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问责和问责制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研究,而且似乎目前这种研究热度还会一直持续下去。随着理论研究的持续和拓展,学者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但这些通常只是存在于研究者自己的世界中,与更多的普通民众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
《中国问责(十年风雨路)》作者韩志明自研究生学习阶段开始,一直关注和研究行政责任的问题,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也都与此相关,工作之后也陆续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虽然个人的研究还不够精深,但学术论文终归还是我们能把握的。因此,对于这种主要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通俗理论读物,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在,他将自己努力的结果奉献出来,接受所有人的检验。
肇始于2003年的SARS危机,中国吹响了制度化、程序化行政问责的历史号角。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不知不觉间走过了十年的风雨历程。在这十年里,官员问责日益常态化和规范化,一大批违法乱纪官员受到了责任追究,或引咎辞职,或锒铛入狱,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民众期许。《中国问责(十年风雨路)》作者韩志明自研究生学习阶段开始,一直关注和研究行政责任的问题,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也都与此相关,工作之后也陆续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虽然个人的研究还不够精深,但学术论文终归还是我们能把握的。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还是将自己努力的结果奉献出来,接受所有人的检验。
《中国问责(十年风雨路)》从案例和理论两个维度,对中国问责制的前世今生以及何去何从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释,对西方发达国家和香港地区的问责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第二节行政问责年所引发的问责风暴
2006年至2007年,经过问责洗礼的中国,似乎已经具备了某种规避问责的能力。在这两年当中,虽然各地不时出现一些问责事件,这些问责事件也主要是灾难性事故所引发,也有相应的问责举措,但大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反响。当然,引人关注的事件也有一些。
比如,2006年5月18日,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造成56人死亡。左云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明生,大同市副市长王雁峰等受到问责,其中张明生被免去副书记职务。
2006年重庆市的“彭水诗案”曾引起了网络的巨大反响,在新闻媒体的积极报道后,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被调职,改任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作为一起典型的“因言获罪”案件,彭水诗案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相似的案例还为数不少,比如河南的“孟州书案”(2006年)、山西的“稷山文案”(2007年)、山东的“高唐文案”(2007年)、陕西的“志丹短信案”(2007年)、海南的“儋州网案”(2007)、辽宁西丰短信毁谤案(2007年)等,几乎都是下级或群众用诗歌、信件、网文等方式批评当地领导,结果无一例外发声者都受到权力意志主导的惩戒。
2006年12月30日,四川省大竹县莱仕德酒店16岁女服务员杨代莉不明原因死亡,其后一直没有可信的官方结论公布,各种难以辨别真假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以至于民情激愤,引发了火烧莱仕德酒店的举动。1月21日,四川省委作出决定,大竹县县委书记王伟和大竹县公安局局长赖劲松被停职,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局长、党委书记熊黎明被免职。大竹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群体性事件,对大竹事件的严厉问责,似乎透露出其后对群体性事件进行问责的端倪。
2007年另外一起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问责事件,是山西省洪洞县“黑砖窑事件”。早从2005年开始,在山西省一些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采取的整治行动中,就发现和查处了一批黑砖窑骗用农民工、限制民工!人身自由、强迫农民工劳动、非法招用童工等刑事犯罪案件。与此同时,大量来自各地群众的举报也不断显示出,山西境内的一些黑砖窑大量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新闻媒体对此的报道,也都没有引起社会太多的关注和震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也忽略了问题的重要性。
自5月份左右开始,数百名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络上联名发帖寻子,许多网站都转发揭露山西黑砖窑问题的帖子,河南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也积极跟进,关于当代“包身工”的罪恶由此而被徐徐揭露,并引发了中央高层的关注。6月14日,胡锦涛、温家宝等4位政治局常委都对黑砖窑问题作出重要批示。
6月22日,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向受害农民工及其家属道歉、检讨。7月16日,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山西省监察委员会通报黑砖窑事件官员处理情况,包括洪洞县委书记高洪元在内的95名地方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委书记高洪元被党内严重警告,县委副书记、县长孙延林党政职务免职。
这些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因监管不力、失职渎职甚至参与黑砖窑承包管理,非法牟利等问题而受到处理,其中涉及县处级领导干部18人,乡科级干部4人,一般党员干部37人,主要集中在临汾、运城两市和洪洞、芮城等8县。这次对失职渎职干部的责任追究,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宽,为山西多年来所少有。但处分最高也只是涉及县处级干部,临汾、运城两市的市委、市政府被责令作出深刻检讨,但并没进一步追究市级领导的责任。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农村地区的砖窑、用工等方面的直接监管责任,主要是在县乡一级党委、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
2008年,对全世界,对中国,都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风暴,演变为近几十年来全球最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美国经济萎靡不振,欧洲地区接连爆发债务危机,大量的企业倒闭和破产,各国的失业率也一路攀升,经济问题还日益演变为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直至今日,许多国家都还没有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阴影。
对于中国人而言,2008年首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
自1月10日开始,中国南方的湖南、湖北、贵州、广西等7个省份发生了大范围的低温、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雨雪冰冻天气造成铁路、公路和民航交通中断,许多地区的供水和供电也都一度中断,食品供应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涨。特别是正值春运期间,大批外地返乡的旅客都被滞留在车站等地,广州火车站最多时超过200万人滞留,交通秩序一片混乱。
5月12日,四川汶川和北川,8级强震猝然来袭,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生离死别……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重创约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截至2008年9月25日,汶川地震已确认有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人数为17923人。特大地震也让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去,全国共接收到的各种捐赠款物就达572亿元之多。
8月8日,首都北京承办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参与了28种运动的302项比赛。北京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无论是在参加人数、媒体报道、赛事转播,还是赛事组织、场馆建设和交通安全等方面,北京奥运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广泛的国际赞誉。通过奥运会,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中国的软实力得到空前的提升和展示。
2008年,中国人有痛苦的记忆,也有骄傲的成功。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的问责制不仅持续向前发展,而且迎来了又一次空前的高潮。 早在2007年10月3日,陕西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采村村民周正龙称,在文采村神州湾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的照片。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陕西镇坪发现野生华南虎的消息。这一轰动性的消息也引来广大网友的关注,各地的网民、华南虎研究专家和中科院专家等纷纷对照片提出了质疑,形成了持续数月的“打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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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2003年到SARS危机,中国吹响了制度化、程序化行政问责的历史号角。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十年的风雨历程。在这十年里,官员问责日益常态化和规范化,一大批违法乱纪官员受到了责任追究,或引咎辞职,或锒铛入狱,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民众期许。
有多大权力,就要负多大责任,这是一个朴素而简单的政治公理。对于建立任何公正而有效的治理体系来说,这也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可是,对于当前社会存在的很多权力失范问题,我们只能说问责太少了。由于许多不负责任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戒,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更多不负责任行为的效仿。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问责和问责制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研究,而且似乎目前这种研究热度还会一直持续下去。随着理论研究的持续和拓展,学者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但这些通常只是存在于研究者自己的世界中,与更多的普通民众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
我自研究生学习阶段开始,一直关注和研究行政责任的问题,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也都与此相关,工作之后也陆续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虽然个人的研究还不够精深,但学术论文终归还是我们能把握的。因此,对于这种主要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通俗理论读物,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在,我将自己努力的结果奉献出来,接受所有人的检验。我希望读者能够远离学术话语的苦恼,从中读到有别于学术著作的东西,但又能在较为通俗的表达之中,感受到学术研究的脉搏。
我深知本书离原初的设想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也只能仓促上阵。书中的很多资料和数据等都直接来自新闻媒体的报道,很多已作做了注明,但难免挂一漏万。在此也要向这些资料的作者及来源媒体等表示感谢,并致以诚挚的歉意。
此外,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的硕士生王文生和韩阳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韩志明
2013年5月
本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十年问责史。书中内容,古今中外,夹叙夹议,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
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康之
对权力进行问责是国家治理的永恒主题。作者给我们勾勒了一曲有血有肉、浓墨重彩的政治主题剧。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冬雪
该书以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总结了问责制演变历程中的重大问题,必将激发我们对于中国行政问责制何去何从的深刻思考。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