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延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在《奥林匹克日记》中，这个CRI记者，时隔四年，才来讲述2008年北京奥运会背后的故事，那些质疑与欢笑，那些“敌人”与朋友……回忆，我们依然幸福！

《奥林匹克日记》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有人曾说过，只有一个专业的体育迷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体育记者，因为要长期从事这个行业，心中如果没有爱，是无法坚持到底的。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单纯的体育迷恐怕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体育记者，因为这个现实的世界有足够的本事，轻而易举地破坏你心中那份爱——个中原因，各位尽可以在《奥林匹克日记》中寻找。

《奥林匹克日记》由彭延媛编写。

自序 我是愤青吗？

第一部分 变革时代与奥运同行

 第一章 我们等待那一天

 第二章 让世界倾听——和雅典奥运会的亲密接触

 第三章 申奥的深奥

 第四章 国际奥委会那档子事

 第五章 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采访手记

第二部分 与奥运有关

 第六章 在北京的空气中呼吸

 第七章 “吃在北京”口难开

 第八章 “所有的竞赛主任都是中国人

 第九章 东方明珠的奥运之梦

 第十章 奥运会搭台唱的“戏”

 第十一章 “八国联军”的北京攻略

 第十二章 我所认识的西方媒体

第三部分 我陪“祥云”环球世界

 第十三章 去告诉世界：“奥运会开始了”

 第十四章 为什么“圆满”那么难

 第十五章 奥运会让政治“走开

 第十六章 北京的五环旗是世界的五环旗

 第十七章 国际媒体不是只有CNN

 第十八章 我们的“极限”生活

 第十九章 在那遥远的地方

第四部分 生活在历史中

 第二十章 奥运会之前“低气压”

 第二十一章 我们幸福吗

我和奥林匹克的日记是从“平淡无奇”这一页开始写起的。

2000年3月，我的大学时代还有一年才结束，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对台湾广播节目“空中之友”实习。某日，我的实习老师、制作人范焱挨个儿询问记者、编辑下周的选题。绞尽脑汁的我缩在一个角落，痛苦地等着轮到自己。

“小彭？”

“哦……我们做……”几个选题都一一被否决，我的脖子后面越发冷飕飕的。

“还有别的题目吗？”

“有……”逼得急了，我脑海里不知从哪个角落突然凭空蹦出一个名词，被我像救命稻草一般一下子抓到手里，“我们做申奥吧！”

“喔……好！”

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中和奥运会拉上了关系。而那时，北京奥申委刚刚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初步申办报告，在梦断蒙特卡洛7年之后，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会了，这一次，我们期待的是2008。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次采访的情形。在北京申奥标志“中国结”首日封发行的发布会后，奥申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郭坦(他原来在北京青年报工作)接受了范焱和我的采访，非常详细地谈起了北京这次申奥的优势和劣势、对手和朋友。说了很多，大部分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郭坦提到，环境问题会是北京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北京所处的纬度和地域环境就决定了许多问题难以解决。而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就在那次采访前几天，北京刮起了春天“例行”的沙尘暴。每天骑自行车从北三环以里的皂君庙到长安街南边的真武庙附近上班的我，脑海中最“恐怖”的印象是12级阵风和中午12点依旧昏黄的天空……那次采访前，我查过资料：截至2000年，历届申办奥运会的国家一共有29个，其中光是美国就有10个城市参加过申办；在第12届奥运会申办的时候，总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4个城市参与了竞争；而美国的底特律市申办过7次，结果却一次也没有成功，申办成功率等于零。尽管隐隐约约地知道上次申办时，北京只有两票之差，但走出采访地点新侨饭店之后，我心里仍然嘀咕着：北京，会成功吗？

2001年7月13日，同样的问题，再次反复被我嘀咕着，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刚刚正式成为体育记者12天的我，坐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体育部朝北那间寒冷的办公室里，左眼盯着电视、右眼盯着电脑，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刻的到来。

从2000年3月提交申办报告(就是我第一次采访申奥的时候)到这一天，中国人等待了16个月时间；说得远一点，从1993年到2001年，8年时间，中国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等到了再次实现奥林匹克梦想的那个机会。

这16个月，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实习，毕业，写论文，考研究生，找工作，甚至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大专辩论会——尽管只是替补，以及祖母去世，在我人生中的分量都比北京申奥重得多。16个月或者8年的等待，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与申奥同行”有多么令人感慨。但我知道，这场等待，有很多人比我的印象来得深刻。

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几个月后，我给我们体育部当时的主任黄永国(如今已经奋战在别的工作岗位上)打电话：

“黄主任，我开始工作的时候都已经最后陈述了，所以对北京第二次申奥那段时间没什么感觉。您还记得吗？是不是真的一路领先？”

“当然记得，还真是一路领先呢！”

黄永国有资格说这句话，他在那16个月里一直代表国际台联络北京奥申委，大概过一段时间就要到奥申委开会，把国际媒体对北京申奥的各种报道汇总通报给奥申委以及北京市的相关人土。在2001年2月底，国际奥委会评估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评估视察的时候，这种汇报尤其频繁，一个星期内开了好几次会。

经历过北京筹办奥运会最后一两年里国际舆论的那种风波，我忍不住要问：“申办的时候，舆情怎样呢？”

答案是很好。在那16个月里，整个国际舆论似乎都有一种“补偿心理”。1993年在蒙特卡洛申办2000年奥运会最后竞争中，北京仅仅以两票负于悉尼，与2000年奥运会擦肩而过，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有无数人为此遗憾；而在1999年爆发的盐湖城冬奥会申办贿选丑闻中，又连带扯出了悉尼当年也有相似的问题……北京，是被奥林匹克辜负的城市——那时的世界大概都做如是想。何况，北京在申办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表现良好，没有犯错。

……

P2-3

我是愤青吗？

我自认不是“愤青”——自从“三观”形成以来，所谓“理性客观”就一直是本人自我标榜的口头禅。不过，在完成这本书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始终处于一种相当“愤怒”的状态。

写到北京奥运圣火在伦敦、巴黎传递的遭遇时，我是愤怒的；写到西方媒体对中国以及奥运会那些自以为是的报道和评价时，我是愤怒的；写到北京奥运会筹备过程里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困难和障碍时，我也是愤怒的；写到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时，我还是愤怒的；甚至，在期待这本书变成铅字的全程当中，我更是时不时就会陷入莫名其妙的焦躁和愤怒中……

牢骚太盛防肠断，愤怒过多肝也颤。我难免要反思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你如此不淡定？而反思的结果很快就浮出水面：因为除了努力完整的记录下发生的这一切，我无能为力。

有人曾说过，只有一个专业的体育迷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体育记者，因为要长期从事这个行业，心中如果没有爱，是无法坚持到底的。然而现实告诉我，一个单纯的体育迷恐怕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体育记者，因为这个现实的世界有足够的本事，轻而易举地破坏你心中那份爱——个中原因，各位尽可以在这本书中寻找。

其实，在还没有成为体育记者之前，我心里就非常明白，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是难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相反，它只能一次次拼尽全力去阻止这个世界改变自己。但是，当我亲身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时，那种无力的愤怒仍然时常充满脑海，因为它就在那里，就在眼前。

所以说，“就在那里，就在眼前”的北京奥运会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恐怕都是一次类似的“震撼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愤怒、沮丧、困惑、迷失……大概都是难以避免的。

不过，体育的神奇或许就在这里。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经说过，当英国广播公司2005年曝光国际奥委会委员斯拉夫科夫的腐败丑闻时(即所谓“全景门”)，是他最感到沮丧和失望的时候；然而，当他看到菲尔普斯、贝克勒、莎拉波娃这些年轻运动员在赛场上获得的非凡成就，“我的心情就突然变好了！”我想，在那一刻，IOC主席和我们一样，明白了自己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本书完成的时候，是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的2009年；而当它终于付梓的时候，2012年伦敦奥运会已经近在眼前。3年，从北京到伦敦，时间这把“杀猪刀”毫不留情地抹去或改写了我头脑中许多记忆的碎片，无论事实还是情绪，无论这个世界的面貌还是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无一例外都在改变。我也曾经想过，是否应该将全文改写，把许多现在看来显得非常“幼稚”或者过于“愤怒”的地方调整得更加与时俱进，然而转念一想，那又何必？或许，完成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把北京奥运会带给如我这般中国人的“现场震撼”尽量真实地记录下来；而我这个小小的记录者，对那些“震撼”的第一反应尽管很可能是错误的、片面的、非理性的，但至少，我可以保证那是真诚的——如果当各位看完本书的最后一页，也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我而言，也就足够了。

这本书并不是完整的记述北京奥运会的方方面面，也有很多的错误，很多个人的观点或许有些地方还与某些读者的印象不一致。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我真实的经历和想法，偏颇之处固然难以避免，只能请大家谅解。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父母，还有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帮助的人们，没有他们，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彭延媛

201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