全城到处都有自发的民间演出,街道与街道,行会与行会,各显其能,一比高下。黑社会人物法官盖兰设下陷阱,致使罗芒人互相厮杀。
这是一件包含有多种意义的事件,一位史学大家对此做了破译。
火药的第二个要素(准确地说是第二种成分.也就是说,有了木炭还需要硝石,就在这里。硝石就蕴藏在16世纪从罗讷河到北阿尔卑斯民众的抗税行动中。我在这里要谈一谈两个特权等级所享有的特殊免税权。免税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完全不是虚幻的想象。据说,时间是在安贝尔二世1341年发布那项极为重要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免税令20多年之后,最晚不迟于在罗芒举行多菲内三级会议的1370年7月。
从此以后,直至黎胥留时代,免税始终是一条得到切实执行的规定;不过也有若干例外,例如贵族和教会在某些时候也会被要求缴纳这个税或那个税,但是,这种例外情况不被看作此后可以照此办理的先例。1370年多菲内三级会议颁布的那个法令,完全符合法国贵族的行事原则,所以在此后数百年中一直具有不言而喻的法律效力,尽管当时颁布这项法令仅仅出于一时之需。当时(1370年)之所以颁布这项法令,完60全是为了争取多菲内地区的特权等级对法国国王的支持。(贵族免税在整个法国始终是中央君主政权的一个副产品。)国王狡诈地故意混淆多菲内三级会议同意的“自愿奉献”和国王庄园的正常收益。①国王因而需要在多菲内省的上层人物中找到一批同谋,于是乎,贵族得以享受免税,以便进一步在普通百姓身上榨油。
长期存在于多菲内地区的因抗税而产生的社会悲剧,从此埋下了日后将要发芽生根的种子。第三等级在16世纪展开了远比15世纪更为波澜壮阔的斗争,他们要求如同其他人一样享受免税。其余两个等级实实在在地享受着免税的优惠待遇,第气等级理所当然地拒不承认这种免税优赢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依据1341年法令的精神,平民们明确地坚持 认为,任何人都无需纳税。否则,包括贵族和教会人士在内的所有人,都应无一例外地按照各自应当承担的份额向国王缴纳“自愿奉献”,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或许更大。
从14世纪最后30余年以来,多菲内每年举行一次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与另外两个等级最严重的冲突就在多菲内三级会议上上演。这里有必要对多菲内三级会议这个庄严的机构说上几句,这肯定对于我们理解罗芒狂欢节何以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大有裨益。
多菲内三级会议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16世纪是如何组成的?肯定地说,三级会议的结构远非稳定和固定,由于受1560—1580年间的宗教之争和内乱的影响,这个机构时而被推向正确方向,时而被推向错误方向。
迪塞尔在他的著述中指出,①多菲内三级会议的名册上有:教会代表36人,贵族代表270人(这些人大多是拥有大庄园并享有司法权的乡绅),第三等级代表115人。第三等级代表包括各个城市的市议会议员、某些集镇的议会议员,甚至还有若干村庄的村民会议成员。这些地方中的大部分都位于国王和王储的直辖庄园中,有些地方则位于某些乡61绅的私人土地上。由于遴选代表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某些乡村教区尽管直接隶属于领主乃至国王,在三级会议中却没有自己的代表,而且在1579—1680年间却也参与了起义,罗芒北面的伐鲁瓦便是其中之一。
从总体上看,三级会议无论采用何种投票方式,贵族始终在全省三级会议中占有等级优势,在人数上也压倒其他等级。②贵族不但享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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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芒曾是法国的一个纺织业中心,位于里昂南面从前叫做多菲内省的那片土地上。这个小城16世纪的人口约为8。00人。每年二月的丰盛星期二狂欢节,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多姿多彩的活动。1580年的狂欢节盛况胜过往常,但却演变成了一场显贵对工匠的血腥伏击,工匠的首领们或是被杀,或是被投入牢狱。当其时,法兰西正陷于宗教战争的剧烈动荡之中,这次由民众欢庆活动演变而成的暴力事件,犹如一支火箭炸响在法兰西上空。据当年记述,这次罗芒事件兼具莎士比亚悲剧和街头小戏的特点,主角则是男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个事件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和文化史意义。但是,对于居住在远离法国南部的兰开夏、纽约、明尼苏达等这些城市中的读者来说,罗芒狂欢节事件有什么值得他们关注的呢?
若想充分估量罗芒狂欢节事件的重要性,首先不能忘记,此次事件发生在宗教战争的两个重要阶段相交之际,法国的宗教战争是16世纪下半叶发生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战争,整个法兰西和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卷入其中。
自1560年起在法国占据上风的胡格诺阶段(Huguenots)1572年在臭名昭著的圣巴特洛缪之夜大屠杀中遭受重创,身心俱伤的新教从此每况愈下.无望东山再起。从158C·年开始,一个庞大的以“联会”(League)为名的天主教组织声势日渐壮大;有人误以为原教旨主义已经在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沉重打击下奄奄一息,其实它并未失去民心,而是在声势日盛的联会推动下,以胜利者的姿态毫发未损地重现江湖,保持着从前那副宗教狂热的面貌。天主教联会在原教旨主义推动下大量涌现,大贵族吉斯家族对于这个组织的领导其实有名无实,狂热的僧侣和布道修士才是这个组织的基础。这是一个近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组织,它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是一个民主的、前革命的、受操纵的乃至集权主义的组织。
罗芒狂欢节事件发生在上述这些事态发展的前夜,正如我刚才所说,它发生在激烈的宗教战争两个阶段的衔接处,即胡格诺阶段(1560—1572)和天主教阶段(1580年以后)相交之时。1558年相对平静,这是极具破坏力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一个台风眼,主导前一阶段的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引领后一阶段的则是罗耀拉(Loyola)的思想。罗芒狂欢节前后盛极一时的多菲内(Dauphin6)起义民众联会的首领,除极少数例外,既非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也不是僧侣,而是工匠、农民和资产者,他们都致力于捍卫各自的行业和社会利益,准备必要时为此而战。
就其基础层面而言,罗芒狂欢节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的地区性起义中的高潮阶段,是一场对抗政府和税收的反叛。在16和17世纪的西方世界中,此类反叛屡见不鲜,主要在法国,其次在英国和西班牙。在当时的知识精英论者看来,这些反叛所体现的是原始农民阶级极具野性的冲动。此类反叛活动如今被称作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布热德主义指的是一种只顾眼前的政治态度,这个词源于皮埃尔·布热德,此人曾在二哉后领导了一场以小商人和熟练工人为主的联盟运动。在世界上的先进社会之一的加利福尼亚,也发生过抗税运动。就第13条提议举行的投票表明,抗税运动通常非常复杂,其实在16世纪的法国也是如此。正如帕金森法(Parkinson’s Law)所指出,官僚政治如果不受监督就会日益恶化,就上面谈及的这个实例而言,其结果便是税收名目越来越多.税额越来越高。1580年的多菲内是一个抗税和反贵族斗争的舞台,贵族享受着与生俱来的免税特权,平民、农民以及资产者对此愤懑不平,他们憎恨税收,更仇视税收方面的不公正。因税收不公而引起的对贵族的愤恨犹如井喷,一发而不可收;在卢梭的平等思想中得到充分表达的这种愤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再度喷发。
不过,1580年多菲内的起义还有其久远的根源,那就是中世纪反抗领主的斗争;反抗领主的斗争在18世纪最后十年间有了完全属于近代的崭新意义。1579年多菲内的造反农民袭击并捣毁领主庄园,在此 前的1358年札克雷起义中和此后令人胆战一~'tg-的1789年春季,都发生过此类事件。
罗芒是冲突的焦点。在地方层面上,工匠们借助行会向当地以政治强人法官盖兰为首的城市贵族发起挑战。1580年2月,狂欢节如期举行…”于是一切都变样了。在冬春相交时节举行的狂欢,勾起了人们对往日的回忆,那时人们在骤然爆发的纵情欢乐中埋葬了不信教的日子成为基督教徒。人们以这种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封斋期做好准备,而封斋期则是一个以复活节洗礼为高潮的净化的过程,是心灵诞生或再生的时节。为丰盛星期二而制作的模拟人像遭到审判并被处死,这是放纵无度的异教徒狂欢活动至此终结的标志。但是,狂欢节也与社会的罪恶或灾难有关,不幸的是,人们很难就什么是社会的罪恶或灾难达成共识。换言之,消灭社会灾难就意味着阶级斗争。一方是贪婪的显贵,另一方是造反的农民。双方都成群结队地、气势汹汹地来到狂欢节,通过表演和礼仪活动彼此激烈争斗,最后以一场血腥的屠杀告终。
罗芒狂欢节尽管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方事件,却深刻地揭示了往昔文化中的各个层次。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和一个与众不同的省份。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罗芒狂欢节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巴洛克时代初期和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兴起之时的一出文艺复兴的城市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