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从大学教授中的“捣蛋鬼”，因为倔强敢言在网络平台上“被禁言”，甚至变成许多宣传媒介不公开的“黑名单”人物；他因不合时宜而遭受不公待遇，却也因不合时宜被人们推崇；他就像个老小孩，有着倔强的坏脾气。他就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张鸣教授。

《历史的坏脾气》》为张鸣教授经典之作最新增订版，新增八篇文章回馈读者。书中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勾勒晚近人物的百般脸谱，直戳中国历史的劣根性，张鸣笔下的历史“通俗而不流于低俗，不搭语言花架子，不信口雌黄胡编乱造，幽默中带有深刻的反思与智慧”。

张鸣编著的《历史的坏脾气》是张鸣先生于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一经推出就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成为其代表作之一。

《历史的坏脾气》分“军阀有性格”“晚近人物脸谱”“历史的坏脾气”“不确定的道路”“庶民的世界”五个部分，勾勒晚近人物的百般脸谱，检讨中国历史的劣根性。书中语言明白晓畅、轻松幽默，而又能让人在捧腹之余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进一步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和人物的立体形象，更深刻地揭露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中弊病。

此次再版，重新设计了装帧样式，更正了原书中的错漏，并增补了张鸣先生的八篇近作，以期读者能从旧作中读出新意来。

增订版序

写在前面的话

军阀有性格

 “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袁世凯的“选举”

 买个总统当当

 傅作义守涿州

 军汉“韩青天”

 “臭棋篓子”段祺瑞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马桶将军”的用人术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各大马路巡阅使

 神仙治军

 昔日南天王

晚近人物脸谱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总理县长唐绍仪

 顺人章士钊

 毕竟是书生

 王闿运和周妈

 不同病，也相怜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西太后、义和团和外国公使夫人

 “官屠”刀钝

 康熙的才学

 雍正的天真

 《三国演义》与隆科多的晦气

 道光皇帝的考试规则

 关于三个“猛人”的神话

 “可人”张之洞

 左师爷的牛脾气和樊总兵的错会意

 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

历史的坏脾气

 做皇帝的故事

 有为政府的代价

 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

 “胭脂虎”和夫人路线

 名人肚子的故事

 小处不可随便

 吃溺与排场

 一副急泪

 鸡犬升天之后

 一场不为人知的礼仪之争

 排名的重要性

 尊严与权力

 财富，模糊的边界

 只能听明白权力声音的人们

 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

不确定的道路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由哭而惹出的案子

 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

 武秀才

 同文馆的成就

 “倒霉”与“王帽子”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 ——由“新政”谈起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庶民的世界

 太政治的“花业”

 流氓大亨的脸面

 农民式的权力制约方案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闲话辛亥

 “《新生》事件”与日本的逻辑

 警惕“儿戏战争观”的重现

 站在地上看世界

“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毛泽东总是说“五四”的好话，因为他自以为是“五四”精神的守护神；蒋介石老要嘟嚷“五四”的坏话，因为在他看来，“五四”教坏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就是这青年之一。自延安时期以来，我们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然多数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在其他一些学术研究中，“五四”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的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铁石，就是不理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墨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后果严重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册，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一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带的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上还有一张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效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是用水龙头洗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间、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村间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粱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的团长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到现在还在使用；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戴过。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P3－7

写在前面的话

一日，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来访，谈起她在今年书市上遇到的跟我有关的一段趣事，说是在一个摊上看到了我那本《直截了当的独自》，刚想掏钱买，就听得旁边几个人在议论：“这不是张鸣的书吗，买一本。买一本。”忽又有一人言道：“张鸣是谁呀？”只听书摊的摊主接茬道：“张鸣就是那个写通俗小故事的，他的书好懂，买吧。”

真没有想到，原来我在卖书的人眼里，是这么一种形象，听起来真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虽然我一直提倡史学要通俗化，不要轻易地将本该属于自己的阵地交给写本子的作家，而且我的随笔也的确有些故事，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写故事的。当然，能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尤其是讲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更是难事。肚子里没有几车书，加上几道沟壑，其实故事也是不可能真正讲清楚的。可是，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在面对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时候，如果非要写点东西，往往在意于这故事背后的东西。如果我认为发掘不出什么来，百分之百是不会动笔的。当然，我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思想体系，也从不奢想用自己的所谓思想框架给历史某种解释。对我来说，说一个事就是一个事，点到为止，从不想把话说满，当然也说不满，尽可能给读者诸君留点想象的空间。

在很多场合下，我是被人视为专业人士的，但是把我定在什么专业上，其实是件难事。身在政治学专业教书，做的却是晚清史，教的是制度史，害得我女儿每当人家问起她爸爸是干什么的，都感到很麻烦。尽管我的专业感觉有点混乱，但毕竟还是在专业圈子里，不，确切地说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严格来讲，只要需要，我也可以做出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这就意味着，当我在写这些散碎的小东西的时候，必须考虑专业人士的眼光，就是说，可以让他们说我不务正业，但不能让他们说我胡说八道。

所以，其实我还做不到卖书人给我的定位——一个写通俗小故事的。首先，我不可能通俗到老妪能解的地步，达到《故事会》里文章的水准，因此，命里注定卖不火。其次，我不可能迎合，尤其不想迎合读者的口味，我只是写我自己想写的而已，把我想说的倒出来，也就得了。大概我命里注定两面不讨好，雅者嫌我俗，俗者嫌我雅，上不得厅堂，下不得厨房，夹在当中，活脱脱一块三明治中间的肉。有人说，张鸣看历史，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没错，如果说我的文字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拿来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傻的出版人，非要我将一年来积攒的零碎，攒起来出个集子。几十篇的零碎堆在一起，感觉是好是坏，乐意看的读者自已品味就是。

张鸣  2005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