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精)》(作者茨维坦·托多罗夫)是叙事学理论的主要奠基者、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托多罗夫讨论卢梭的随笔。卢梭是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也颇具争议的人物，其精神世界极为宏阔，学说涉及宗教、伦理、政治、教育、文学等各个领域。本书集中讨论的是人类的道路，焦点则是人的个体性和人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以此为中心线索，托多罗夫对卢梭的理论框架、社会理念以及卢梭习用的一系列概念的意义，逐一展开解析。托多罗夫没有按照严格的学术著作范式来写作，而是力求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言说困难的东西”，其清晰、自信、分寸恰好的文字让人更能感受到大师思维的力量，乃至人格魅力。

卢梭是最强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在理想城邦的理论家与孤独的漫步者之间，在描绘爱的小说家与立场坚定不移的教育者之间，卢梭如何实现不同身份之间的调和？《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精)》从一个唯一却根本的问题出发阐述了卢梭的思想：在进入生存状态的人面前展开了哪些道路？在每一条道路的尽头又有什么在等待着他？托多罗夫在此的回答让我们隐约看到许多危险，但也看到那通向一种“脆弱的幸福”的入口。

《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精)》的作者是茨维坦·托多罗夫。

译序

原序：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面临……

1 理论构成

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

疗救之法

人与公民

个体理想的两个版本

2 公民

公民教育

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3 孤独的个体

孤独

有限的交流

寻找自我

不幸的结局

4 道德个体

第三条道路

家庭教育

智慧

文中引用卢梭作品年表

注释说明

主要参考书目

事情本来应该很顺利，如果今天的人仍旧像斯巴达罗马那些古代共和国的居民一样，，因为在那个时代，个体还不是作为独立于社会的实体而存在，他只是城邦的一个部分，只是“公民”——卢梭如此说道。那时只要解决了理想城邦的问题，城邦的居民就会因此获得幸福。但是现今的人所处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像斯巴达人、罗马人一样，他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的一员，是“公民”，有义务为这个社会的最大利益而战。但在另一方面，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个体——一个自主的存在实体，依靠自身力量来获取幸福的生灵；他还是一仑“人”，仍旧按卢梭的说法，是一个“自然人”：“自然人对他自己来说就是全部他是单一的数字，个绝对的整体，只和他自己或他的同类才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取决于分母的分数单位，其价值在于他与那个总体，即社会的关系’(《爱弥儿》，第1卷；全集第4卷1242页)。

“人”与“公民”之间的那种对立和“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以及“自然人”与“人为的人”之间的对立并不完全一样。后面的那种对立描述了一种想象中的演变，一旦开始就无法逆转。而在前一种对立中，虽然在“公民”之后也同样出现了人”的概念，但却是在该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加以使用。首先，它所指的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而非人类的那个本质；在这个意义上，罗马人不同于法国人，但罗马人和法国人都属于“人为的人”这个类别。另一方面，二者也很可以同时存在——这恰恰是现代国家居民的情形。因此，在目前状况下，我们不再处于跨越阶段的状态，而是面临一种抉择。

这两种对立是各自单独成立的。然而，是卢梭第一个带来了混乱，因为“自然人”这同一个语汇既被他用来指称自然状态当中纯粹想象出来的居民，又用来指称现在国家中实际存在的居民——原因显然并非偶然一而后者当然生活在社会状态中，倒可情形下都不能与自然的人混为一谈。卢梭经常将之简单地称作“人”(还要说这里指的是男性)，但区别并非十分明显。因此，为了避免混淆(也为了能够对其结果做出判断)，我们在此引入了一个新的词汇，它在卢梭的体系用语之外．但符合他试图指称的实体，我们将拿“个体”一词，作为与公民一词的对立语汇。

公民的道路与个体的道路并不重合，原因很明显：他们努力的目标不同，前者追求团体的成功，后者追求个人的成功。为了更好地刻画出它们之间的不同，卢梭选择了一些代表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同样令人钦佩的人物。在《最后的回复》中，公民的角色由布鲁图斯(Bmtus)来扮演，他让人处死了自己阴谋背叛国家的孩子们(全集第3卷，88页)。另一个角色未获指定，但后来当卢梭再次想到布鲁图斯的时候，作为对比，他提到了奥古斯丁对布鲁图斯的谴责(《政论片段》第5节；全集第3卷，506页)。这种对比在《论政治经济学》这一辞条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发展，代表这两个极端的人分别是加图(ca加n)．和苏格拉底。透过这个选择，我们看到，如果说前者的代表落到了古人的身上(这里是罗马人)，后者的代表却并未因此归于现代人，甚至不是古代的基督徒；早在古代，个体的道路就已经能够得以实践，因为有一个苏格拉底就曾选择过这条道路(当然，是指卢梭所说的苏格拉底)。我们看到，并不像有些说法让人以为的那样，对立并非是古代入和现代人之间的对立，而是存在于每个词汇的内部两种不同的倾向之间，前者以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代表，后者以日内瓦和巴黎为代表。或许我们至多可以说，公民精神在古代占据主导地位，而个体精神在现代占据主导地位。

苏格拉底和加图两个人都令人心生崇敬，但原因却不相同：前者在自己周围只看到人类，他不把他的同胞和他人区别开来他追求个人的美德与智慧：后者则相反，他只认自己的同胞，他为共同的幸福而奋斗，而并不单为自己的幸福。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论“公民宗教”那一宣’再次做了这种区分。这一次，是公民的代表未被冠以具体名字，至于个体的榜样，也不再是苏格拉底而是耶稣，其所不同之处是两种宗教的不同，即“人的宗教和公民的宗教”(《社会契约论》第4卷第8章；全集第3卷，464页)之间的不同。但这些词汇的实质仍然是一样的：两种宗教之一的普世主义与另一种宗教的爱国主义形成对照。基督教因其普世思想而与任何民族主义的设计都不相容：“基督教非但没有让公民心系国家，相反使他们同国家分离开来，就如同使他们与尘世间的所有一切分离开来一样”(《社会契约论》第4卷第8章；全集第3卷；465页)。“福音书没有建立任何民族的宗教，因此基督徒之间的任何圣战都无可能”(同上；全集第3卷，467页)。

我们不能说这里其中的一个词汇代表的是有价值，而另。个则代表没有价值。这其实更像是两套独立的价值体系。基督教的普世性有助于将“神学体系从政治体系中”(同上；·全集第3卷，462页)_分离出来；但是这种普世神学并不是其他的什么别的东西，就是道德而已。政治与道德不能被混淆。这里，-卢梭还是经常使用同样的词汇来指称不同的事实：他总是说“美德”，然而“公民的美德”并不必然就是“人类的美德”，就像他谈到“公正”时并不说清楚这是相对于国家法律而言的公正还是符合普世原则的公正一样(在后一种情形下，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正义”)。p27-3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 (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肄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障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堡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的词源有“平衡”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合“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20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武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