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警察》集辑录的23篇文章原发表于让·波德里亚编辑的《乌托邦》杂志(1967-1978)，主题涉及社会实践及那个时代的理论争鸣。这些文章的“思想、论点和观点的出现”面貌，促使我们以原有状况进行出版，并按照时序进行编排，以便让人们看到其思想的诞生，其思想能够独立于任何学派或团体归属而自行确立，因此就能从中看到我们当代一种自由思想的问世。

让·波德里亚是《乌托邦》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该刊首次发行于1967年，并于1978年停刊。他从头到尾参与了杂志的工作，并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文章和著作(《在沉默的多数派之阴影中》、《法国共产党或人造的政治天堂》)。起初，《乌托邦》杂志中的文章都署了名，后来则不再署名。来自波德里亚笔下的全部文章都收集到了《游戏与警察》中。这些文章的“思想、论点和观点的出现”面貌，促使我们以原有状况进行出版，并按照时序进行编排，以便让人们看到其思想的诞生，其思想能够独立于任何学派或团体归属而自行确立，因此就能从中看到我们当代一种自由思想的问世。

《游戏与警察》书名取自波德里亚投给《乌托邦》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本书出版得到作者的悉心关注。

编者按

《乌托邦》第1期，1967年5月

《短暂性……》

《乌托邦》第2、3期，1969年5月

《游戏与警察》

《乌托邦》第4期，1971年10月

《乌托邦被打发了……》

《罢工故事》

《媒介安魂曲》

《DNA或代码的形而上学》

《乌托邦》第5期，1972年5月

《生产之镜》

《乌托邦》第6期，1973年2月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体系》

《乌托邦》第7期，1973年8月，揭露无遗的阶级斗争

《罢工故事》

《乌托邦》第8期，1974年2月，环状钉子

《经济的夸大化》

《巴黎国民银行的宣传战》

《因剩余价值而生病的动物》

《乌托邦》第9期，1969年4／5月，“彻底的疯狂”(Radical follies?)

《逼真的诈死》

《乌托邦》第10期，1974年6／7月，“阶级的义务”

《在预言失灵之上……》

《乌托邦》第13期，1976年3／4月

《挟持人质》

《野民们去死吧》

《立体的黄色淫秽》

《乌托邦》第14期，1976年5／6月，玫瑰人生

《螺旋形尸体》

《劳动故事》

《价值的最后探戈》

《乌托邦》，1977年4月

《着迷的斗争或最后的笛声》

《乌托邦》第17期，1977年12月／1978年1月

《结婚前夜的阉割》

《我们的残酷戏剧》

这种镇压，在经历层面上被定义为氛围或是默契的镇压，在理论上将从反面进行定义，被定义为分工和分离的总体系统性。社会暴力如今较少地表现在对冲动的直接压抑，对个体的生理限制，或对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公开压迫，而更多显示为社会关系的网格化，显示为更复杂更系统的隔离，如地理、职业和文化的隔离，表现为不可逆转的技术与社会的劳动分工，表现为需求的无限扩大。

分离的原则，即打破欲望的统一性和建立多部门人类活动的原则，与某种孤独的自治和自由相连的原则，它是抵消能量的最有效的原则。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马克思曾经描绘过这种分解的历史成因：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消极的相互规定。在私人领域的幻想式自由中，所有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前来限制日常性，损害日常性的实际意义。只需想想娱乐的“保留”领域便知。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镇压的本质是什么：将自由的向往编目到奴役的图式中。由于在工作和娱乐两方面都得到加强，所以日常性将以同样的方式从两方面得到构建。那些蜗居于廉租房内或簇拥在工作流水线上的人们，他们也只能做做梦而已，梦想着符号化的自由，游客爆满的海滩和一望无际的车流。天堂与地狱之间的鸿沟，使得人们只能依照其地狱的模样来梦想天堂。

镇压的系统性根植于劳动分工。然而在生产层面上所施行的暴力，劳动细化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这些都很少被当做自由来体验：镇压并没有在其中被消费(从该词的所有含义上来说：镇压在此并没有达到完美，也没能品尝自身的形象)。如今对我们而言，更富意味的就是在需求分割中所实施的镇压。因为这种镇压玩弄快乐原则的幻觉本身。所有消费社会的预言家都吹嘘自己能够解放需求，能够促进一种增速的享乐。现代人身上将会出现一种需求的潜在性，只等着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唤醒这些需求，便是解放人类，便是帮助他们挣脱几千年来的压抑。“将自己从超我中解放出来吧，尽情享受生活吧，不一而足。”当然，这些新时代的巫师根据幸福的爆炸式目的性，小心翼翼地解放人类。其目的就是让那些过去被心理机关(禁忌、超我、负罪感)所阻止的冲动结晶到物体上，结晶到这些具体机关上，而欲望的爆炸力将在其中自行消解，社会秩序的礼仪性镇压功能在其中得以物化。非理性越是趋于“自由”，那么基础的需求倍增将越发与高端的控制并驾齐驱，而且其控制也越发严格。

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下述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欲望的压抑要通过需求的解放(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就是“镇压性‘去升华’”来实行——这种解放伴随着一种需求的区分和强制的分流，伴随着一种对产品种类的布控和计算性分散。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产品诱发的需求——或者更恰当地说：产品具有一种更强的协调性(需求绝对是偶然的)，正是需求在向产品回流，通过自行分解和中断，进而自行介入到物品种类中(正如活跃的实践必然介入到社会分工中一样——它只有通过修补工作那非攻击性的倒退才能摆脱物品)。在某种程度上，个体需求的体系是通过物体与产品(文化产品亦然)来编目、分类和划分的。所以该体系(这也是社会经济层面上该体系的真正目的)可以任人定向。

这一点可以澄清马尔库塞“压迫性需求”的观念，并且引入一种批评。他看得非常清楚，现代社会那最为微妙的异化就和这个超经济暴力的内化层面连接在一起，而压迫性需求所描述的就是这个超经济暴力，于是马尔库塞呼唤针对这些需求的“决定性否定”，唤醒一些新型的需求，在和谐的目标中意识到并协调好的需求，它不充当现实镇压原则的帮凶，也不充当非理性快乐原则的同谋，与此相反，这些新型需求开启了一种合理的集体快乐原则。可这只是一种幻想：一方面，假使需求是由历史决定的(当然是马尔库塞自己认可的东西)，人们却无法看到这些摆脱了异化的需求从何而来。更有甚之：这场“需求的革命”说到底不过是人类道德教化和意识革命等古老理想主义计划的现代翻版。应该明白：各种需求，或是任何关于需求的理论，都永远不可能给我们奉上摆脱异化的前景，也不能贡献另一种革命的选择(altemative)，因为作为原样的需求，它会立刻变成镇压的产物，因为它会立刻变成原样的碎片，分割成块和变成网格。假如人们从当前镇压性需求的反面(“决定性否定”)来看待其特殊性，却难保不会事先(消极地)落入一种问题学，即镇压的问题学，很有可能陷入一种毫无出路的否定性中，而否定性将立刻重新成为文化机制的一部分。因此：反戏剧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葛罗托斯基式壮举或轰轰烈烈的“生活剧团”也是枉然。重新值得质疑的应当是戏剧这个机构本身，它从根本上进入了舞台，把它作为活动的实施场所，而这种分离的活动与权力的分离机构在任何等级社会中都是对等物。P10-14

本文集所辑录的文章均发表于“鸟托邦小组”刊物《乌托邦》(1967—1978)。

部分文章署了作者名，另一些文章则没有署名，因为作者们决定不以任何认可形式来标识自己的文章，因为其中所探讨的主题来自多人长期的思考，主要针对当时的时事，既涉及社会实践，也涉及那个时代的理论争鸣。

我们无意添上批注校勘，这固然可以详尽说明某些引文、某些作者等，却也会增加读者的负担，而阅读原本该是流畅的。

我们决定把文章组合在一起，以看清波德里亚理论的形成过程，如今，我们终于可以评价其理论的整体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