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与莫斯科》由戴茂林所著，当我们打开王明的人生画卷时，一个奇特的现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位有着49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住在异国他乡莫斯科的时间竟然有31年。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王明，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苏联。

为什么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要在异国他乡待如此之长的时间？

31年的莫斯科经历，与“左倾教条主义代表”的称谓，有无必然的联系？

让我们运用新的档案资料，通过解析王明的人生轨迹，来回答这些历史谜团吧。

《王明与莫斯科》由戴茂林所著，《王明与莫斯科》依据长期从事王明生平研究的深厚积累，吸收了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资料。是目前为止有关王明的书籍中，史料最薪、细节最为翔实的一部。特别是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以及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相关史实的研究，是目前为止运用新史料而得出的最新成果。

引言

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异国情结

一

土生土长的大别山少年

1．出身贫民

2．旧学根底

3．小学新风

二

踏上以俄为师之路

1．在“三农”觉醒

2．到“商大”入党

3．组建“豫皖青年学会”

三

曲折执着的赴苏之旅

1．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

2．去苏留学成为时尚

3．一波三折的赴苏之旅

四

在中山大学崭露头角

1．与米夫结缘

2．随米夫回国

3．形成教条宗派

五

查无实据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1．同乡会被定为“反党组织”

2．为“江浙同乡会”事件推波助澜

3．审查结果并不存在

六

米夫亲自安排回国

1．未受重用的“海归”

2．米夫亲派回国

3．中央下派基层

七

白区被捕国际关注

1．上调《红旗》

2．入狱违纪

3．国际关注

八

立三“胡闹”提供契机

1．危险的“大计划”

2．远东局的抗议

3．莫斯科出手

九

叫板不威求助国际

1．密信通道

2．公开叫板

3．向米夫求助

十

共产国际十月来信

1．国际指导三中全会

2．王明态度一月三变

3．先于中央知道国际精神

十一

三箭齐发准备上台

1．上书中央

2．成立小组

3．抛出纲领

十二

米夫来华改造中共

1．远东局书记亲自来华

2．米夫为王明上台精心安排

3．远东局直接领导中共

十三

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

1．会前的策略与会中的分歧

2．会议的结果与会后的反对浪潮

3．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

十四

重返莫斯科一身两任

1．米夫回国

2．王明赴苏

3．双重身份

十五

“左”倾狂热吹牛被揭

1．再版《两条路线》

2．夸大革命力量

3．吹牛被揭

十六

追随国际转向统战

1．发布《一·一七宣言》

2．起草《一·二六指示信》

3．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十七

参加共产国际七大

1．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做准备

2．制定《八一宣言》

3．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十八

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1．与邓文仪谈判

2．与陈铭枢谈判

3．盛世才写给王明的“奇文”

十九

再次奉命回国抗战

1．为何回国

2．再走极端

3．淡出舞台

二十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率先举起“学习毛泽东”的旗子

2．在政治局会议上拒不认错

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盖棺论定

二十一

魂归苏联

1．参加新中国法制工作

2．两次赴苏治病

3．葬于莫斯科郊外

附录

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

二、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

三、有关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

四、王明等人致米夫的密信

五、《王明诗歌选集》评述

六、《王明诗歌选集》目录

七、王明著述目录

后记

1897年，20岁的陈聘之娶喻幼华为妻。

喻幼华，号淑连，1880年生于金家寨的张家畈村。她个子虽小，眼睛也有些近视，但却是一位善良、能干、贤惠的乡村妇女。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喻幼华小时很想读书识字，可由于生就女儿身而无法遂愿。不过，自己不太识字的喻幼华结婚后却积极培养子女读书识字。1924年，她还建议陈聘之办了个女子学校，专门招收那些无门读书的女子。

陈聘之为人淳朴，主持公道，热心助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地区燃起的革命烽火，也把陈聘之卷入到革命洪流之中。1929年5月，陈聘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并被任命为六安六区赤色互经会主任。1932年，他先后被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瞿山县任专用公司经理、瞿丘县运输公司经理等职。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他又回到家乡，开过一段“糕饼店”，以后又以教书为生，当了几年乡村教师，并且继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陈聘之和喻幼华生有二男三女，王明为长子，在兄妹中排行第二。

王明姐姐陈先民，比他大4岁，20岁时即因病早逝。大妹妹陈觉民，二妹妹陈映民，弟弟陈绍炜，先后在父亲及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明大妹陈觉民生于1905年，开明的父亲和母亲使她能够幸运地进入私塾读书。1924年陈聘之和喻幼华开办女子学校以后，她到女子学校当了教员。1929年中国革命呈燎原之势时，陈觉民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在商城一区模范小学教书，后调到县妇委工作。据《金寨县革命历史大事记》记载：

“1931年3月底，商城县妇女委员会9人组成，书记汪泽荣，秘书陈觉民(脱产)。”

陈觉民1933年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列宁小学任校长的汪惠生结婚，有一女叫汪向荣。

王明二妹陈映民又名王营，1908年生。陈映民没有姐姐陈觉民那样幸运。在她出生仅7天时，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忍痛将她抱给了金家寨上吕家湾的贫农吕能江家，给吕家做了童养媳，15岁时与吕绍文完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陈映民也随同吕绍文参加了革命斗争。她于1930年加入共青团，任六安六区五乡团支部书记。1931年又参加了红军，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12师政治部做妇女工作。1932年，陈映民和丈夫跟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1936年10月，陈映民随同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万多人，奉命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陈映民任妇女团二营五连政治指导员。由于孤军深入，敌众我寡，西路军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损失惨重，陈映民也在战斗中被俘，被押解到敌人开办的被服厂做苦工。

虽然在敌人的魔窟中受尽苦难，但陈映民还是在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逃离了虎口，于1938年4月来到了延安。由于此时正是张国焘叛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延安正在掀起声讨和揭批张国焘的高潮，陈映民为避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根据其已改名叫王明的大哥之姓，改名叫王营，继续为党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1949年秋，她随军南下到重庆，后到重庆水产公司工作，1983年离休。

陈绍炜又名甘宁，是王明唯一的弟弟，也是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他生于1911年，小时读过私塾和小学，后又到六安县读完初中，毕业后回到金家寨教书。他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商城县一区一乡模范小学、七区列宁小学教学，后又调到六安县七区四乡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任宣传员，以后也主要从事教书等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去了延安。

王明一家大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只有半文盲的母亲在家操持家务。但王明母亲喻幼华的娘家也可以称为革命家庭，王明的两位舅舅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王明大舅喻幼堂，共产党员，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六安六区十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喻百方，共产党员，是六安六区游击队副队长。他俩于1930年五六月间分别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受尽酷刑，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王明的母亲喻幼华1930年病逝。不久，陈聘之娶生于贫苦人家的黄莲舫为妻。王明直到1938年在武汉才与继母黄莲舫见面。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比较注重阶级成分，强调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的考察。虽然党历来的政策是讲成分，不唯成分，但如果以主观的阶级标准代替客观的事实分析，就会使本来不会改变的家庭出身产生戏剧性的变化。按照人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维方式，像王明这样的人，犯了路线错误，成了“机会主义的头子”，自然应是地主家庭出身。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学习资料》等书刊中，都宣称“王明家庭出身地主”，有的甚至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出版的有关书刊，其中包括台湾的一些书刊，有的称王明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有的称“富裕农民家庭”，有的认为是“小商人家庭”。

王明家庭是城镇居民，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更无一寸土地，根本不会是什么“地主家庭”。王明家庭也谈不上是什么“富裕农民家庭”。王明自己曾说：“我家贫无立锥土”。他们家无房无地无财产，凡知情者都异口同声说“他们家很穷”，甚至穷到揭不开锅，借米，借钱，靠别人接济而生活的程度。王明的同乡同学桂尊秋证实说：“他们家有时穷得没米吃。我记得曾向我家借过米。陈绍禹在‘三农’(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作者注)时曾没钱交学费。”乡亲朱少轩也证实说：“陈家穷得难以维持生活，就靠齐寡妇接济。”王明家境贫寒，陈聘之常忙碌一年，到头来却负债累累，愁得过不了年，经常在年关前几天，离家躲账，只得由王明与姐姐、妹妹替父亲“挡账”。

王明父亲陈聘之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当过革命干部和乡村教师，做过小生意，有时也失业在家，但他主要职业是当乡村教师，前后有一二十年以教书为生。他虽然做过几次小生意，但多是与人合伙开的，自己无多少资本，并且都是以劳动为主。因此，土地改革时，王明的家庭成分未定为“小商人”，而是定为贫民。

由于土改定成分的档案资料，县和村均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土改时担任王明家乡村长的刘世香的回忆，就成了确定王明家庭出身的重要材料。

P6-8

王明，生于1904年5月23日，逝于1974年3月27日，人生历程70年。

王明，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称为“左倾教条主义分子”；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称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被称为犯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由此可见，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乃至今天，王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以“左倾教条主义”而闻名。

以“左倾教条主义”而闻名的王明，尊奉的是哪些教条呢？

答案并不复杂，他经常引用的是马列的本本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实质上近似于狂热地崇拜的是苏联共产党的路线。

为什么王明会如此信奉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呢？

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他认为苏联共产党的伟大可以用“四个最”来概括：最先进、最有经验、最有权威、最强有力。

对此。王明在他撰写的《中共五十年》中有明确的论述：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生动体现，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共产党是最先进、最有经验、最有权威和最强有力的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的先锋队，而且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具有最丰富的经验、最伟大的成就、最强大的威力和最崇高的威望。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最牢固的支柱；而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靠的同志和战友。

在王明看来，既然“四个最”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最牢固的支柱”，当然应该奉为神明了。

笔者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王明对苏联共产党的上述评价，并非是中国共产党尚在成长阶段对苏联老大哥的盲目崇拜，而是他在1971年时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认识。

此时，王明早已经度过了知天命之年。

而且，王明的这种信念，在他即将走完人生历程之际，也没有改变。

1973年7月29日，来日无多的王明在诗中写道：  我，

为中苏友好，

为世界和平，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

为反帝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为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

一定，

用尽一切力量。

挤出我的一点一滴血汗，

吐出我一丝一毫的肝心。

直到我一息尚存！

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权力的中共领袖，却有着如此深厚甚至可以称之为顽固的异国情结呢？

原因固然很多。但存在决定意识肯定是其基本因素。

当我们打开王明的人生画卷时，一个奇特的现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位有着49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住在异国他乡莫斯科的时间竟然有31年。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王明，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苏联。

为什么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要在异国他乡待如此之长的时间？

31年的莫斯科经历，与“左倾教条主义代表”的称谓，有无必然的联系？

让我们运用新的档案资料，通过解析王明的人生轨迹，来回答这些历史谜团吧。

研究王明是曹仲彬教授把我带上路的。

我于1984年考入吉林大学攻读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学位，师从曹仲彬教授，开始了王明问题研究，并写了题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纷争”的硕士论文。1987年毕业后，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硕士论文进行了补充修改，于1988年6月，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与导师共同出版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之后，我们又共同努力，于1991年5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王明传》。17年后，我们又重新写作，于2008年1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有较大改动的《王明传》。

党史人物研究与史学研究一样，没有永远的绝对正确，只有更加的相对准确。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现阶段的成果，不变的历史总会被变化的研究者利用新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一次次揭开。

这部书，主要是利用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的史料，来弥补以往研究中的过错。

然而，这项填补遗憾的工作只能由我独自完成了。我崇敬的硕士生导师曹仲彬教授于2010年4月13日在长春病逝。

噩耗传来，我与师兄弟、师姐妹们从四面八方赶赴长春，为导师送别。在导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代表老师的学生作了如下发言，现引来作为这篇后记的结尾。

送别

2010年4月13日，我崇敬的硕士生导师曹仲彬教授于长春病逝。

这一天，素以春城闻名的吉林省会遭遇了50年未遇的暴雪，整个城市几乎被茫茫的白雪掩盖。

导师的逝去与突降的大雪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我却在这一天固执地相信，漫天的白雪就是为我的老师而下，晶莹飞舞的雪花，就是我们这些了解他的弟子们流淌自内心的泪花。

了解他，才知道老师的学问有多大。大在他从不写那些言之无物的空洞文章，而是扎扎实实地去研究论述党史研究中那些看似很小、实则缺之就无法搞清重大史实的关键问题。中共早期组织如何建立，他的论文和专著独树一帜；中共最早党员中的何孟雄，第一部传记是他书写；实事求是评价王明的一生，他倾注毕生心血……

了解他，才知道老师的人品有多好。拜他为师3年，与他交往23年，他从不用言语教导我们如何做人，但却用最坦诚的毫无顾忌的对待自己和最单纯的甚至是有些孩童般地对待别人，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典范。他自己在人生中遇到的坎坷磨难，虽然有时也与我们讲起，但却从不悲观哀怨。他的学生要是取得了些许成绩，他总是自豪地在别人面前大肆夸赞。

了解他，才知道老师的生活有多么清贫。简陋的住宅，陈旧的设施，孤寂的岁月。无法让人相信这是一位对中共党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作出卓越贡献的专家学者的真实生活。老师退休已近20年，微薄的退休金只能维持简陋的生活，虽然常年患病但并不敢奢侈地住院。弟子们请他吃饭，要是上来贵些的菜他会立即表示不满。然而，哪里有了灾情，他马上会不留姓名地慷慨捐献。

也正是因为了解他，崇敬他，爱戴他，学生们才自发地从广东、上海、山东、北京、辽宁等地赶来，发自内心地站在老师的遗体面前向他诉说：老师，您安息吧！虽然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终结，但您的风范在弟子心中会永存。学生们的工作事业有多大成就并不重要，我们会共同因为拥有您这样一位老师而永远自豪！

我们的老师是在漫天雪花的陪伴下离我们远去的，他那纯洁的一生终于与洁白的大地融为一体。虽然弟子们不能再与您在狭小的书房中谈天说地，但我们会仰望天空永远地道一声：

老师，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