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狼》由崔济哲经谋。这是一家三代的故事。祖辈、父辈还有我。这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缩影。这个家族的起起落落，分分合合，各种遭际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这个烙印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大多数普通家庭所共通的，是共享的。民国时期的风起云涌，抗战时期艰苦卓绝，土改、新中国成立，以及六零年代那热火朝天的上山下乡，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几代人不容忽视的记忆。忆往昔，峥嵘岁月，感叹现世之不易，作者以独到的视角，去窥视这世界的变化。那幽默的表述所承载着的是厚重的泪水。

《最后的狼》稿是崔济哲先生历年写作、发表的若干散文结集成册，《最后的狼》分为四个版块，有的记载了作者当年插队的情形，有的记述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有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品评等等，足见作者人生阅历之丰富，见识之广博，认识之深刻。

雪原来是蓝色的(代序)

第一辑

 背书

 洗澡

 界桥的岁月

 ———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日子里

 抽烟

 父亲

 千声万声呼唤你

第二辑

 滹沱河的记忆

 ———一个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的手记

 听我讲那地主的事情

 最后的狼

 遥想“扪虱而谈”

 山药蛋的遐想

 红高粱白高粱

 品味吃醋

第三辑

 朝阳门外旧事多

 只想听听那些歌

 吃面的哲学

 乌鸦

 鸽子

第四辑

 长平冤魂

 大墓悲歌

 血溅菜市口

 将军无头

背书

二十多年前，听叶嘉莹老师讲中国古典诗词，叶老师那时虽不甚年轻，但久居国外，保养得好，看上去还满脸秀气，一头黑发呈荷叶形，白皙的脸上着一层淡妆。讲到得意之处，免不得翘首扬眉，鼻尖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

那时候我们都愿意听叶老师讲课，不但我们中文系的学生爱听，甚至数学系、物理系的同学知道消息后也都想方设法挤进来听课。宽大的阶梯教室连走道上都坐满了人。

叶老师的课讲得上彩是没说的了，着实使我们佩服的是叶老师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熟悉，用张口就来、脱口而出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仿佛那些唐诗宋词就蕴藏在她的喉舌之间。

下课后，有的同学围住她问其奥秘何在，叶老师轻轻地竖起一根纤指，得意又十分中肯地说：背。背过了背熟了，那其中的滋味就慢慢地品到了。

那时候的学生听话，一时间围绕着“叶嘉莹热”，背书也无形中风行起来。早晨你看吧，我们中文系的宿舍楼前和兴开湖畔除了背外文的就是背古典诗词的。

背书我们都不陌生，现在牙牙学语的一代好生了得，还不太会走时，父母就教他（她）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了，比我们那代人至少早出道十年，十年的大道走成河，也算是一种进步吧。我小时候被“戴上笼嘴”的最主要标志就是背书，别的功课还都可以凭借小聪明糊弄过去，惟有背书是硬的，一个字错不得。老师在课堂上提问背书，一个字卡住了背不上来老师还可以提醒一下，卡住两三次或结结巴巴有了上句没下句，老师就让你“打住”，站在座位那儿反省，下一位同学接着背。

老师罚出来的书背得瓷实。我读小学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今天还能背出当年的课文来：“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年级上得越高，课文背起来就越难。最头疼最无奈最可怕的作业就是背书。唐诗还好说，七绝七律的最多也就那么几句，又朗朗上口，小孩子家脑子也聪明，老师让背书，还是能背出来的时候多。遇到“文”就不好办了，像《岳阳楼记》、《刻舟记》、《桃花源记》，真是牛不喝水强按头，背的艰难得真像是“爬雪山过草地”。同学在一起就难免发牢骚，讲怪话：“那孙子干嘛写这么难背的文章，闲了不会以头抢地？”

那时候师道尊严很厉害。老师要求学生很严格，背不出课文来是过不了关的。放学以后，同学们都撒丫子跑到操场上玩去了，没背出书来的同学留在教室里背。老师也负责任，眼盯眼地看着我们。操场上的喝彩声一阵子一阵子地传来，真让我们感到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受过几次这样的惩罚后，同学们都学乖了，捏着鼻子也得背出来，也别说，那时候受的罪，终生也得益，至今还能咿咿呀呀背下来的东西，大多是那时候受窘时的收益。

最可怕的是背鲁迅先生的东西，文不文白不白的，语法和现在的又不一样，背了上句总是连不上下旬，估屈聱牙，总上不了口。老师对背鲁迅先生的文章又盯得特别紧，两手捧书，一字一句地盯着你，背错一句老师提个醒，越紧张越出错，越出错越忘文，老师咳嗽、皱眉，终于不满而烦躁地说，下一个接着背，你放学留下……

老师也有老师的苦衷，他也在课堂上给我们交底，每次考试都有鲁迅的东西，不背行吗？

无奈之中，我们学会了作弊，把背不出来的课文写成“条幅”贴在铅笔盒里，实在背不过时就偷着瞟一眼，要不就和前后的同学组成“互助组”，站起来背书卡住了，后面的同学就小声提醒，反正老师看不见。

那时候早晨上正课前有“晨读”，全班同学一块背课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似念似诵，五十多种童音汇在一起，拉着唱腔，高低有序，转承接洽，煞有风光。

后来我也有了女儿，女儿也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背书也成了一门“必修课”。女儿背书很认真，凡是老师布置要求背过的绝不含糊，而且还让我拿着书听她背，背不会是不睡觉的。有时候我因为心中有事，拿书的姿势和看书的认真程度不够，女儿总是十分不满地指出来。你要敷衍她一下，她也会耍小聪明，故意背丢几个字看你听没听出来。有时候她还要考你，说还是大学中文系的呢，连“烛之武退秦师”都不会背。我说也不是当年就背不出，是老了，才记不住了。女儿却认真，你老还是爷爷老？我考爷爷的文章爷爷怎么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呢？P2－4

崔华亭是我的曾祖父，老家称老爷爷。曾祖父远近有点名气，是因为他开了间酒坊，酒的名气大了，他的名气也就大了。全村一千多口人，百分之六十都姓崔，提崔大爷那就是称呼曾祖父。老爷爷一脸菩萨像，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着头，瞧见蚂蚁搬家都绕着走，但远近都说曾祖父厉害，因为他身后有座酒坊，他酿的酒厉害。

名气大了，是福还是灾？民国初年，我爷爷去徐州念书，放暑假没回家，后来来了位小和尚，是徐州云龙山寺庙里的小沙弥。走出一头热汗给老爷爷送来“一道书”。原来我爷爷被云龙山上的土匪绑票了。“书”上写得明白，限十天之内交白洋一百，好酒五十坛，否则撕票。小和尚不走等着写“回书”。说如果拿不回“回书”，就是没把“书’，送到，“好汉们”就烧了他们的寺院，杀了他们的老和尚。

老爷爷也急了一身汗，手抖得都写不成字了。这“书”中说的五十坛好酒还好办，但那一百块现大洋到哪儿筹去？砸锅卖铁也凑不起啊！这可是人命关天。老爷爷没经过这种事，一时乱了方寸。据老爷爷说我们家全部家当也值不了五十块大洋，只有卖房子卖地。

土匪是闻着酒来的，知道老爷爷开的酒坊红火，挣大钱，公子还在徐州上洋学堂，不绑你绑谁？老爷爷说，酒招来的祸。

后来酒房就黄了，关了板，灭了火，搬了锅。

一直到一九三一年，穿灰军装的军队拿大枪逼着让老爷爷重操旧业。人家军队有枪有钱有粮有人，就这样，老爷爷的酒坊又开了。老爷爷的酒越酿越好，连徐州的大饭庄都派人来拉。

我们老家那地方沙地多，多地地贫，只能种些高粱，村里的老乡收的高粱除了吃喝用，想换钱用就把高粱送到崔家的酒坊。遇到灾年打不下粮食，老爷爷就把酒坊停了，把藏的高梁借给老乡们，灾年借一斗，来年还一斗，绝不多收一颗高粱，还不起的还可以再等。老爷爷有个称谓叫“老酒善人”。有一年家乡大旱大灾，老爷爷把酒坊停了，把做酒用的高粱、豌豆、小麦都借给过不了日子的老乡。军队不干了，派兵拿枪逼着收老百姓家里的粮食，逼着酒坊开张，军队的医院等着用酒，军队的伤兵等着喝酒，当兵当官的都张着嘴等着酒喝。老爷爷真汉子，指着自己的胸口让当兵的当众把他打死，打死也不能把借出去的粮食收回来。村里的老人们说，当时村里的人都哭了，都哭着给老爷爷跪下了。一斗粮食就是一条命啊！

父亲的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地主。“文革”以前，北京中学里的阶级斗争就提得很高了，我当时极仇恨阶级敌人，地主首当其冲。父亲解释说，家乡的土地极贫瘠，皆山坡沙地，唯能种植的就是高粱。乡亲们说“回车的高粱卧牛的谷”，地贫物稀，广种薄收。我看过父亲的自传，先说的是家中有薄地二百亩，后又改成八十亩沙薄地。父亲说，当时的土改干部因老爷爷为开明绅士，为当地的革命政权建设做出过贡献，又是县政府的参议，想把成分降一降，经重新核对地契，有的地不是咱家的，咱家只是代耕，故改为八十亩，是想定个富农成分。我气愤得一跺脚，“黑五类”中地主、富农就是老大老二的关系，背着抱着一样沉。你就是一棵草不长的盐碱地，也是地主！父亲长叹一口气，要不是你老爷爷有手艺，开一座酒坊，说不定一家人早就饿死在逃荒的路上，怨不得你老爷爷啊……

老爷爷真正风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老家是新四军六分区的根据地，偶尔鬼子、皇协军、黑狗子也下乡来扫荡。我们家的酒坊成了新四军、武工队、民兵重点保护单位。紧张的时候，在村口修着工事，有部队守着，在我们家酒坊外也驻着部队。门口还有穿灰布军装持枪站岗的新四军战士。为什么？因为怕老乡去酒坊打酒、喝酒，抗日政府把酒坊的酒全包了，一滴都不能私卖，又为什么呢？原来六分区有两座新四军野战医院。那时候日本鬼子封锁得十分紧，莫说药品，连医用酒精全禁，伤员们的伤口化脓甚至生蛆，有的伤员伤口得不到及时地消毒致残甚至牺牲。有的伤员伤口疼得实在受不了，又没有那么多麻药，最好的办法就是喝烧酒，伤员把它称之为“神水”。有些伤员因为负伤巨痛难忍情绪十分激烈，喝上“神水”一是止痛，二是情绪也安稳平静下来。老爷爷常常站在门IZl给来打酒的乡亲们解释，一碗酒能救新四军伤员一条命，为了救死扶伤，老爷爷带头破了几十年的老习惯，不再动酒。

那时候抗日政府的政策也好，减租减息时，老爷爷把那又薄又瘦的地干脆白送给佃户，比减租减息还彻底，把地契都交给人家了。老爷爷没想到抗日政府硬不同意，又派人做工作把地契收回来，而且不减租也不减息，该减该核的由抗日政府补，那时候老爷爷特别革命，他经常讲打日本、抗战匹夫有责，什么条件都不能讲！他经常找到抗日政府的专员，诚心诚意地要把酒坊交给抗日政府。后来我知道这些细节后特别感慨，老爷爷真有眼光，他比共产党的干部都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如果当初送了地再捐了酒坊，那我们崔家就是彻头彻尾的贫下中农、无产阶级了！“文化大革命”就成“红五类”了。

抗日政府按着“三三制”的组成原则，老爷爷正式被聘为“参事”，从专区开会回来，别在胸前的红布条上面写着“抗日政府参事”，走到哪儿就显摆到哪儿。新四军医院还专门邀请他去医院检查工作，受到极其热烈、规格极高的接待，给他胸前戴了一朵酒碗大的大红花，称他是抗日功臣。兴奋得老爷爷像小顽童似地手舞足蹈，高兴得无可无不可。老爷爷知道他和他的崔家的所有荣誉都是因为他酿出来的酒。老爷爷日夜蹲在酒坊里，每一道工序他都亲自上手，亲自过目，酒坊里常常飘出老爷爷爽朗的笑声。又是一缸上好的烧酒。酒还叫崔家兴旺。

我父亲是老爷爷的长子长孙，我父亲说他生性愚笨，但我爷爷管教甚严，学习稍稍有马虎，用戒尺把手掌打得都肿起老高，握都握不住。父亲先在徐州中学读书，一九三五年考上北京大学，而且按照老爷爷的意见上的是北大生物系，学的就是发酵，搞的就是酿酒。老爷爷看见北大在报上发的录取名单后，高兴得在院子里摆席庆贺，老爷爷说后继有人了，说以后咱家的酒坊要搬到上海、南京，建个大酒厂。

老爷爷有二子一女。父亲称姑姑，我称姑奶奶，更是传奇似的人物。那年月公认“女子无才便是德”，我姑奶奶竟然考上了清华大学。老爷爷亲率崔家老小坐满六套大车，一直送到徐州，送上火车。那真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比娶亲做寿还热闹，还光彩。

姑奶奶荣誉了半生，在清华大学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做学运工作，为解放北平还立过功。刘仁曾代表北京市委给颁发过勋章。一九五五年曾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但一九五七年被错划成右派，又受过大罪，吃过大苦。一九八五年我在山东淄博林场我表叔家，就是他儿子家看望姑奶奶，那年她已经快九十岁了。

老太太真是气度不凡，一头银发，银白发亮，气色红润，脸上的深纹都不多，两眼炯炯，两耳不背，腰不弯，手拄一根枣木拐杖，腿因有过风湿走路不太方便，但脑子聪敏，谈吐有神采。我从老人家身上可以想象几十年前的奕奕神韵。现在站在山峦之下，苍林之外，竞有仙风道骨之气。我能隐隐感到老人家周围有一种慑人的气场。

表叔家院不小，有几棵几十年的大树，风摇叶动，哗哗然如波呼浪唤。表叔家的老爷子已经过世多年，没能熬过“文革”十年。

我来了，表叔说他母亲格外兴奋，几十年了，娘家没来过人，我又是隔辈的孩子，九十岁的老太太亲自为了我泡了一大壶她保存的枣花茶。姑奶奶不说自己，我住了三天，她从未讲过她自己，主要对我说我们老崔家的事，说我老爷爷，她老爸的神事。

在我们老家二月二龙抬头是祭奠酒神的日子，在我们崔家格外隆重，老爷爷比给他自己过寿还重视。

祭奠是从中午亥时开始。把家族中的长辈没出五福的亲戚都唤来。酒席是有酒没席。男宾一溜，女宾一排，老爷爷讲究男女平等，过去女人是不能上席上桌的。每人一大碗红烧肉，一大碗崔家老酒。猪是酒坊里酿酒的酒糟喂大的，猪粪送到高粱地里肥田，高粱又送酒坊酿酒，老爷爷人老，脑筋不老，挺懂得科学喂养，绿色循环的。酒神在东北，院东北有棵大榆树，榆树树干上缠着红布。亥时一到，两杆鸟铳齐鸣，鞭炮齐鸣，锣鼓齐鸣，紫色的硝烟四起，顺着大榆树冉冉上升。迎来酒神以后，老爷爷把用朱砂写的一道符挂在酒坊大门外：人往远走，酒往外流。然后老爷爷带头，双手执酒碗，他身后排两列，男宾黝黑瓷粗碗，女宾浅灰瓷细碗，都齐喊：酿好酒，靠酒神；出好酒，敬酒神；喝好酒，谢酒神。然后就开始“大吃大喝”。女人们说，一辈子包括出嫁生子都没这么痛快过，真吃肉，一大碗，油光锃亮的红烧猪肉，一大碗晶亮透底的崔家老酒，女人们都说喝多了，喝醉了，喝好了。幸福得脸跟大榆树缠的红布差不多。姑奶奶说，咱村的女人，甚至全县，全徐州的女人也没这么吃过肉，喝过酒。咱老家的女人最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吃剩饭，喝剩汤，辛苦一年也吃不上一顿好饭，辛苦一辈子也没善待自己。什么叫幸福？那天祭酒神，女人们才叫幸福。

我父亲说，你姑奶奶是出名的才女，英文、法文讲得和中国话一样好，在清华也是才女，但我在她房间中一本书也没看见，什么书也没有。只在小桌上有两本外文书，表叔告诉我，母亲只看《圣经》了，我翻了翻，英文版的是一九二三年出的伦敦版，法文版的是一九三三年出的里昂版。表叔告诉我，母亲从此不看书，不看报，也不听任何广播，每天拄拐进林子，醉心听鸟鸣。她嘴里也会学鸟叫，和鸟交谈得亲亲热热的。

姑奶奶那天特别高兴，把她自己酿的存放多年的枣酒拿出来招待我，说这酒不如你老爷爷酿的崔家老酒好，但喝一口也美。  姑奶奶长寿，活了九十九岁。表叔说按实际年龄母亲寿终是一百零一岁，但老太太不让过百寿。

我们老崔家还出过一位革命老前辈，那就是老爷爷的二小子，我们叫二爷爷。二爷爷也是靠老爷爷酿的酒上的学，出的息。当年他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但二爷爷十分孝顺厚道，他知道家里这点酒供不起那么多人上学，就主动放弃了去上海念书，拗不过老爷爷，就在徐州读师范。那时代读师范不但不花钱，而且还“挣钱”，每年冬夏各发一套学生制服，过年过节学校还发“零花钱”，就是难考，但二爷爷考上了。谁都不知道，二爷爷就是在上徐州师范时参加的共产党，是一九三五年的老共产党员，抗战一开始，二爷爷就带着几十个爱国的学生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后来编入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

二爷爷官当得不太大，任省教育厅副厅长，五六十年代当这么个官就了不得了。二爷爷最神的事还是和酒相连。“文革”一开始，因为他是教育厅领导，又当了一所大学的工作组组长，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批斗得果然厉害。二爷爷说第一次批斗觉得冤，第十次批斗就觉得不想活了，批斗的阵容越来越强大，火力越来越猛，被押上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挨斗干部的级别越来越高，二爷爷说，他倒觉得坦然了，因为被戴高帽子，坐土飞机的走资派、黑帮，都是他的大领导、老领导，都是老革命、老红军、老八路，咱算个啥哩？得了，这么一想，想死都死不了了，只想好好活下去。后来再也不用“二十二万伏的高压打死崔xx”了，把他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没想到，他又“红”起来了。原来“五七干校”也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他又没啥大问题，属于“挂着、等着、看着、养着”的干部，就让他把干校生产的高粱加工成烧酒。旧业重操，二爷爷真行，小酒坊开起来了，高粱白酒流出来了，酒香飘出来了。高粱米、高粱面没人爱吃，但转化成高粱酒就香飘十里了。那个年代，市面上根本看不见纯粮食酿的酒，一时县里，公社里甚至附近的驻军，连看守监狱的警察都开着囚禁犯人的囚车来干校买纯高粱酒。干校的领导谱也大了，派也大了，也精神了，干校的军代表还特别让他原部队的领导来“光临指导”，果然纯绿色，纯天然，干校养的猪、鸡、鸭、兔，干校酿的纯高粱白。他们干校差点变成军代表他们部队的招待点，军代表后来回部队得到了重用提拔。二爷爷的日子也过得渐滋润。他说他酿的酒已经有点崔家老酒的味道了。他有了个雅号叫酒厂厂长，简称为酒长。后来干部落实政策，要调他回省城学习待解放，二爷爷反而硬起来了，不去，就在干校当酒长。军代表也不想让他走，就说你们要解放人家就放他走，调回去学习和在这儿学习一样，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比坐在机关学习更改造人。二爷爷酒量大，在“五七干校”时，他曾和驻军的军代表喝酒，一个人喝过一公斤烧酒，喝完之后，身不晃，舌不摇，话不多，步不乱，不愧是“酒长”。

姑奶奶劳动改造时，二爷爷曾经去劳改农场去看她。这么大的现职干部去探望一名劳改犯是需要勇气的。

兄妹俩坐在探监室里，主要讲老爷爷的事，因为旁边就坐着两名监管人员。老爷爷刚一开始办酒坊并不顺利，借了那么多钱，就是流不出酒来，以至于债主带着人就在酒坊外边等着，如果再流不出酒来就拆房还债，卖梁卖椽卖砖卖瓦，真到了生死关头。天无绝人之路，酒终于一滴一滴流出来了，一股股流出来了，哗哗哗地流出来了，老爷爷的泪也一滴滴、一串串、哗哗哗地流出来了，老爷爷有句名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迈不过去的绊腿坎。

从此－，姑奶奶就坚强地活下去了……

家里人说，老爷爷是让姑奶奶的事生生气死了，但我们崔家的爷爷们都说不是，只有姑奶奶说是！二爷爷就说老爷爷死得离奇，不可思议。老爷爷一生爱吃鸭子，说从前有时夜里做梦，梦见身后的鸭子一眼望不到边，后来再做梦，梦见身后只跟着一只鸭子，摇摇晃晃跟着他。老爷爷发出话，从此再也不吃鸭子，家中人决不能再杀鸭子。那年秋上，老爷爷的一个老朋友过米寿，老爷爷专程赶去祝寿，那位老朋友深知老爷爷喜爱吃鸭子这一口，就专门为他宰了一只又大又肥的鸭子，等吃饭端上来时，老爷爷一看，脸色大变，冷汗都下来了，借口身体不适匆匆离席，回家就大病，从此一病不起。他老人家常常自我叨念：就那一只鸭子也杀了，吾命归矣，吾命归矣！半年后就逝去了。老爷爷也明寿九十九岁，家里人都知道他老人家活了一百零四岁，他生前也表示寿不过百，因此不过百岁大寿。

老爷爷生前十分珍惜一块匾牌，把它高高挂在门框上，“革命烈士家属”，那是他五孙子用命换回来的，五孙子叫崔月光，也由老爷爷供养着在徐州念中学，后来辍学参加了解放军，老爷爷着实气了一段时间，但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大胜，月光孙子寄回穿着雄壮威武的解放军军装的照片，老爷爷又高兴得逢人便夸。抗美援朝战争中，五孙子又随着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入朝作战，牺牲在长津湖畔阻击阵地上。老爷爷得到消息后难过得大病一场，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是差着辈数的黑发人。老爷爷从小就喜欢五孙子的“愣劲”，天不怕地不怕的。六岁的时候看见大人们祭酒神，用碗喝酒，趁人不注意，也端起大腕，伸直脖子灌下去，他说他也是男子汉了，结果差点被酒醉死。

五孙子也给老爷爷争脸，老爷爷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五孙子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美国鬼子牺牲在阵地上的英雄。

朝鲜战争停战后，崔月光我该称之为五叔的战友从部队回来探望老爷爷，老爷爷高兴，志愿军战士异口同声，“指名点姓”地要喝崔家老酒。那时候，因为国内政策变了，粮食统购统销，取缔私人酒坊，不允许个人经营烧酒，老爷爷的酒坊已经关了半年多了，酒坊里的青草都长得有筷子高了。但老人家高兴，特别高兴，从酒窖里取出当年存的好酒，祭酒神用的好酒，招待朝鲜前线归来的“最可爱的人”，招待五孙子的战友，九死一生的志愿军战士。老爷爷的办法还是一人一大碗红烧肉，一人一大碗崔家老酒。酒喝多了，话就渐渐多了，有人抽泣地思念起战友来，怀念那些长眠在朝鲜北部山区皑皑白雪中的战友来，怀念他们的月光排长。原来月光他们不是被美国鬼子的飞机大炮打死的，而是被活活冻僵冻死在阵地上的。他们当年是紧急调动，秘密出发，到了中朝边境才知道要出国抗美援朝。到了朝鲜才发现，朝鲜山区零下三十多度，冰天雪地，滴水成冰，那天真叫能冻死人，但他们部队别说皮帽子，连棉帽子都没有，戴的是单帽子；别说穿皮毛鞋，连棉鞋都没有；穿的是胶皮鞋，穿的棉军装都是在中国华东地区能御寒过冬的棉衣棉裤，在朝鲜的寒冬中根本不顶事。他们趴在长津湖畔的阻击阵地上，渐渐地被冻僵了。为了让大家活下去，月光就组织排里的战士们几个人几个人抱成团，紧紧抱在一块，靠体温取暖求生，他给大家讲，他老家崔家老酒，说那酒是他爷爷亲手酿的，真是好酒啊，喝一口能暖全身，一点都不冷。他答应打完仗请弟兄们去家里喝他们家的崔家老酒。一定去，不管谁能活着，都要去，代没能去的兄弟们喝一口崔家老酒。那天夜里，月亮先是白的，和雪一样白，又变成黄的，最后竟然变成蓝的，幽森森的蓝，后来他们就都冻昏冻僵了，等再醒过来已经到了后方野战医院。月光没能醒过来，他被活活冻死在阵地上了。全连上长津湖阻击阵地的九十四人，活活冻死在阵地上的有七十六人。我叔叔排里的战士，很多都是沉醉在崔家老酒的甜蜜中被冻僵的，冻昏的，冻死的。老爷爷颤抖着端起一碗晃动着的酒喃喃地说，这老酒救过新四军，救过解放军，但没能救过志愿军，志愿军太远了，咱家的酒送不到啊……老爷爷真心地内疚，有这一碗老酒就能救活好几位志愿军战士的命啊！战士们至死都没能喝上一口暖暖身子的酒啊，九十多岁，实际上一百多岁的老人家掉下泪来。那年冬天，老爷爷几乎没挺过去，他尤其怕见雪地里的月光，他说天上的月光照在雪地上是蓝色的，幽蓝幽蓝的，家里人都以为老爷爷老了，有些糊涂了，明明月光亮敞敞的，明亮亮的，白耀耀的，怎么会是蓝色的呢？谁见过蓝色的月光？老爷爷到底没扛过第二年冬天，第二年冬天，刚刚落下第一场薄雪，老爷爷咳嗽了三天三夜终于走了，村里人、家里人都奇怪，下那场薄雪的晚上，月上北山以后，真的是蓝色，阴冷阴冷的，幽蓝幽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