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院与经济学教育改革
自2005年以来，国内各大学以大力引进海归师资为特点，纷纷展开经济学教育改革。目前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公开招聘教师的国内院校已经多达十余家。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例，海归老师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发表的文章可比美国中等大学水准。短短5年时间，可以说成效显著。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总结经验和教训，这对于别的大学开展类似改革，以期少走弯路有极大的好处。
首先，上海财经大学的改革号称是“不仅仅以引进若干海外背景的师资为目标，而是以引进以美国为蓝本的师资管理制度为最大的特点”。美国师资管理的最大特点是“终身教职”概念，它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于年轻教师来讲，有竞争，有淘汰压力；其二，对于能够获得“终身教职”的资深老师来讲，研究没有了功利色彩，更加能够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科研，而且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院这个团队。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改革仅仅局限在前者，没有后者。短期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长期有前无后，改革的成果很容易陷人“人亡政息”的境地。科研管理总是面对一个矛盾：真正的研究需要摒弃功利色彩，但完全没有了制度制约很难避免南郭先生混迹其中。所以，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另一方面又不能让研究者为了应付考核而研究。美国的解决办法是把研究者区分，年轻者需要证明自己，所以有竞争压力。而通过了压力测试，获得了终身教职的资深者则可以进行没有约束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竞争就不是科研管理的最终目的，竞争的目的只是为了遴选合格的研究者，最终为他们从事真正的科研排除阻力。
其次，谁来遴选有资格的研究者呢？只能是那些赢得竞争的资深教授。所以，国外制度最根本的保障，不是年轻者的竞争机制，而是资深教授治院的制度。回顾以往30年，有一两个改革者推动一两项改革在国内各个行业不乏先例，但是能够形成制度沿袭下来的并不多。我们的教育改革也还没有到不可逆的地步。教授治院，而不是某一个改革者治院，说到底体现的是一种“法治”精神，而非“人治”。要引进外国先进的管理制度，最终脱不开这个本源。
暂时不谈法治，先搞好法制也是重要的。在学术管理上，激励机制很重要。无论是晋升还是加薪，都需要一个条例化的硬杠杠，再辅以少许的浮动。上海财经大学目前是按照文章的质量和数量为标准，发一篇一类文章加上两篇二类文章就可以评终身教职，每发一篇前五的文章，年薪就增加十万，每发一篇一类的文章，年薪就增加三万，等等。这样的规定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也增加了竞争强度。对比国内原有制度，改善了不少。
但是这样的标准不能完全体现公平，各个研究领域的杂志分配并不很平衡。目前国际学术界热门领域中不乏好杂志，但是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意义的或许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还需要一个同行评议制度作为保障，这就又回到教授治院的改革难点上。因为我们的改革才刚刚开始。资深同行本来就不多，能不能对这些新的师资进行评议是个问题。所以，在短期内尽量多的形成自己的资深教授群是一个绕不开的战略问题。
由此，我想到第三点，也就是赶超目标的定位。目标决定路径，而路径依赖又会反过来决定改革的成败。国内大学总是希望能够赶超世界先进的研究水平，有些大学在改革伊始就瞄准世界前百强院校，要求年轻老师一下子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在现阶段，由于我们的研究氛围还不够浓厚，资深教。授缺乏，年轻人往往各自为政，这样的目标难以达到，甚至有可能由此滋生出大量的人员流动和焦躁情绪。这样就可能阻碍资深教授群体的形成，最终难以巩固改革的成果。
实际上，我觉得战略选择本身并没有对错，关键是自我定位需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有的学校（院）原来的功底相当深厚，无论是现有师资力量，还是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都很强，那么或许可以把“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定为目标；但如果实力并不是很强，获得中央资源的渠道不是很广，那么或许可以利用在当地一省一市的区域优势，把目标定在“在某一领域形成相对特色”，这样就可以整合现有资源，用局部优势完成第一阶段的目标。比如，先引进和培养一批资深师资，让他们摒弃功利心，尽职搞好研究团队，带动青年老师的研究水平。也许不能短时间内发很多一类文章，但是可以迅速以特色介入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圈子，从而再谋求质量上的提高。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工厂化生产”阶段，质量管理和过程控制也就慢慢成了科研管理的必需手段之一，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真正的学术创新不可能是管理出来的。我国各院校开展的教改尝试，均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但是任何一项改革，其始或许依赖一两个人的超凡能力，最终仍需依靠权力的重新分配。只有把权力真正赋予在改革后崛起的新资深教授，我们才有可能相信，这种改革的成果是能够持续的。
P14-17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框架的基本形成，对经济学家本身的素养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沈凌博士接受过西方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其新著《经济学家有点烦》以经济学的学理和通俗幽默的语言，对当前社会中的很多经济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解读，有助于人们增进对经济现象背后内在经济逻辑的认知，值得一读。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田国强
沈先生在《经济学家有点烦》一书中把许多财经媒体人难以企及的功夫轻松地完成了——深入浅出地把现在热门的社会问题都放在了经济学框架里进行了分析，从房价高企到股市低迷，从民主社会到依法治国，务实不犬儒，亲民不逢迎。沈凌先生是谦虚的，他以经济学者的身份，用案例和常识，把教科书上抽象和模糊的经济学变得清晰起来，对普通读者来说，是非常好的经济学通俗读物。书名叫“经济学家有点烦”，其实真正的经济学家，只要别明星化和政客化，哪里会烦呢？
——《证劵时报》副总编辑 高峰
我发现沈凌在娴熟运用理论模型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敏感与把握。而当我看到沈凌的《经济学家有点烦》这本书时，我发现这位出国多年的海归，不仅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着长期的关注与深入的思考，而且早已把经济学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陈钊
在大多数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讲，我们总有烦心的事情。可以是个人的小事情，也可以是有关国家和世界的大事情。这些事情烦心，才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些思考或许能够带来问题的解决；或许虽然解决不了，但是能够让我们心平气和一些；再或许连心平气和也做不到，但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想问题的不一样的角度。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很希望能够和大家分享我的烦心事，也希望我的思考能够至少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
所以，我理想中的本书是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视角观察社会生活的一个评论集。
学者著书，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实际上这也不可能，只要在某个方面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就好。向领导作汇报，才需要面面俱到。汇报的时候如果哪个方面没有提到，会被领导斥之为“考虑问题不全面”，以致丧失晋升的机会。当然，听领导作报告的时候，你也会最佩服他的概括能力，随便什么事情，领导都能“一二三四五”总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也怕某个方面没有照顾到，底下的人会有情绪。但是我写文章，既不是为了向领导汇报，也不是自以为是领导作报告，所以我不必担心概括得不全面。但是科研训练，要求我们至少在一个方面有些特别的感受，才会动笔去写，才会对得起你花钱买书来看。所以，如果读者看到哪篇文章的结论怪怪的，和你的常识相悖，不要奇怪。
著书立论，学者也不一定追求政治正确。我们知道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样一个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结论，所以无所谓谁对谁错。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去追寻一个正确答案。作为一个学者，怎么可以不追求正确答案？其实，学者要追求的是论证的正确，也就是逻辑的通顺。只要论证过程没有问题，得出的结论其实完全取决于你的假设条件，并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是非观念，也就是政治正确，其实在学者，至少是在经济学者目艮中，很多都是值得商榷的。小时候做数学作业，最奇怪的是无论如何没有解的题目，最讨厌的是有很多个解的题目。现在岁月催人，我从做题目的人变成为出题目的人，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多个解的概率远比有唯一解的概率高；无解也是生活的一种常态。
最后，这些心得来自于个人的观感。既然是观感，就天生是主观的；既然是个人的，它就做不到绝对公正公平。现在看媒体的报道，你往往分不清楚这一段文字，它究竟是新闻还是广告，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闻是客观的，作者不会将个人的情感掺杂在其中；广告是主观的，人家花了钱在报纸上发文章，自然是告诉你人家愿意告诉你的事情。现在的文章写得不清不楚，读者就很难把握或者相信其传达的信息。说起来经济学研究也分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实证性研究”，试图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大致属于客观的范围；另一类是所谓的“规范性研究”，试图判断一件事情“应该是什么”，所以大致属于道德判断的范畴。但是实际上，做经济学研究时很难做到泾渭分明，更何况我现在只是运用一些经济学的原理来对生活中的琐事发一发牢骚，更加有可能偏离做研究所需要的严谨和严肃。所以，保险起见，我预先声明这都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并不一定符合客观公正的原则。
本书的结构是围绕着话题开展，而不是按照教科书的结构开展。
第一部分是总论，谈一下经济学者如何思考中国问题，并且这样的考虑为什么表面上看起来会让人惊异。
第二部分是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比如“‘平平淡淡才是真’符合经济学原理吗？”就是一个经济学动态最优化的通俗版本。再比如“相亲就是去做大股东”，谈论的就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待婚姻，运用的是博弈论中“搭便车”的理论。还比如“为什么火车票那么难买”就是评论价格规律被扭曲之后带来的问题。
第三部分是宏观经济学。这些事情，比如cDP、通货膨胀、贫富分化、金融市场、公共物品，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但又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仍然不计划做概念的解释和原理的推导，这里就是对一些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一点评说。
第四部分是谈社会问题的经济学思考，是从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视角，来解释社会制度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抱怨会以“这是制度性问题，没法解决”来结尾，我希望对此能用内生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加以解读。
第五部分是谈两个财经热点话题：楼市和股市。这里，我绝对不希望，也没有能力，预期价格的涨跌，也不抱怨“本来应该××样，结果我们的楼市股市变成了×××样”。我试图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原理，告诉大家我的理解。这也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通俗版本。
沈凌
2013年6月
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经济学家有点烦》作者沈凌给出的答案也许出乎你的意料：经济学“不怎么谈钱”，而是讲“人类的福祉”；自利是人的天性，人们总是期望个人小小的幸福可以“最大化”，经济学探讨的正是幸福最大化过程中该如何科学决策的问题。由此，小到相亲结婚、生儿育女、买车买房，大到社会财富分配、资本市场运行、城市化进程，均属于经济学的考察范围。
然而，深谙幸福之道的经济学家却烦恼上了，为何？《经济学家有点烦》作者用经济学者独有的思维方式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娓娓道来，告诉你为什么“经济学家有点烦”！
生活就像一张满是选择题的问卷，普通人有限的常识或者经验决定了选项往往只有ABC。
《经济学家有点烦》作者沈凌，留心观察生活的细节，小到家常琐事、大到宏观全局——不一定面面俱到，也不是一定正确——只是给读者提供了看待生活的另一种角度，为人生漫漫路诠释出不一样的可能。
阅读本书，人生的选择题中，可能会多一个选项D，甚至EF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