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朱权不是历史或学术史上的一个符号。他首先是一个人，是有独特命运和个性的人，是在复杂而尖锐、深刻而又现实的矛盾中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特殊性格的一个人。《王者与学者(宁王朱权的一生)》初衷是修订《宁王朱权》第一卷“朱权评传”。由于文献史料的增加，认识的深化和改编，已经不能算修订了。于是作者姚品文采用了此为书名。

姚品文著写的《王者与学者(宁王朱权的一生)》主要内容：

朱权不是历史或学术史上的一个符号。他首先是一个人，是有独特命运和个性的人，是在复杂而尖锐、深刻而又现实的矛盾中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特殊性格的一个人。

朱权和朱棣，这两个上天给予平等待遇的兄弟，却在人类社会的风云际会中被重新塑造，成了面目和命运迥异的历史人物，焕发出了不同的耀眼光彩。最后朱棣戴上了皇帝的冕旒，朱权则获得了“文学家”、“音乐家”和“学者”等桂冠。

有人说朱权从事著述是韬晦的一种策略，但这至多是开始阶段。人一旦走上了文化创造之路，就有了自己的方向和轨迹，有自己真正的驱动力及由此而生的是非功过；以之为个人的某种权宜之计，是不可能坚持一生的。《王者与学者(宁王朱权的一生)》是作者潜心研究编著的。

自序

引言

第一章 教养宫中（1378—1393）

 第一节 殷切的期望

 第二节 良好的宫廷教育

 第三节 特殊的禀赋与培养

第二章 驰骋塞上（1393—1399）

 第一节 战略部署

 第二节 藩国大宁

 第三节 肃清沙漠威震北荒

 第四节 被服儒雅

 第五节 史学研究与著述

第三章 挟从燕军（1399—1402）

 第一节 建文削藩

 第二节 大宁之变

 第三节 阶下囚与座上客

 第四节 夺位之际

 第五节 退出靖难

第四章 韬晦南昌（1403—1448）

 第一节 离开京师

 第二节 王府与精庐

 第三节 与朝廷的关系

 第四节 神隐’

第五章 托志翀举

 第一节 背景

 第二节 与各道派的关系

 第三节 道家思想与信仰

 第四节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与南极长生宫

第六章 领袖文坛

 第一节 弘奖风流

 第二节 刊布书籍

第七章 辉煌著述

 第一节 基本情况

 第二节 学术道路与个性

 第三节 著作散说

第八章 家庭家族及其命运

 第一节 婚姻·家庭·胄裔

 第二节 与朝廷矛盾的继续

 第三节 宸濠之乱

 第四节 流风余韵

 第五节 归宿

结语

宁王朱权年谱

朱权著作简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后人来看这件事，朱元璋的错误是很清楚的：说是相互牵制，实际上完全是偏向自己的家人。他未能料到的是，靖难就是以“清君侧，除奸臣”的名义出兵的。

朱元璋实行分封同姓王决策在他即位的次年，即洪武二年（1369）。洪武三年（1370）开始实行，封第二子到第十子为王。那时最大的秦王也还没有成年，最小的十子只一岁，九年之后他们才去封国。为什么要这么早？就是为了向大臣们宣告他的决心。这种分封制效法汉高祖而又有所取舍。汉高祖封异姓王的做法他以为不可取，他只采取其封同姓王的做法。封功臣时最高只封公爵，最大的功臣徐达死后才追谥中山王，最高的王位（即所谓“一字王”）只属于亲子。他自认为是有鉴于前朝的教训。《通鉴纲目》说：“帝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郡，预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王世贞《弁山堂别集》说：“明兴，高皇帝损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卫磐石。一·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还称赞说：“旨哉！班固之引《诗》日：介人维藩，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夫岂直以昭展亲敦睦之义？盖首广树肺腑，以夹辅王室，有深长思焉。”（卷三二）王世贞这段话有点圆滑，恐怕也是“有深长思焉”的。

朱元璋还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

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若能谨守藩辅之礼，不作非为，乐莫大焉。至如天子，总揽万机，晚眠早起，劳心焦思，唯忧天下之难治。此亲王所以乐于天子也。（《皇明祖训》首章）似乎当亲王是一件只有快乐享受，没有忧患劳苦的事。朱元璋是个十分勤劳的皇帝，因为自己感觉到非常之累，就觉得亲王和他相比要轻松得多。其实言外有意：你们做亲王已经非常惬意，所以要绥安其位，不要有非分之想。实际上藩屏帝室的任务一点也不轻松，且责任重大，因此也不是随便哪个皇子都可以胜任。《宁献王事实》说：“高皇帝念天下初定，而边土旷远，势须藩王控制，故简诸子英武智略者戍边。”在他的儿子中还有一个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就是他亲昵地称之为“蜀秀才”的第十一子蜀王朱椿。朱椿特别爱读书，文质彬彬，礼贤下士，但很可能比较文弱，所以没有被派往边陲，而封在了成都，他后来以德治在安定西南方面也功劳不小。朱元璋不愧是知人善任的领导者。被封在北方边陲的这几个皇子大都是属于“英武智略型”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警卫边陲、夹辅皇室的作用。如朱棣、朱桐和朱棣在北方曾经率领一些将领，打击了故元残部。不过分封是一把“双刃剑”，由他把握着，可以剑锋向外，保国杀敌；一旦失控，剑锋也是可以向内的，削藩靖难之所由，首在兵权。

按照他的部署，除太子和早殇者之外，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从孙守谦（朱元璋长兄之嫡孙，文正子，封靖江王），被分封到全国各地的边关要塞和腹地重镇。

亲王就藩之前，要先修王府。王府规模超过当地最高官署布政使司，府内设文武臣僚以为辅佐，而且特重武臣。朱元璋曾说：“朕封诸子颇殊古道，内设武臣。盖欲屏藩国家，备侮御边，闲中助王，使知时务。所以出则为将，人则为相。”因而诸王府中，武相地位都在文相之上。亲王和地方行政官员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与两汉的封国有些不同，但是当时各省的行政、司法和军事长官即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都不过二品，而亲王嫡长孙冠服即视一品，亲王更加高高在上。比起来，无论哪一级地方长官自然都是官卑职小，只能俯首听令。实际上亲王还是地方官吏的控制者与监视者。至少洪武年间如此。

朱元璋给诸王的待遇十分优渥，按《明史·诸王传》：“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诸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以下亲属世代封郡王、将军、中尉等。除权力外，享用规格也越来越高。十余年后，虽等级日严，侈风亦盛，然尚规定公侯及一、二品大僚，只许酒盏、酒注用金，而洪武十七年（1384）却下诏：“亲王仪仗内之交椅、盆、罐，用银者悉改用金。”到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秦王、晋王等九兄弟来朝，他们的服饰、车乘规模已和皇帝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藩王的军事指挥权力很大。他们有亲自指挥的“护卫军”，多者可至一万余人。此外朝廷调兵，必须有御宝文书给亲王和守镇官，守镇官须得御宝文书和亲王的令旨才许发兵。燕王、秦王、晋王就国之后，朱元璋多次遣蓝玉、冯胜、傅友德等大将北伐元军，都命令他们听几位亲王的“节制”。这些亲王还多次直接带兵到沙漠里去作战。朱权就藩后自然也是这样。

朱元璋分封的做法当时就受到了直接的批评。

据《明史·叶伯巨传》载：洪武九年（1376），由于天象变异，朱元璋下诏求言，言辞恳切。十一年，山西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奉诏上书言事。他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分封太侈，一是用刑太繁，一是求治太速。关于分封，他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今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城数十。异时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以待封诸王之子孙。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莫先于此。”这一极有卓识远见的意见书上达朱元璋手中，他竟大怒：“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逮至京师后，下在刑部狱，不久，即瘐死狱中。朱元璋何以对建言者如此决绝呢？实因这一建议触及其要害。他分封的决心之不可动摇若此。

朱元璋并不完全是感情用事，不顾一切，他认为藩镇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他说：“藩镇之设，本以卫民，财归有司，兵待符调，岂有跋扈之忧？”（《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P24-26

公元14世纪中叶，出身低微的一介平民朱元璋，投身农民起义军队伍。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扫荡群雄，推翻了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实现了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如何稳定与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朱氏天下，使之世代相传，这是朱元璋立国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寄厚望于自己众多的儿子们。

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除两个早殇外，其余二十四个，经朱元璋精心培育调教，多数皆非庸碌之辈。其中以其自身业绩名垂史册的，首先当然是四子朱棣，他成了明朝历史上仅次于太祖的另一位有为的帝王，即永乐皇帝——明成祖。虽然他是违背父亲的意旨取得皇位的，并因而受到正统历史家的谴责，但他的文治武功，已为世所公认，其历史地位自无可动摇。其二便是第十七子——宁王朱权。

朱权本来走着与他的四兄大致相同的道路，其王霸才具已崭露头角，受到父亲特殊的青睐，如能经受时间与经历的磨炼，政治军事才能也许并不让于朱棣。按照父亲的安排，他至少可以成为守卫与开发大明北方疆土的一代名藩。

然而在朱元璋去世不久，历史车轮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随着朱棣向侄儿建文皇帝宝座进军的脚步，朱权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北辙南辕”的变化。最后朱棣戴上了皇帝的冕旒，朱权则获得了“文学家”、“音乐家”和“学者”等桂冠。这两个上天给予平等待遇的兄弟，却在人类社会的风云际会中被重新塑造，成了面目和命运迥异的历史人物，焕发出了不同的耀眼光彩。这种光彩的不同，首先因为他们的历史凭借不同。朱棣凭借的是几千年封建政治统治积累的权力和权术，朱权凭借的则是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文化。

朱权作为宗子载在皇室族谱，因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被载人史册，又因其文化方面的诸多贡献留名千古。但朱权不是历史或学术史上的一个符号。他首先是一个人，是有独特命运和个性的人，是在复杂而尖锐、深刻而又现实的矛盾中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特殊性格的一个人。当我们追踪他的足迹，探究他丰富的人生，赞赏他那些闪闪发光的文化成果时，可以看到许多表面现象后面的本质，使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以至对那些文化成果，得到更多的体悟和理解。

朱权的人生，和他特殊的家庭、家族密切相关。我们不仅将从这种关系的叙说中认识朱权，也从中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所以叙述不仅要从朱元璋说起，而且要说到朱权的后裔。

我从上世纪末接触“朱权”这个历史人物，迄今二十多年，写了三本关于朱权的书：《朱权研究》(江西高教出版社1993年版)、《宁王朱权》(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太和正音谱笺评》(中华书局2010年版)。《宁王朱权》是对《朱权研究》的扩展。《宁王朱权》以朱权传记为第一卷，叫“朱权评传”；第二卷叫“太和正音谱述评”，专说《太和正音谱》一书；第三卷为文献史料汇辑。2010年初，以古籍整理与研究结合方式著作的《太和正音谱笺评》在中华书局出版后，又产生了修订《宁王朱权》第一卷“朱权评传”的想法。但迟迟未下决心：同一内容，再三修订，有必要吗？

但我终于着手了。促使我下决心的动因有几：

一、自《宁王朱权》出版以来，有关朱权的研究我没有止步，结果是又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和资料。《宁王朱权》中，我叙述朱权的著作只有七十余种，而我现在知道有一百一十余种。过去只知道朱权在文学、音乐、医药、道教文化等方面的巨大成就，现在知道他书法绘画也有不俗的表现。《宁王朱权》中曾留下了一些疑点和困惑，有的甚至做了错误推测，如朱权著作中屡屡出现的“塗阳”这个地名的存疑，现在已经解决。“大宁”的确切位置，过去是沿袭前人“平泉县北”的模糊表述，现在已经知道其确切地理位置。还有与朱权有关的一些文物如琴、瓦砚等也有了新的发现。重大或点滴知识的补充和更新，是从大量文献中搜罗爬抉出来，经过艰难的思索，以及与当代学界交流所得，来之不易。我希望向学界和公众把它们贡献出来，否则如鲠在喉。

二、观念上的改变和进步。前书已经叙述了朱权人生道路的两个阶段，现在对他的心路轨迹及其本质的理解自觉更清晰和深入了。大宁时期，他的人生完全是在朱元璋指导思想和政治目标追求下，真诚信奉皇室家族“亲亲”观念，忠实执行“藩屏帝室”的任务。靖难之变沉重打击了他的这一信念，也使他摆脱了“藩屏帝室”的承担，他面向更广阔的社会，进入了文化建设的领域，得以为民族文化做出巨大贡献。因此我以为，研究朱权的学术价值更加彰显了。前人对朱权在南昌四十余年的生涯及其种种作为，统以“韬晦”二字概括，我曾经也大致如此。通过对他人生经历和人格形成的深度观察和思考，我的认识又有所改变。表面看来，他是在隐居避世，其实他对著述撰作的积极性，对地方文人和文化的热情扶持，对平民生活的细致关注，对各种美好事物的热爱和亲自参与实践创造，是抱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岂是一位隐居避世者之追求和所能为？又岂是“韬晦”二字可以指称和形容？他晚年所作《原道》一文，显示出他对道家信仰深处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社会认识。他的学道，远不是为了全身退避而设置的幌子。同样，也不仅仅是把自己由一个武将变成了文人学者，而是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建设领域中的王者。

三、前辈学者吴晗先生给了我榜样。先生的名著，被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的《朱元璋传》曾改写了四次。这是学术上的精益求精，也是有良知的学者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我虽然不足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榜样是应该效法和可以追随的。

总之这一次修改，看来全书体制架构变动不大，但内容的增补充实却是大量的，理念方面也多有更新，文字大部分进行了改写。读过《宁王朱权》的读者再读本书，对笔者此言，或将惠予认同。

四、现实生活中的触动。触动最大莫过于现实中与朱权相关的文物与遗迹的零落。这在书中已略有涉及，不再多说。只说说我近年参加的两次座谈会。一次是有关滕王阁的一部小说出版，一次是关于八大山人纪念馆扩建。两次会议关乎南昌市的两位历史文化名人，意义毋庸置疑。但也让我联想到朱权及其在当代的命运。

南昌滕王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隋末的始建者早已湮灭无闻，扩建者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一684)，故楼以滕王名。后因文学家王勃的文学名篇《滕王阁序》，滕王之名与楼俱传千余年。与朱权巧合的是，李元婴也是因皇室纠纷来到南昌的，也曾被人指为“韬晦”。但两位王爷“韬晦”的行为表现却大相径庭。两《唐书》在李元婴传中用“长好声色”、“侈纵日甚”、“骄纵逸游，动作失度”等来形容这位传主，还记载了他的种种劣迹，如打猎时以弹弹人，下雪时以雪埋人，以及侵犯下级官员的妻女等。总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荒淫的皇家子弟。我不是说李元婴就不值得纪念。他是一位画家，以善画蝴蝶留名画史，何况还有滕王阁。但比之朱权，人格和成就是有悬殊的。然而同样在南昌，朱权的荣耀和知名度却远不能和他相比。今天，南昌城仍然“滕王高阁临江渚”，并且“佩玉鸣鸾‘正’歌舞”，而冷落西山之下的宁王墓却依然“最是不堪回首处，西陵树色乱群鸦”(明刘日湘诗)，令人感慨。

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大画家，朱权八世孙，名朱统□，又叫朱耷。在中国绘画史上成就卓著，影响巨大，现在更是名播海内外。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光荣。但研究其传承渊源，不能不追溯到他的始祖宁献王开启的文化传承。明初宁献王的成就和他开辟的文化事业，与二百余年后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相辉映。重视八大山人令人鼓舞，但遗忘朱权却令人遗憾。

同样，当代学术界对朱权也还有不同认识，有的在我看来是误解，比如说认为朱权大宁之变“失败后即一蹶不振，抑郁终身”；承认朱权有许多文化成就，但又说他是在“打发时光、蹉跎岁月”，最后“抱恨以终”等等。为什么政治上失意以后，改弦更张，全力以赴进行文化建设，还叫“一蹶不振”？当他被江西诗人们的诗论成就所鼓舞，编辑了《西江诗法》一书，他曾在序言中描述自己如何兴奋：

其何伟焉！其何伟焉！于是左执鲸杯，右操毛颖，揎臂大叫而言之曰：

西山朝来有爽气。未知有眼孔者其如何耶？遂掷而起。这种精神状态是“郁郁以终”？

至于南昌某些政府官员、文化学者、普通市民，乃至个别朱权后裔中也有对朱权印象不佳者。问一些年轻人，说不出所以然。他们说印象主要来自有关明代的一些小说和电视剧。想想也是。比如近年来有关永乐皇帝的电视剧，其中的宁王就面目可憎。但南昌人对宁王印象不佳还有些特殊原因。不少老人们记忆里有所谓“宁王”，细问之下，原来指的多半是造反被镇压、被除爵的四世宁王朱宸濠，他的知名度远在其高祖朱权之上。明正德年间，朱权玄孙、宁王朱宸濠造反失败，是在史书上大书特书的事件。为镇压朱宸濠造反立下汗马功劳的乃是大学者、心学大师王守仁(阳明先生)。宸濠乱后不久，故事就被编成当时的通俗戏剧南戏，剧名就叫《王阳明平逆记》。中国古代民众的许多历史知识和观念来自通俗戏剧小说，比如曹操的奸臣形象就是如此。可以想见民众心目中的“宁王”和阳明先生是怎样的一种对比。为了纪念王阳明在南昌平叛这一特殊功勋，南昌市内一条大道被命名为“阳明路”，该路至今仍是市内主干道之一。还有南昌市著名文化景观之一的水观音亭，据说曾经是朱宸濠之妃娄素珍的梳妆楼，其中有从原宁王府移来的两块大型石碑，上有巨大的“屏”、“翰”二字，据说是娄妃的发书。娄妃因劝阻朱宸濠造反未成，后投江自尽，成为一个德、才、识兼备的光辉形象。赣江边的娄妃墓一直保留到上世纪60年代，清代剧作家蒋士铨曾为她写了两个剧本：《一片石》和《第二碑》。这些有形无形的文化遗存沉淀在南昌市民的记忆里，映射到朱权这个模糊的影像上，呈现出一片灰黑色。

朱权后人在南昌地区至今已传承了二十余代。对于他们，献王当年没能“中分天下”而屈居南昌；宸濠之败使族人大批辜连祸及，开宗始祖也随之蒙羞；满清灭了朱氏天下，他们又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余波延续至今似乎还在影影绰绰。难得的是，在今新建县石埠乡朱权墓附近二百米处有一朱家村(今属璜源村)，居住着一支朱权后裔，他们自称是始祖宁王墓的守墓人，代代相传。曾经有人说他们不是朱权真正的后裔，而是王府家奴，为守墓世代居此。不知此说的依据何在。我以为不排除因宸濠之祸的株连，守墓者为保全自己，更是为宁王墓(还有张妃、世子磐烒等墓)的守护得以继续，不得不谎称家奴。他们守墓尽职尽责、忍受清贫，至今已经五百余年、二十余代。他们每年在村里的朱氏宗祠祭祖，《盱眙朱氏八支宗谱》几年要增修一次。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朱权后裔中的几位：守墓人朱清沾(朱权十九世孙，“规”字辈，石城王系)、朱衷环父子，为看护祖墓兢兢业业；还有如今已是成功企业家的朱清源(“親”字辈，建安王系)、朱衷平叔侄，听说我在撰写朱权传记，曾给予热诚的帮助。对祖先的崇敬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这样的宗族嗣续，查基因有必要吗？

历史积淀是如此沉重和错综。数百年间：朱元璋开国、朱棣造反、明清易代、推翻帝制、民主共和、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已经有多少翻云覆雨的时代更替，又有过多少不同的政治是非和道德判断？现代人应该在什么思路轨迹上前行呢？

曾经翻阅了几种学界常用的辞书，“宁王”词条释文有“永乐元年徙封南昌，后废为庶人，自号臞仙”云云。朱权何时被废为庶人？连朱宸濠也不是被废为庶人，而是被“正法”的。我在这里不是在批评辞书偶尔难免的瑕疵，而说的是历史被尘封的程度。

以上种种，让我感到惶惑。看来朱权是个怎样的人，许多人是不甚清楚的。廓清这段历史，认清这个历史人物的真面目非常必要。

我自知才疏学浅，但我毕竟在南昌居住了近四十年，对于朱权，我关注过，读过和思考过，还在课堂上讲过。我有责任将自己从史料和文献中得到的展示出来，经过思考和理解后向更多的人讲述出来。目的是让更多人关注朱权，懂得朱权。我说得不对的，大家来纠正。我相信朱权的人生、人格对我们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他的文化学术成就也一定会为我们所知所用。

我将为此做出努力。至于其他我力所不能及者，只能期待更多有识之士了。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朱权的研究，我断断续续至今二十余年。从起步开始，得到过许多帮助和指导。其中第一位是浙江艺术研究所的洛地先生。朱权研究的价值是他指点的。其后无论理论思想、研究方法、学术内涵等等方面，皆得其悉心指导，倾力帮助。其次是上海艺术研究所的蒋星煜先生。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帮助我的学术研究，现已九十高龄，还在笔耕不辍之余，关注我的学术著述。本书出版，不敢再干扰他们，只能在此再一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和敬意。另外，复旦大学龙向洋博士、南京大学孙书磊教授多年来对我此项研究多方关心、切实帮助。还有南昌的谢小波先生，在本稿写作中的电脑技术和图片制作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中华书局编辑张进，曾与我合作完成了《太和正音谱笺评》的出版，她的敬业和认真给了我深刻印象。面对《王者与学者》的最后校样，我要说，张进编辑付出的心血和劳动，对提高本书的质量更起了重要作用。对上述各位，我借此再次致以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