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海编著的《那些年情依何处--民国十大才子的恩怨纠葛》专门针对民国的文人圈子,以民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社会主流文化群体的关系发展变化与人情脉络为主线.是目前第一部最集中地呈现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等民国著名人物在成长、成才、成名过程中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境遇与遭遇、爱恨与情仇、交游与交际、是是非非与恩恩怨怨的著作,可以作为历史、文学爱好者认识、考察、研究民国社会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读者可以通过对这些人的了解,深刻领会过去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和变化发展,同时帮助我们认识自身以及当下的中国社会。
长期以来,课本教材中的只字片言,使得那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风云人物大多湮没无闻。或成为一个简单的符号。或只是一个模糊的名词,甚至消失殆尽。
《那些年情依何处--民国十大才子的恩怨纠葛》作者(韩海)努力打捞民国那些记忆,还原才子的那些真人真面一
他们,比一般人有着更美好的理想与期待,也比一般人有着更多的失望和痛苦。
他们,有着与今天的才子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
他们,还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那些年情依何处--民国十大才子的恩怨纠葛》将民国那些才子的风骨和气节勾画得形神兼备,满足了我们的文化怀旧口味。这本书的意义,不仅仅是提供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还应该是激起我们想去守护那个时代应有的光荣和辉煌,进而丰富我们当下的精神家园。
梁启超:
风雨如晦,走向共和
1.英才出处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一耕读之家。其家世代务农,到其祖父梁维清“始肆志于学”,成了一名秀才。
梁维清两岁时母亲去世,除他之外,其他兄弟七人,都是继母、庶母所生。父亲去世兄弟分家时,有人说嫡子可以多分得一些家产,但梁维清却坚持与所有兄弟平均分配。梁维清一生热心公益,常为贫苦人家进行义诊。
梁维清也曾希望几个儿子能够博取功名,但即使连他最钟爱的幼子(他的第三子、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于是,他便把希望寄托在孙子的身上。而在一群儿孙中,梁维清最疼爱梁启超,也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身上,梁启超两三岁时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梁启超在跟祖父和父亲一起生活、学习的19年里,不仅从祖父那里学到了书本知识,还深受祖父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
1884年,年仅11岁的梁启超第二次到广州应考后便考中秀才,广东省学政叶大焯惊异之下,把梁启超等几个童子秀才找来面试。叶大焯对聪明灵机的梁启超特别喜爱。在梁启超的主动要求下,叶大焯还为梁启超的祖父提笔写了一篇祝寿文。在文中,叶大焯盛赞梁家教子有方,梁启超聪颖智慧,前途不可限量。当梁启超带着主考的这篇祝寿文回到老家后,梁维清喜极而泣,把这张祝寿文在家中高高地悬挂起来。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虽然没有中秀才,但也是一位饱读之士,在梁维清病倒后,教梁启超读书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梁宝瑛为人正直、中规中矩,对梁启超管束一直很严。梁启超的母亲也出身书香之家,其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其人知书达理,对梁启超也管束很严。她一共生有四子两女,梁启超是长子。她在生最后一个儿子时,因难产去世。
1889年,梁启超考中举人。1890年,赴京参加会试,未中。1895年,参加会试再次落榜,此后,他便放弃了科举的念头,全身心投入变法大业。
2.梁启超与康有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梁启超一生多处于政治社会大变迁的风口浪尖,是时代变化的第一参与者和见证人,一生交友甚广,树敌也多。
1890年春,在同学的引荐下,年仅17岁便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的梁启超拜已32岁还未中举的监生、“南海先生”康有为为师,一时间在学生中引起轰动,引得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很快便“人满为患”。为什么已经是举人的梁启超还要拜仅仅是监生的康有为为师呢?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康有为的“有为”二字。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银塘乡的一个官宦世家。康家世代在官府做事,康有为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有为高祖康辉,曾官拜广西布政使,诰封荣禄大夫;曾祖康式鹏曾于乡里讲学;祖父康赞修曾任连州教谕,亦为一方名士;叔祖康国器官至广西巡抚;父亲康达初曾为江西知县候补。
康有为是家中长子,6岁时师从简凤仪,7岁时就能作文,一时被乡人称为“神童”。但康有为却并不以此为傲,而以圣人为榜样,不苟言笑作老成状,故而亲友送了他一个“圣人为”的雅号。
11岁时,因为父亲康达初去世,康有为便到了连州跟祖父康赞修读书。在祖父的悉心培养下,康有为诗词文章大有长进。3年后,回多自学,博览家族中的藏书。
尽管康有为自幼聪颖努力,但他的科举之路却并不平坦,31岁之前,屡次乡试不中。
19岁时,康有为娶妻张氏,同年祖父去世。此后,康有为决心暂时谢绝科举,而投入粤中大儒朱次琦(1807年1881年,人称“九江先生,,)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
朱次琦对康有为的影响很大——康有为自述其“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旧学,自此始也”,“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康有为也因为藐视韩愈等文坛星宿而被同学们呼为“狂生”。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后,在西樵山白云洞独自读书养性,静坐自悟。不久,翰林院编修张延秋同几位文友游西樵山时,与衣履不整而傲气十足的康有为发生了争论,不过争论归争论,彼此都对对方还是很欣赏的。张延秋回去后,逢人便夸康有为是一位谈吐不凡的“异人”。康有为也写了信给张延秋,从此,二人结成忘年之交。通过张延秋,康有为开始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有优于封建社会的地方,开始把目光投向西学。据说康有为曾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
1890年初,康有为举家迁到广州,在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后,开始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在廖平的启发下,康有为后来完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的两部奠基之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P1-3
很久以来,一直对近代变幻莫测的民国时期的众多名人、大师们的人生感到困惑,不知道他们的一生究竟怎么样发展的。他们是在怎么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又如何成名?他们和哪些人是朋友,又和哪些人交恶?他们和哪些人是一派,又和哪些人是敌人或对手?他们喜欢什么,又痛恨什么?他们在历史事件里的所作所为又有哪些?……对这些问题,我曾经找遍群书,却只见得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录,而没有看到一本系统讲述这一群大师、名流们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著作,民国的人物和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最后依然好像是夜空里的群星,看起来那么不相干地孤傲地闪烁着光芒,吸引着我去探索。
从2012年9月着手创作这部专门讲述民国文坛人际纠葛的图书至今,本人购买和借阅了近百本参考资料,查看资料逾千万字。其中,为了彻底全面地了解胡适,于2012年年底购买的一本由朱洪教授著作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大传(上、下卷)》就达100多万字,并且将其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看了有三遍之多。
不仅查找资料是一项令人头疼的事情,即使是如何把这些人物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如何安排书中的章节等问题,也颇费周折。三思之后,决定将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王国维、苏曼殊、周作人十位在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社会公认的文坛大才子,作为最典型的人物进行梳理,以比较完整地呈现民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文化精英们的发展变化与人情脉络。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本书的名字中“恩怨纠葛”四字成为了一种广义的“恩怨纠葛”。因为这些文化精英作为当时社会的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们喊出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他们的爱恨情仇也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将他们集中起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发生在他们个人、家庭间的·。恩怨纠葛”,无形中也影响、投射和扩大到了政见纷争、文化派系之争,以及对列强的仇恨等广阔的时代大层面上。
本书为了最深入、最系统地呈现才子们的成长、成才、成名过程中的境遇与遭遇,家仇与国恨.私情与幽怨,交游与交际,默契与分歧,是是非非与恩恩怨怨,本书特将人物进行分开阐述,虽然是分开阐述,但本书重点仍是放在人物之间关系的考察,因此人物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内在的联系的,读者只有在阅读了全书之后,才能够对那个时代、那个群体有个整体而清晰的认识。另外,在本书的叙述方式方面,则以真实为第一准则,文艺创作为第二准则,力图打造出一部民国历史、文学爱好者认识、考察、研究民国社会的参考书,故而对于一些传闻之类的事情或避开不谈,或保持最低调求证的手法加以处理。最后,在对人物的评价、褒贬的倾向上,也尽量保持以最质朴的态度来对待,只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依靠自身去鉴别和认清其中的真伪、善恶、美丑、优劣等。
尽管本书篇幅不长,选择的传主不多,但文字之间却涉及了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名流,读者可以以这些传主去对照那些在书中出现的,只是点到为止的其他人物,如叶圣陶、陶希圣、李公朴、罗隆基、康有为、孙中山等同样声名显赫的作家、社会活动家、名人,从而通过对本书传主的了解,观一叶而知秋,深刻领会本书所要传递的深层次信息。